北京——2012年，卢秋梅生下女儿几个月后，当地官员来到她家，对她说，按照规定，她需要在体内放置宫内节育器（简称IUD）。
三十多年来，这一直是中国的国家政策。宫内节育器是政府限制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最重要的工具，几乎所有的新母亲都被要求放置一个。
这家医院有关怀孕的资料。政府现在试图增加人口，开始为数百万女性提供免费摘除宫内节育器的服务。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为政府提供的摘除宫内节育器的服务进行辩护。
曾任广告主管的卢秋梅认为，这种要求对她的身体是侵入性和侮辱性的，而且具有潜在的健康危害。然而，像她之前的亿万中国女性一样，她也去国有医院挂了号，看了一位妇科医生，放置了一个节育器。
如今，在放弃了一胎政策一年多后，政府想用免费取出IUD的方式来补偿卢秋梅和数百万像她这样的妇女。但是，政府采取的这点举措不带有任何道歉的意味，这引起了人们充满质疑的愤怒。
“这个不应该有的东西，然后现在又把它当成一个全民的福利来弄，”在东部城市临沂的家里接受电话采访时，36岁的卢秋梅对政府的做法嗤之以鼻，“自己打自己的脸。”
虽然在其他地方，IUD通常可以在门诊室里取出来，医生只需用上面带的小绳儿将其拉出即可，但是在中国，取IUD常常需要手术，因为中国大多数IUD的设计或改造是为了让其更难取出，有些IUD上的绳子很短，有些则根本不带有绳子。
许多中国女性一想到政府要再次插手她们的私生活就感到恼火。而且对许多母亲来说，政府的这个提议已为时过晚，她们已不可能考虑生第二个孩子了。
“因为在这样看来的话，其实就是人家把你弄伤了，然后帮你把伤口补好，”25岁的张忻天说。两年前，在东部省份浙江，她眼看着自己的母亲为了把子宫内放置了二十多年的IUD取出来，进入了手术室。
在中国，妇女通常在分娩后不久就会放置IUD，同一个IUD会一直放置到绝经期为止；而在美国，最常用的IUD通常被认为具有10年的有效期。中国用的宫内节育器提供更长时间的避孕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要求妇女在生了一个孩子之后放置宫内节育器，在生了两个孩子后做绝育手术。那些拒绝这样做的人冒着子女无法在公立学校读书、无法获得医疗保险的风险。拒绝这样做的公务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则会失去公职。
据官方统计，从1980年到2014年，共有3.24亿中国妇女放置了宫内节育器。有1.07亿女性做了输卵管绝育术，又称女性结扎。地方官员评政绩要看他们是否完成了计划生育的指标，这导致一些官员下令对拒绝放置IUD或做绝育手术的女性采取强迫的做法，也出现过强迫堕胎的情况。
去年，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把独生子女政策扔到了共产党废弃教条的垃圾堆上。在没有一点表示遗憾、或承认可能犯了错误的情况下，共产党一改惩罚夫妇生育二孩的做法，转向鼓励他们繁衍后代。
为此，一名官员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未来三年里，有1800万符合条件的妇女可得到免费取出宫内节育器的手术服务，以让她们能够生育二孩。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妇幼司副司长宋莉说，“我们国家从法律、从经费、从服务体系等方面为群众获取免费取环服务提供保障。”
但是，这种令人晕头转向的政策反转、家长式的态度，以及一点都不承担责任的做法，在一些人看来太过分了。在新闻发布会后的短短几个小时里，互联网上充满了愤怒之声。
深受欢迎的专栏作家韩浩月在一篇发帖中写道，大规模地在女性身体里放置宫内节育器“是一种非自愿的强迫性的残害行为，现在又以送服务的说法免费予以取出，在新闻节目中反复播出，觉得是给千万受残害的女性送福利，脸皮之厚，天下无双”。这个帖子已在中国版的Twitter——微博上被分享了近3000次。
多年来，许多中国妇女已开始憎恨宫内节育器，这种节育器是放置在子宫内以阻止受精的。莫言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公民，他的小说《蛙》中的主角为强制放置宫内节育器实施恐怖统治，试图抓捕那些偷偷将其取出的妇女。
在中国大陆，放置宫内节育器俗称“上环”，其字面意思是“放上一个环”，环是指曾经用低成本的不锈钢做的那种，尽管这种环引发并发症的机率更高，但在十多年里，它曾是政府最喜欢用的节育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环被更安全、更有效的宫内节育器所取代。
