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结束三年之后，毛泽东就已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代表团会谈时就说：“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该打，后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
60年前，人们以意识形态为理由发动这场战争，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半岛交锋三年多，换来只有无数死伤与几乎不变的边界，以及——本属同根的两国长达60年的仇恨。
60年前的朝鲜战争，严格地说，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朝鲜发动的南下“统一祖国”的战争。第二阶段才是中国参加的抗美援朝战争。现在先从朝鲜战争的发动谈起。
按理说，发动朝鲜战争应该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决定的事，但按当时还存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规矩，则必须得到斯大林的批准。而斯大林在二战后所极力避免的一件事，正是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引发苏美大战。在朝鲜问题上，他也担心美国直接干涉，所以对金日成多次提出武装统一的要求，都一直没有同意。然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的态度却发生根本变化，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他误以为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决定拉上中国，万一美国插手，可以把中国推到第一线。
金日成按斯大林的意见来找毛泽东，得到了支持。毛泽东除了和斯大林一样，对美国的意图有所误判外，还由于他始终坚守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并且有争当东方革命领导者的念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把延安当作指挥东方革命的“总部”。因处于秘密状态而不能回国的一些亚洲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就有不少滞留延安。如时任日共领导人的冈野进（野坂参三）就以公开的身份出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由被俘的侵华日军人员组成）校长，并代表日共在中共七大上公开致词。单是我所在的延安俄文学校，教员中就有越南、朝鲜、印尼等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他们都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从苏联撤到延安的，日本投降后均已回国出任重要职务。正是由于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情怀，所以中国革命刚一胜利就积极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金日成是从中国东北起家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有大量朝鲜人居住，成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朝鲜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人民的抗日复国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蔓延到了中国东北。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国人民掀起了反日怒潮，东北更出现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组成了遍布东北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后改编为统一的抗日联军（简称抗联）。朝鲜人的抗日复国力量多汇入各地的抗联。金日成就是从他的生长地吉林参加抗联的周保中部，最后升任为营长的。1938年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在关内占领区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东北抗日力量的清剿，致使公开活动的抗日武装无法立足，不得不分批退入苏联境内。后来，抗联经过整编，苏联把其中的朝鲜人独立出来，编成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部队。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并根据同美国的协议占领了北朝鲜。金日成也就率部回到北朝鲜，此后又在苏联策划下，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组成“内阁”，金日成出任“内阁首相”。同时也组建了朝鲜人民军。人民军虽然得到迅速扩充，但训练不足，更没有经过战争锻炼。所以他的骨干和主力就主要靠中国拨给的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三个师外加两个团。后来，中国还在辽宁为朝鲜设有训练基地，战争期间曾成十万人地帮他们训练新兵和俘虏兵。至于物资方面的援助，更是不可胜数，而且都是白送，事后分文不收。
还应指出的是，斯大林把批准金日成南下武力统一朝鲜的最后决定权交给了毛泽东；而苏、朝酝酿和决定发动战争，却有意对中国保密。什么原因，至今学界还是看法不一，只有一点无可争议，即表现了斯大林当时对毛泽东还缺乏充分信任（怀疑他是东方的铁托），金日成则是看不起中国和对中国怀有疑虑。
朝鲜战争的对打双方，一方是南韩和打着联合国招牌的美国及其追随者16国，参战军力120多万（包括韩59万余，美48万，其余为英、加、法、澳等），一方是毛泽东所说的 “三驾马车”苏、中、朝，参战兵力朝鲜26万、中国78万（一说135万）、苏联2.6万（主要为空军）。在苏、中、朝这边，首先是金日成急于以武力统一南朝鲜，一再要求斯大林批准，斯大林先是犹豫，后来才同意，但实际上还是以中国参战和苏联不参战为条件。中国的态度则是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后来更直接参战。所以，对朝鲜战争起关键作用的始终是中国。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金日成南下进攻，或者坚持先做解放台湾的准备而不进行积极援朝的部署（如在鸭绿江边派驻大批军队准备进朝参战），也许这个仗就打不起来。但是毛泽东由于坚持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这一过时的错误判断，以在亚洲推进革命为己任，决心在朝鲜战场上狠狠打击美国，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进行抗美援朝。因此可以说，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线而打起来的。
