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瑞典还有一个特殊隐患——移民问题。我在前文说过，我最喜欢瑞典的，是该国人民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多年来，瑞典一直是接纳外国难民最慷慨的国家。根据瑞典统计局（Statistics Sweden）提供的数据，2012年，瑞典接纳了43，900名来自叙利亚、阿富汗、索马里等国的难民，比前年增加了50%，使得瑞典已经变成叙利亚难民在欧洲的主要庇护所。这一趋势至今有增无减。如今瑞典的9百多万人口中， 15%的居民是第一代移民，5%的居民是他们的后代。这还没有把非法移民计算进去，而非法移民已给治安带来了严重问题。今年年初，警察局为寻找非法移民，曾在街上随机拦住外国人模样的人，要他们出示证件，这一举措却引起了本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认为这完全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
然而“升米恩，斗米仇”，好心未必有好报。今年5月13日，警方射杀了一名嫌疑人。死者是葡萄牙移民，却被误传为“非白人”。消息传开后6天，斯德哥尔摩发生种族暴乱，来自索马里、厄立特里亚、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数百名青年暴徒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放火焚烧车辆和建筑物，以石头袭击警察、医护人员、救火人员。暴乱发生后，警方采取奇怪的“不干涉”态度（这是警方发言人说的），致使暴乱持续了一周多，并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其他地区去。直到当地居民忍无可忍，自发组织了队伍上街弹压，才用“人民战争”把暴乱镇压下去。
这种事，发生在洛杉矶不足奇，发生在伦敦、巴黎也不足奇，但发生在那“天堂”中，对我来说就是晴天霹雳了。更令人深思的，是“社会主义”与“移民”是否兼容的问题。
事发后，瑞典的左右两派都有说词。左派说，这是中右政府上台后削减福利、降低税收导致急剧贫富分化的恶果。如今瑞典已经成了OECD国家中不平等度增长最快的国家，因此制造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次暴乱就是对这一政策的惩罚。而极右派则归咎于瑞典的移民政策。
有的论者则认为，移民问题凸显了某些政策的不合理性。为了保护工人既得利益，瑞典劳工法规定的最低工资太高，等于人为提高了就业门槛。而且，企业裁员时必须先裁去最新雇佣的人，实际上对有一定年资的员工实行了终身雇佣。这结果就是新移民由于语言障碍和/或缺乏技能而无法找到工作。所以，尽管全国平均失业率为8%，但在瑞典土著中只为6%，在移民中却高达16%，在25岁以下的移民中更高达32%以上。
这结果就是令新移民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成了边缘族群。尽管衣食无忧，免费住在政府在六七十年代实行“安居工程”建造起来的相当不错的公寓楼中，他们仍然愤愤不平，觉得受到了种族歧视。有位被采访的来自阿富汗的暴徒说，瑞典确实给了他在本国无法设想的待遇，但他仍然感受到无时无地不在的种族歧视。
在我这局外人看来，这分析相当客观公允。令人沮丧的是，这种被动或主动的边缘化的趋势似乎无从逆转。尽管教育是免费的，有许多新移民的青少年并不去上学，而是呆在本族人聚居的社区中看本国语电视，顽固地保持“文化近亲繁殖”。这结果便是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稍具技能的工作，遑论整合入移居国文化中。政府为鼓励生育发放的儿童津贴又变成了失业父母的生活手段。他们的孩子自然只会遵循父母的道路，靠救济过完一生，并生出更多的孩子来。这远期结果就是，哪怕瑞典现在停止接纳移民，失业人口也只会越来越多，而社会主义也终将垮台。
必须指出，这并不是瑞典面临的特殊问题。如Light网友说的那样，在美国，有的人什么也不用做，光生孩子领津贴就是了，他的一位房客竟然生了9个孩子。相比之下，中产阶级为了确保生活质量，或是累到丧失了性欲，自然要在这场“生育竞争”中败下阵来。看来，这才是社会主义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移民造成的最大问题，还是它有沦入恶性互动的可能。种族主义在瑞典历来没有什么市场。尽管纳粹把北欧人捧成“主子种族”，瑞典人也并未被冲昏头脑。即使是在纳粹席卷全欧之时，国家社会主义（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种族社会主义”）在瑞典也没有什么市场，与挪威完全是两回事（即使在挪威，吉斯林的党当年也从未进入国会，他本人是纳粹扶植起来的傀儡，但瑞典就连那种全国性的组织都没有）。
然而近年来这传统却有被打破的危险。极右的民主党过去从未在大选中获得国会议席，却在2010年瑞典议会大选得票5.7%，首次进入国会，取得20个议席。在这次骚乱后，许多瑞典人被“种族歧视”的指控激怒了，反而转为认同该党的反移民主张。如果种族问题持续下去，瑞典发生“挪威化”，极右的瑞典民主党变成挪威极右的进步党那种有问鼎实力的大党完全是可以想象的。这种阴暗前景，不能让我这个新移民脊梁发凉，英文所谓send chills down the spine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