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 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 (8)

作者:light12  于 2015-10-9 04:24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

关键词:中国

河边 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 (8)   时间: 08 10 2015 16:45
作者:河边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 (8)

回头看了一遍已经写下的本系列,感觉写得散乱啰嗦,除了自己的文字能力有限外,还因为每贴都是随写随想,尽管认识早已有了,但时间拖长了,中间就会添入新的想法,加上本来就不过是想要表达自己的看法,没有严格的计划,所以就免不了上面的问题,请读者见谅。我会尽量将讨论集中在政教分离、国民教育、国家统一这三大问题。都是一家之见的网上交流,欢迎批评。

前面一贴简单讨论了汉文化的政教合一的建立和特点,以及政教分离在中国的最早的尝试,并提出模仿美式民主制度是民国共和失败的重要原因。美式民主的特点和问题我在《谈谈美式民主》一贴里简单介绍了,关键在于美式民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权力制衡,但是这一制衡的问题不在于理论上是否行得通,而在于实践中当议会和总统这两大权力都不愿妥协的话政府将如何运转。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对于初涉民主的人们来说是难以逾越的一道坎。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妥协是极为重要的民主精神,缺乏妥协精神的中国人没法实行民主。这种看法我也曾经深信不疑,但这种深信不是来自深入的思考,而是来自对照美国的政治实践以及书本上的说教。某夜睡醒了才突然想到,民主靠着妥协才能运转其实是谎言,道理很简单:如果冲突各方能够通过妥协解决问题的话还要投票干什么?人们间的冲突常常不能妥协,解决方法如果是以强凌弱便是霸权,依靠的是暴力,必然导致专制;如果通过冲突方约定的非暴力方式,例如拈阄、投票等来解决问题,就不属于暴力,没了暴力专制就没有了基础。但没有暴力的话,就会有涉事方不接受不利于自己的解决方案的问题,也就是“毁约”问题,自古就有,是个难题。这个难题不解决,社会秩序的维持就只有靠专制,而现代民主制度其实就是针对这个难题的一种不同于专制的解决办法。

因此,要实行现代民主制度,首先要制定对于所有成员有同等效力的法律,在此基础上将投票结果定性为与法律等效,用暴力强制实施法律而不是用暴力直接压迫个人投票,也就是把暴力用在按法律获得关于冲突的解决办法之后,而不是获得解决办法之前。这样一来就把暴力强制变成了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同等强制,化解了暴力对于个人的强制问题,个人因此不再感受到针对自己的强制,此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实质上民主社会的社会秩序还是必须要通过暴力来维系,这个过程叫做法治,法治的本质是“公平施暴”,而不是无暴力。比较之下,如古代中国的法家那样延续至今的法制虽然也制定法律,但是那是按照强权的旨意制定的法律,规定人们在发生冲突时如何达成解决办法,然后再继续用暴力强迫执行依赖暴力达成的解决办法,这样就把所有的冲突的解决都交给了权力,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立法当然没有公平可言,所以法制的本质是“不公平施暴”。

因此民主和专制都只是手段,目的都相同:维护社会秩序,都要依靠暴力,差别在于施暴是否公平。香港在英国统治下的后期随着英国政治的进步,虽然没有民主选举,但社会秩序的维持基本是建立在“公平施暴”上,所以社会稳定,道理就在这里。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建立“公平施暴”的机制,民主选举完全有可能带来灾难,因为民主毕竟是手段,维持社会秩序才是目的。(维持社会秩序之所以是目的的内在逻辑已在本文前面关于“自由是人的目的”的论述中论证过。)投票不是难事,但如何投票(例如防止贿选、恐吓等)、如何动员选民、如何保证公民在金钱面前有平等的机会、等等,都需要完善,也都只能一步一步地在实行中完善。

民国开初依照美国模式选择了总统制民主,但是却没有提供当双方出现僵局时的法律出路。那时候大家都不懂这中间的奥妙,都倾慕美国民主的优越性。革命派(国民党)通过临时约法将未来组阁权已经事先安排在自己手里,----因为当时北洋派(袁世凯)只有武力与民意的优势,并没有政党。结果两方的冲突愈演愈烈,等到国民党的总理候选人宋教仁被刺杀后,整个共和实际上就走进了死胡同,民主尝试的败局已定。这一首次民主尝试的失败对于国人的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十分长远的,甚至可以说它就此改变了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走向。我们首先看它对于中国启蒙运动的影响。