抗美援朝战争也给毛泽东提供了大力整肃国内被他认定的敌对势力和扫清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影响的大好机会。他认为，这是巩固革命政权所不可或缺的。所以，朝鲜战争又成为内政外交相互为用的毛泽东外交指导思想的一次大实践。
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
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是：志愿军虽然蒙受重大损失，最后仍只能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南北间的界线还得按停战生效时双方部队的接触线划分。结果，南方（韩国）在东边北进最远达50公里，北方（朝鲜）在西边只南进最多10公里，朝鲜反而丧失近3000平方公里领土。朝鲜也就是大体上保住了 1950年底1951年初头两次战役取得的战果，在联合国内则和中国一起，成为专指的被谴责对象。
抗美援朝最大的“得”，就是以志愿军的近百万伤亡的代价保留下了北朝鲜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这个国家政权大概只能消失了，与我国隔江相望的近邻则可能是大韩民国。为什么要抗美援朝，过去一直有个“唇亡齿寒”的说法。其实仔细想来，当时（上世纪50年代下半期）与韩国相邻，并不能说我们一定会受到多大的威胁，发生什么“齿寒”的问题。事后中韩关系的发展就证明了这点。
毛泽东也认为发动朝鲜战争是错误的
朝鲜战争结束三年之后，毛泽东就已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只是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头上。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代表团会谈时就说：“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该打，后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
9 月23日，他对也是来参加中共八大的米高扬说：“朝鲜战争根本错误，斯大林应该负责。”1957年7月5日米高扬到杭州通报苏共打掉以马林科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时，毛泽东又和他谈到朝鲜战争问题，还抱怨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
这说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承认抗美援朝不对，斯大林去世后在发泄一下他对斯大林的不满时，朝鲜战争也成为问题之一。但赫鲁晓夫认为，该负责的应是毛泽东。1960年彭真在各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就此同赫鲁晓夫吵了起来。赫鲁晓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就不会那么做。”彭真反驳：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毛泽东是反对打仗的……是斯大林同意的”。
事实上，无论是对于打朝鲜战争的积极，还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的消极，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面先谈朝鲜战争带给中朝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并从中国谈起。
中国遭到惨重伤亡。由于我方采取的是被称之为“人海战术”的办法，就使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遭到近百万人的伤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总结》里面，谈到我们先后出动的志愿军人数达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包括冻伤致死致残在内的减员人数达到 97.8万。另按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的人数为183108人。再加上负伤的38万多和被俘者，一共减员56.54万人。相比之下，美国的阵亡人数（名字被镌刻在华盛顿一面纪念墙上）为54246人。
严重损害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抗美援朝战争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原来局限于欧洲地区的冷战，一下子扩大到了亚洲，且激化为相当规模的地区性热战。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毛泽东离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好斗的大国，先后站到了反对世界头号和二号大国的第一线，这就是反对“美帝”和“苏修”，后来还加上反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所谓“反动派”（以印度尼赫鲁为代表），毛泽东也就担任了全世界反对“帝修反”的革命领袖。但这却使我国丧失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同发达国家和不少新兴国家进一步拉大了差距。
抗美援朝对于我国对外关系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主要是由于我们傲慢地拒绝了联合国的停战建议。美国得以煽动并联合大多数国家通过谴责我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我国为敌。为防止产生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同我国周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军事条约。这些又迫使我国不能不进一步强化对苏联的“一边倒”和对西方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我国被排除在大半个世界（主要是发达国家）之外，没能跟上世界发展步伐。