据中国的妇科医生说，中国女性用的宫内节育器原是要无限期地使用下去的，必要时可用手术取出。
作为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部分，马萨诸塞州温彻斯特医师协会的妇科医生格洛丽亚·库尔塔(Gloria Korta)博士曾在2001年参观过中国的医院，她说，虽然在子宫内长年放置宫内节育器有感染的危险，但这种危险并不大。
或许是因为出现了与早期型号有关的问题，中国现在依然对IUD于女性健康的影响存在普遍的担忧。2012年，门户网站腾讯网发布了一个长篇报道，称“由于手术粗糙、卫生条件差等原因，上环严重损害了一些妇女的身心健康”。
知名纪录片导演、63岁的艾晓明表示，包括她自己在内，许多女性从来没有被告知放置IUD后会出现潜在的并发症，需要定期进行检查。在摘掉IUD的手术失败后，她不得不切除了自己的子宫。
“在中国政府的眼里，妇女是劳动力。”艾晓明说。“如果国家需要你生，你就生。不需要生，你就不生。”
即便在一胎政策废除之前，如果一些女性主诉自己出现并发症，政府也允许她们摘掉体内的节育器。包括张忻天的母亲在内，还有一些人未经允许私自摘了环。她们付钱给富有同情心的医生做了摘除手术。
但研究一胎政策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社会学教授王丰表示，政府似乎准备在更大范围内摘除宫内节育器。
“他们在估计人数，有多少人需要做手术，就好像是又一个政府项目，”他说。
政府急于这么做，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越来越担心中国人口出生率剧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个数字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低之一。201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平均生育1.05个孩子，远低于超过2.1的人口替代率。
考虑到将来中国会有更少的年轻人赡养更多的退休人口，学者对一场正在逼近的人口结构危机发出了警告。但许多夫妻对生二胎没有兴趣，有些是因为潜在的费用，有些则是因为年龄原因。
35岁的曹翠花是中国中部省份安徽的一个餐馆老板，也是一名9岁男孩的母亲。她说她不打算摘掉节育器，因为她和丈夫养不起更多的孩子。
“看到别人都在生，有想过。（但是）经济不允许。”她说。“国家让生二胎的话，估计有点迟了。”
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研究中国人口统计的科学家易富贤表示，中国能生二胎的女性有一半都在40岁或以上。
“大多数人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易富贤在邮件中表示。“一方面目前生育意愿极低，因此中国政府实行免费手术，也无济于事了，对生育率影响甚微。”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为摘除IUD的服务进行辩护，表示政府也会支付输卵管复通手术和男扎复通术的费用（这类手术更加复杂，批评人士表示中国大多数医院不具备做这类手术的条件）。
北京和睦家医院妇科大夫达利奇·马里奥特(Dalice Marriott)表示，宫内节育器在体内放置太久，会有“嵌入子宫壁”的风险。“这样去除手术就困难得多，”马里奥特说，并表示手术还可能导致出血、感染或损伤子宫。
在被问到对政府去除IUD的措施引发公众强烈抗议有什么看法时，毛群安回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没有刻意强调它是一种福利。”
中国知名性与家庭问题学者李银河为政府的举措进行了辩护，坚称人口控制措施“不是拿女性权利当靶子”。
“国家不搞这个的话，不仅对男的不利，对女的也不利。”她说。“妇女牺牲自己的生育权是为中国整个社会做出牺牲的。”
但许多女性希望政府能承认自己最初的政策是错的。“对于对妇女这一块，他做的太不人道，太没有人性。”临沂两个男孩的母亲、35岁的徐大丽说。“你国家为什么去强制每个妇女去上环？那你当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没有考虑你对每个妇女她的身体的伤害？”
黄瑞藜(Sui-Lee Wee)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