一、传统信仰的两元性

我们现在都知道现代化需要有启蒙的支持,启蒙就是用新的认识替换旧的认识,为改革提供认识基础。那么,到民国共和失败时,中国的启蒙与改革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从1905年7月袁世凯联合张之洞奏请实行立宪到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民国共和失败,历时几近十年。这十年中国政体的改革至今仍然要算有史以来最为剧烈最为彻底,而改革的根据是必须学习西方的民主,去掉中国的帝王专制。从立宪到共和,走的就是这个路子。因此中国启蒙的初期就是批判与改革专制制度。

毛泽东曾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总结为“两千年都行秦制”,我以为这话道出了中国政教合一传统的一个方面。为何这样说?因为前面说过,中国以儒学为信仰基础的政教合一是到六世纪隋朝建立科举制度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秦制”中并不包含儒家信仰,说“两千年都行秦制”因此并不准确。到清王朝开始实行立宪改革时,中国真正实行的是儒法合一的政治信仰,用传统的语言说是“内王外圣”,现代则说它是“里法外儒”。摊开来说,就是统治者一方继承和奉行“秦制”的以“人性恶”为基础的严刑酷法专制(法家),此即所谓的“内王”;同时皇帝要做“明君”,万民要相信“人性善”基础上的五常和忠孝(儒家),用它来规范个人的行为,一切盼望就在“圣上”(被圣人统治),此即“外圣”。

这样一套的两元信仰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早在秦奉行法家之前儒法两家就是主要的两大对立派。到底仁政还是酷政是治国的最好办法,儒家有周以前的尧舜禹“三代”为代表,说明复古才是正道。但是儒家的“人性善”作为儒学的根基却缺乏绝对真理性(圣人不是绝对的神),所以还必须有人的等级差别才能自圆其说。不过,既然“唯上智下愚不移”,那么“人性恶”当然就是可能的。荀子背离儒家正统,提倡“人性恶”,然后才有他的弟子韩非子更进一步发展并系统化法家思想的可能。

董仲舒提议独尊儒家,其实是调和法家和儒家的冲突,因为皇帝没法只靠儒家思想而不实行法家提倡的暴力专制维持“家天下”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但是这一调和却缺乏一个机制,没法下达到民间,又经过几百年的摸索,直到等到科举制度建立后,才给儒法两家的政治理想都给了出路:两家合在一起治国。这样就形成了“外儒里法”的两手,逐渐演变成“说你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是也不是”的一切由权力说了算的个人专制,它的打破与建立都只有通过暴力进行。我以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基础,它通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进入统治权力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儒法并举因此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改造成“法儒”。

二、反法不反儒

回到前面的问题“到民国共和失败时,中国的启蒙与改革的特点究竟是什么?”。截至1915年,也就是民国共和失败时,中国估计共有大学(包括专科)20所,其中大部分(13所?)是外国人(主要是教会)办的。有这么多大学,当然就要有很多的中小学提供生源,可见西式教育---也就是现代教育---已经在中国初具规模,当然占人口比例仍然是很小,中式教育(主要是儒学)同时加在西式学堂里,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再从当时主要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以及改革的举措(包括革命党的口号)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到民国共和失败时,中国的启蒙主要是反对专制(法家)而不是反对儒家的忠孝。

从中国政教合一信仰的两元性来看,尽管儒法两家同源,且“外儒里法”的实施也把两家家改造了,但是儒家毕竟源头更长远,更合乎被统治者的心理结构,也是统治者向民众灌输的主要信仰,在日常生活里起着主要作用,所以还是有以“三代”为理想的旧儒家,或者说是“真正的儒家”。简单说来,就是中国传统儒学经过两千年的演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酱缸”,什么东西都被扔到了里面。你要说它坏,你可以找到无数证据说它臭不可闻;你要说它好,你也可以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地论证它的美轮美奂,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是直到民国共和失败之时,如前所述,对于儒学的批判并不多,批判的对象其实是法家提倡的独裁专制。

三、启蒙运动大转弯

再回头多说几句民国共和。现有的记载都说明,民国共和之初至少政府官员的情绪是兴奋乐观的,旧金山领馆在1912年2月16号在得知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后准备同时庆祝新政府的诞生与孔子2463年诞辰,这等于是庆祝有2500年历史的古老文明的新生,如何能不让人兴奋!没想到两年后民国议会就被解散,按照美国民主构造的国家制度走进了死胡同。