抗美援朝也耽误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连毛泽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过，没有抓住最有利的时机攻打台湾是 “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这是不能挽回的错误，是百分之百地错了”。他虽然没有说这是抗美援朝带来的一个后果，但人们心里都是明白的，将来的历史书也会讲清楚，决策者的责任是逃不了的。当然，攻打台湾并取得胜利给那里的民众带去的是福还是祸，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抗美援朝只有在军事建设上使我国收获巨大，人民解放军基本改装了。中国有上百个师都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改装的。按彭德怀的说法就是，原来我们是非正规的，现在正规化，变成正规军了。因抗美援朝，苏联在军事工业上对我国的帮助也很大。原来人民解放军用的多是二战结束前后的旧式武器，特别是缴获日本的武器。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能够自己制造的武器，最高标准也就是迫击炮。斯大林虽然只秘密派出空军参战，但却拿出大量现代化军事装备廉价（按半价计算）卖给中国。抗美援朝期间，在苏联帮助下，基本上解决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装备问题。我们连个子弹都生产不了，后来全军首次实现了枪械型号的统一，还开始生产坦克、大炮、飞机、导弹了。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作者：何方 原题为：抗美援朝的得与失本文为节选
1953年8月，南北对峙的真空地带，一名中国士兵正阻止美国摄影师拍摄。因为当时他们正在这里寻找战死士兵的遗体。
1950年9月20日，首尔市区作战的美军陆战一师士兵。
1950年夏，韩国南部洛东江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弗兰西斯·芬顿带着他的人刚刚击退了一次朝鲜军队的进攻，他们的弹药已经所剩不多。
1951年，韩国首尔附近，一名美军士兵要求几名中国战俘趴在地上保持不动。
1950年7月21日，韩国某地，一名韩国军警用手枪催促一个朝鲜战俘快速前进。
遭到枪杀的韩国平民的最后瞬间。资料显示，1950年7月，美韩军队在最初的败退前，曾在大田处决了约1800名政治犯。事件曾被列入绝密。
1950年9月28日，夺回大田的美军在当地监狱广场上发现了约400具双手被反绑的尸体。他们被朝鲜军队认为是“朝奸”在其撤退前被杀死。
1952年11月17日，韩国全罗北道，两名韩国军警展示他们砍掉的朝鲜游击队员的人头。大量朝鲜人民军士兵在1950年下旬的溃败中被成为游击队，联军一直努力将其肃清。
1951年1月27日，韩国阳智，朝鲜军队撤退时对囚犯进行处决。这名遇难者由于处刑匆忙尚留有一息，最终死于积雪中。
1950年底，中国边防警察从中国边境城市安东（今丹东）观望对岸朝鲜新义州遭遇美军空袭而燃起的大火。
1950年底，在“保家卫国”的宣传鼓舞下，中国某农村，农民青年集体参军。中国军队从1950年10月19日起大规模进入朝鲜，加入战争。
1951年5月6日，驻华北的中国独立11团举行赴朝参战前的动员。后排的士兵气氛似乎比较活跃。
1951年2月，安养前线，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在视察途中休息。他的胸前总挂着两枚手雷，他说这是遇到敌人“最后也最有效的手段”。两个月后，李奇微成为远东盟军总司令。
1953年5月18日，一处激战四天之后的美军炮兵阵地的弹壳堆放点。
正遭遇地毯式轰炸的地区。1950年8月16日，美国空军的B-29对洛东江附近的朝鲜军队集结地进行了这次轰炸。
1950年9月，一名美军陆战队员迅速离开公路上被炸瘫的坦克，躲避远处的朝鲜火力。
1952年8月10日，伤心岭附近，27步兵团的几名士兵守在一处坑道里。40码外就是中国军队的战线。
1950年12月，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撤退中的一名陆战队员。当被问起想要什么样的圣诞礼物时，他回答：“给我明天”。
1951年5月1日，首尔东北部的防御战中，美军89坦克营D连的坦克兵正在为受伤的战友进行急救。
1950年8月28日，一名美军士兵因为其战友刚刚战死而抱住另一名士兵痛哭。不远处的士兵自顾自地填写阵亡标签。
1950年12月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处医院内，一名乘坐轮椅的士兵在走廊里遇到了拄着双拐，同样被截肢的一等兵查尔斯·伍迪。
朝鲜前线，驻守散兵坑的中国机枪小组的一员刚刚收到后方传上来的家信，显得有些兴奋。
1952年底，五圣山地区，准备进行夜袭的中国士兵俯身躲避联军发射的照明弹的瞬间。
中国军队入朝初期，几名士兵正在领取物资，每人都背着多条干粮袋。最初入朝的中国军队几乎没有后勤保障可言，他们不得不携带尽可能多的补给。
中国士兵正在战壕里分食土豆。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初期取得了巨大胜利，向南推进的战线也给后勤补给带来很大压力。
中国军人在朝鲜前线的坑道里包饺子。在朝鲜环境恶劣的前线生活中，饺子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一名中国士兵正在从一枚未爆的美军航空炸弹中掏出炸药。这些炸药将用于中国军队修筑掩体的爆破工程中。
1951年5月17日，半岛中部的春川，联军击退了一次中国军队的进攻。战死的中国士兵遗体被集中起来，其中一名士兵制服上的火还没有完全熄灭。
1950年夏，朝鲜半岛南部，准备上前线的美军步兵与一支南逃的难民队伍擦肩而过。战争初期，北方军队将缺乏准备的美韩联军压缩在半岛最南端的釜山。
中国所保存的“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一名逃难的妇女在路上遭遇空袭被炸死，她的儿子则死于饥饿。
1950年底，平壤市民安文淳的家遭到空袭，他失去了三个孩子。
1950年12月，平壤郊外，为阻挡中国军队而被炸毁的大同江大桥上挤满了南逃的难民。
1951年4月，韩国战争孤儿收容所里，不会笑的Koo Ri Kang（音）。美军在难民的尸体中将其发现。他后来得到治疗，找回了笑容。最终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
1951年7月，交战双方在开城商谈停战。一名中国军人狐疑地打量韩国代表做记录。由于意见分歧过大，初次谈判以失败告终。
1951年7月，开城，谈判间隙，一名朝鲜军队的司机正在与一名美军司机玩扳拇指的游戏。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街头演出话剧《纸老虎》。饰演美军的演员身上花哨的各种徽章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美国的抽象印象。
