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 中国特色（３）：好字当头 vs 真字开道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中国特色（３）：好字当头 vs 真字开道　

前面一帖讨论了儒道两家都缺失希腊哲学所赖以建立的“是”与“真”，并说明这一现象其实是春秋百家都有的问题，所以春秋百家的兴盛其实就是东西分野之时。这一说法显然与国人传统的看法不同，因为国人反思中国的落后时通常都将春秋百家时期视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顶峰，只是独尊儒家扶错了人，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愈演愈烈的三纲五常、等级制度、痴孝愚忠、读书做官、上智下愚、等等，竟至帝王专制往复循环，社会发展走入死胡同。所以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传统。这一思路到了４９年后发展到极端，但是中国并没有通过推翻传统就因此发达起来。

这中间的道理说穿了并不难懂。因为在社会的制度设计出现法治社会以前，国家的统治权力尽管都是通过暴力获得，但都还需要信仰的支托，它是使制度获得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否则暴力必定无休无止。所以不管君权是“天授”还是“神授”，政教（教即信仰）合一是普遍的制度形式。在中华帝国就是主要依靠孔子的儒学和后来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后的“儒教”与政权的合一来实行统治，成为中华政治传统，一治一乱地反复循环。待法治社会出现后，一旦传统被打破，制度要么转向法治社会，要么以新的信仰取代被推翻的传统，实行新的信仰和政权的合一。后者恰恰是４９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即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仰取代传统信仰形成了新的政教合一，而不是转向了法治的社会制度。这种情况在８０年代以后又进行了一次企图以传统帝国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变，还是没有实现真正的政教分离来建立法治社会。但由于大陆过去对于传统的破坏过烈，加上大规模实行市场经济，所以现有的政教合一的程度不可能回到早先的传统社会，表现为缺乏坚定的信仰和政权的合一来支持统治权力。

传统的破坏和恢复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我们都知道文化不是通过基因来传递的，所以文化传统只能通过“教化”来传承。所谓“教化”，我的理解就是施教一方的言传身教加上受教一方的身体力行。来自一个大脑的文化创造要成为传统，必须首先成为大多数的共识，再经过教化来传承，在自然条件下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假以时日才会实现。一旦实现，传统便有了雄厚的基础，要把它彻底破坏掉也必然有一个渐进过程。这不同于现代社会里依靠传媒的快速传播形成的“时髦”那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所以，大陆自民国肇始起就开始的反传统，其中既包含了文化上的自我主动清除又包含了外来文化的冲激荡涤，１００年下来不能不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过，若比较今昔国人的思维方式的话，恐怕还是会有很多“似曾相识”之处。其中道理留待后述，先回到前面的话题，

谈中国特色，当然是谈中国的不同人之处，所以一定免不了要比较别人的不同，也就是要谈别人的特色。前面说了中西分野始于春秋百家，希腊人把学问的基础明确地建筑在理性思维上，首先定义“是”，要从可以清晰定义的对象上求得真实的知识。而诸子百家却没有这样的认识，既没有“是”，也没有客观的真和逻辑的真的概念，不仅孔子著六经不用一个真字，连他的弟子为他写的书里也无一真字。为什么这种差别就一定会造成后来中西文化的截然不同的走向，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这个问题需要从认知过程来理解。

思维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判断，并以结果作为下一阶段的思考的转折点。好坏判断、真伪判断、美丑判断是最为重要的普遍使用的三大判断，并由此衍生出更多的从属判断。好坏判断（包括善恶判断）属于价值判断，是主观判断；真伪判断属于存在判断，是客观判断。而美的判断则属于更高一层的在感觉和知觉两方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的判断，在希腊人眼里真就是美，无真则无美；而在汉人那里，好／善才谈得上美。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正是由于前面说到的两者的分野：希腊文化以理性为先，求真第一，真字开道；汉文化以感性为先，求好第一，好字当头。所以，以希腊文化为源头的文化对于知识必先证其真实性，不真的东西即是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意义的，没有对其再作任何判断的必要。汉文化则凡事先判断其好坏、善恶，一个坏的东西即使是真的也还是坏东西，既然追求好／善是人的普遍愿望，坏的东西自然是无用的东西，还有什么必要去深究它？所以希腊人认为美就是真，汉人认为美就是好（善）。

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别衍生出一系列的差别。我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下面几点：

１、西方文化的早期的研究对象是自然，因为只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后来还包括人的身体）才是可以定义的。（弗洛伊德的伟大在于他是第一个建立了一种方法，从此可以将人的心理作为研究的对象。）正是从这里开始，希腊人注重建立系统逻辑，强调理性思维的力量，在了解自然的基础上（自然律）规定人的社会道德，逐渐发展为对于自然的征服，并进一步理解自然力和个人自由的关系，最终用“自由是人的目的”的思想来设计社会制度，并不断了解和征服自然，形成了现代人类的“演进”的文明。

２、古代中华文化的注重对象则是人的行为，强调具体的行为的好坏、善恶是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而自然不过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无情无义的东西，所以不是我们要去理解的对象。因为好坏判断是主观判断，没有客观标准，所以思考必须是以自身的感觉对照权威的标准才有意义，因此“圣人”（或“圣人”的替代权威）是思维中不可缺少的参照物，而不是将“逻辑真”作为推理正确性的检验。一旦缺了人的权威，古人思维的取向就是首先确立一个新的权威（包括“代圣人立言”），否则整个社会必然陷于混乱。理解了这一点，我们自不必奇怪为什么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有对于系统逻辑的需要，也不难理解即使汉人从印度引进了逻辑学以后，直到乾嘉学派能够娴熟地玩弄逻辑时，也没有建立过自己的系统逻辑。

３、西方文明如果只靠希腊文明，那么必然会有对于人的行为关注不够的问题。西方人的幸运还在于他们还有与希腊文化相冲突的如汉文化一样关心人的行为的希伯拉文化。不过希伯拉文化和汉文化的不同在于前者创立了高度抽象的一神教，后者却没有真正发展出宗教，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汉文化的抽象程度不够，有太多的“意会”（它不是抽象，而是模糊），―――恰如孔子对于人生终极问题的回答“不知生，焉知死”那样，没有清晰的逻辑追问。

这些不同又是如何影响到人的道德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看几段明恩溥对于中国人的批评：
―――谈话中间突如其来的、难以察觉的跳跃，没有事先的提示，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从一个人物转向另一个人物，从一个世纪转向另一个世纪，这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任何惊异可言，．．．．
―――．．．．普遍存在的习惯：把事实当作原因。例如当你问厨师“为什么面包里没放盐？”他的回答是，“我们向来不在面包里放盐。”“你们这里有这么多冰，为什么不在热天用来冷藏食物到冬天吃？”“我们这里向来不这样做。”
―――当你问，“你来多少天了？”回答是“有几天了。”

明恩溥抱怨的是，这些例子表现出中国人思维的逻辑混乱（实事真和逻辑真的混淆），可是他不知道，回答他的问题的人或和他交谈的人对于自己的回答或改变话题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好，同时，那个回答老明问题的老中多半还谦卑有礼，态度极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