如果民国共和开始实行的就是议会制民主的话,尽管谁也无法料定它的结果,但至少袁世凯的机会就完全不同。但袁世凯不懂政党政治,国民党主导的临时约法要将总统制下的行政权力归到国民党,袁世凯当了总统才知道这中间的厉害关系,结果双方妥协不成,民国共和失败。对于这个结局,当时谁也不会去思想是否与所取的制度有关,对立双方都指责对方,都对共和失去了信心。但是社会制度还是要有,民主的手段行不通,只有另寻办法。办法在哪里?重回老路把皇帝请回来肯定不行,于是当时的保守派(即袁世凯派)提出的办法是新的“君主立宪”;革命派(当时还只是国民党)提出要扫荡阻碍实行民主的各种障碍;当然唯独没有人质疑是否当时的民主制度的设计有问题。对于美式总统制民主的质疑不要说100年前不可能,即使今天仍然是一个难题,因为美国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美式民主的特殊则是早有人觉得难以解释,托克维尔专门写了《美国的民主》,其中提出了很多美国独有的文化特征来解释美国民主的成功。

袁世凯不懂民主,但他是坚信国家必须改革的人,否则不会在1905年上书立宪,后来又主导了民国的一些列重要的改革。袁就任总统后,请了两个知名的外国宪法专家,一个是日本人有贺长雄,另一位是美国人古德诺(F. J. Goodnow)。这两位资格等等在此略过,单说两人分别于1913年的8月与12月发表了《观奕闲评》与《中华民国的国会》,都在对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立宪问题的意见。两人都一致认为仿照美式宪法的《临时约法》必须修改,都要加大总统权力,但古德诺的宪法是倾向于“总统强而独立”的共和国,有贺的宪法则倾向于采用共和的形式,行君主制的实际操作。(以上参见张启荣的研究。)对于中国的保守派和革命派来说,不用说保守派喜欢有贺的宪法主张,革命派当然反对有贺,但也不喜欢古德诺。

1914年以后,上述保守派和革命派的两种意见争论,开始是保守派占上风,因为不仅当时的很多著名中国学者(包括严复),甚至美国顾问都不赞同以临时约法作为正式宪法的蓝本。后来的发展大家都知道,袁世凯1915年底恢复帝制,成立中华帝国,实行君主立宪,三个月后失败,取消帝制。新的北洋政府希望继续原来的共和改革,革命派则继续要求“真民主”。

袁世凯不仅认为民主制难以实行,还认为中国在已有的改革基础上,恢复帝国制就必须恢复对于儒家的信仰。袁世凯对于中国建立法治的努力有卓越贡献,在当时专制已经名声扫地的条件下,他要恢复的帝制是去除了法家的效法欧洲王国的帝国,所以他只尊孔,并不是要恢复传统的“内王外圣”。袁于1915年1月颁布新的教育纲要强调儒学教育,1915年9月率百官祭孔,1915年底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

这中间国际上列强间的竞争逐渐将帝国主义推向顶峰,结果是不仅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爆发,列强对于殖民地的争夺也愈演愈烈。当年沙俄与英国在中东的争夺是今天中东问题上俄国与欧美交恶的历史渊源;亚洲新帝国日本昔日对于朝鲜的征服以及中国的发难是后来及至今天中日问题的祸根。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的兴起、中国面临的内乱外辱、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以及当时的西方优越感、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更多地了解西方、等等,这一切开始刺激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思考学习西方,认为有必要对于传统文化彻底批判才能走向现代化。袁世凯的恢复帝制以及之前的重新尊孔更刺激了对于传统儒学的批判,于是有了启蒙的大转弯:从学习和引进西方思想批判专制独裁,转为加上批判儒家传统。陈独秀后来的解释就是,“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以上是陈1919年的文字,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启蒙运动从此名为新文化运动。

一般研究都将1915年9月《新青年》的发刊定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实际上它是长期学习西方与中国所面对的内外变化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以为这中间的各项影响因素中,民国共和的失败所带来的刺激最为显著,因为共和失败让中国当时的先进人物开始思考:中国的前途不是愿不愿意学习西方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能力学习西方的问题。但日本人看到了中国转型的制度选择问题,美国人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并都告诉了中国人,中国人为什么看不到这个问题?

我以为中国人看到了上面的问题也会视而不见,因为当时中国的先进人物已经不只是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而是已经开始陷入恐惧之中!用胡适的话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所以“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用陈独秀的话说,“而我之青年何如乎?…..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乎一无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

可是,儒学尽管事实上是落后的学问,但是全面批判否定儒学在我现在看来则是另一场灾难的开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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