一支向中方投降的韩军部队士兵的合影，他们多数人表情很复杂。
1953年5月，板门店附近的和平村，交战双方正在交换战俘。美国陆军一等兵约翰·普洛赫带着茫然等待办理手续。
1953年夏，板门店地区，被归还的中朝战俘登上卡车准备离开。他们多数只穿内衣，战俘交换时许多人将联军发放的囚服脱下以示决裂。
拍摄于1953-1954年间，一名被释放的韩国前战俘在首尔的一次集会上高呼反对北方的口号。
1958年，中国部队告别上甘岭。朝鲜停战后，上甘岭由中国民政警察部队接管，参加告别仪式的并不是当年的参战部队。
60年前，人们以意识形态为理由发动这场战争，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半岛交锋三年多，换来只有无数死伤与几乎不变的边界，以及——本属同根的两国长达60年的仇恨。
60年前的朝鲜战争，严格地说，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朝鲜发动的南下“统一祖国”的战争。第二阶段才是中国参加的抗美援朝战争。现在先从朝鲜战争的发动谈起。
按理说，发动朝鲜战争应该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决定的事，但按当时还存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规矩，则必须得到斯大林的批准。而斯大林在二战后所极力避免的一件事，正是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引发苏美大战。在朝鲜问题上，他也担心美国直接干涉，所以对金日成多次提出武装统一的要求，都一直没有同意。然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的态度却发生根本变化，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他误以为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决定拉上中国，万一美国插手，可以把中国推到第一线。
金日成按斯大林的意见来找毛泽东，得到了支持。毛泽东除了和斯大林一样，对美国的意图有所误判外，还由于他始终坚守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并且有争当东方革命领导者的念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把延安当作指挥东方革命的“总部”。因处于秘密状态而不能回国的一些亚洲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就有不少滞留延安。如时任日共领导人的冈野进（野坂参三）就以公开的身份出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由被俘的侵华日军人员组成）校长，并代表日共在中共七大上公开致词。单是我所在的延安俄文学校，教员中就有越南、朝鲜、印尼等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他们都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从苏联撤到延安的，日本投降后均已回国出任重要职务。正是由于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情怀，所以中国革命刚一胜利就积极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金日成是从中国东北起家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有大量朝鲜人居住，成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朝鲜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人民的抗日复国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蔓延到了中国东北。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国人民掀起了反日怒潮，东北更出现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组成了遍布东北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后改编为统一的抗日联军（简称抗联）。朝鲜人的抗日复国力量多汇入各地的抗联。金日成就是从他的生长地吉林参加抗联的周保中部，最后升任为营长的。1938年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在关内占领区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东北抗日力量的清剿，致使公开活动的抗日武装无法立足，不得不分批退入苏联境内。后来，抗联经过整编，苏联把其中的朝鲜人独立出来，编成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部队。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并根据同美国的协议占领了北朝鲜。金日成也就率部回到北朝鲜，此后又在苏联策划下，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组成“内阁”，金日成出任“内阁首相”。同时也组建了朝鲜人民军。人民军虽然得到迅速扩充，但训练不足，更没有经过战争锻炼。所以他的骨干和主力就主要靠中国拨给的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三个师外加两个团。后来，中国还在辽宁为朝鲜设有训练基地，战争期间曾成十万人地帮他们训练新兵和俘虏兵。至于物资方面的援助，更是不可胜数，而且都是白送，事后分文不收。
还应指出的是，斯大林把批准金日成南下武力统一朝鲜的最后决定权交给了毛泽东；而苏、朝酝酿和决定发动战争，却有意对中国保密。什么原因，至今学界还是看法不一，只有一点无可争议，即表现了斯大林当时对毛泽东还缺乏充分信任（怀疑他是东方的铁托），金日成则是看不起中国和对中国怀有疑虑。
朝鲜战争的对打双方，一方是南韩和打着联合国招牌的美国及其追随者16国，参战军力120多万（包括韩59万余，美48万，其余为英、加、法、澳等），一方是毛泽东所说的 “三驾马车”苏、中、朝，参战兵力朝鲜26万、中国78万（一说135万）、苏联2.6万（主要为空军）。在苏、中、朝这边，首先是金日成急于以武力统一南朝鲜，一再要求斯大林批准，斯大林先是犹豫，后来才同意，但实际上还是以中国参战和苏联不参战为条件。中国的态度则是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后来更直接参战。所以，对朝鲜战争起关键作用的始终是中国。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金日成南下进攻，或者坚持先做解放台湾的准备而不进行积极援朝的部署（如在鸭绿江边派驻大批军队准备进朝参战），也许这个仗就打不起来。但是毛泽东由于坚持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这一过时的错误判断，以在亚洲推进革命为己任，决心在朝鲜战场上狠狠打击美国，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进行抗美援朝。因此可以说，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线而打起来的。
抗美援朝战争也给毛泽东提供了大力整肃国内被他认定的敌对势力和扫清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影响的大好机会。他认为，这是巩固革命政权所不可或缺的。所以，朝鲜战争又成为内政外交相互为用的毛泽东外交指导思想的一次大实践。
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
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是：志愿军虽然蒙受重大损失，最后仍只能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南北间的界线还得按停战生效时双方部队的接触线划分。结果，南方（韩国）在东边北进最远达50公里，北方（朝鲜）在西边只南进最多10公里，朝鲜反而丧失近3000平方公里领土。朝鲜也就是大体上保住了 1950年底1951年初头两次战役取得的战果，在联合国内则和中国一起，成为专指的被谴责对象。
抗美援朝最大的“得”，就是以志愿军的近百万伤亡的代价保留下了北朝鲜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这个国家政权大概只能消失了，与我国隔江相望的近邻则可能是大韩民国。为什么要抗美援朝，过去一直有个“唇亡齿寒”的说法。其实仔细想来，当时（上世纪50年代下半期）与韩国相邻，并不能说我们一定会受到多大的威胁，发生什么“齿寒”的问题。事后中韩关系的发展就证明了这点。
毛泽东也认为发动朝鲜战争是错误的
朝鲜战争结束三年之后，毛泽东就已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只是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头上。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代表团会谈时就说：“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该打，后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
9 月23日，他对也是来参加中共八大的米高扬说：“朝鲜战争根本错误，斯大林应该负责。”1957年7月5日米高扬到杭州通报苏共打掉以马林科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时，毛泽东又和他谈到朝鲜战争问题，还抱怨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
这说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承认抗美援朝不对，斯大林去世后在发泄一下他对斯大林的不满时，朝鲜战争也成为问题之一。但赫鲁晓夫认为，该负责的应是毛泽东。1960年彭真在各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就此同赫鲁晓夫吵了起来。赫鲁晓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就不会那么做。”彭真反驳：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毛泽东是反对打仗的……是斯大林同意的”。
事实上，无论是对于打朝鲜战争的积极，还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的消极，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面先谈朝鲜战争带给中朝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并从中国谈起。
中国遭到惨重伤亡。由于我方采取的是被称之为“人海战术”的办法，就使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遭到近百万人的伤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总结》里面，谈到我们先后出动的志愿军人数达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包括冻伤致死致残在内的减员人数达到 97.8万。另按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的人数为183108人。再加上负伤的38万多和被俘者，一共减员56.54万人。相比之下，美国的阵亡人数（名字被镌刻在华盛顿一面纪念墙上）为54246人。
严重损害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抗美援朝战争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原来局限于欧洲地区的冷战，一下子扩大到了亚洲，且激化为相当规模的地区性热战。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毛泽东离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好斗的大国，先后站到了反对世界头号和二号大国的第一线，这就是反对“美帝”和“苏修”，后来还加上反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所谓“反动派”（以印度尼赫鲁为代表），毛泽东也就担任了全世界反对“帝修反”的革命领袖。但这却使我国丧失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同发达国家和不少新兴国家进一步拉大了差距。
抗美援朝对于我国对外关系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主要是由于我们傲慢地拒绝了联合国的停战建议。美国得以煽动并联合大多数国家通过谴责我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我国为敌。为防止产生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同我国周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军事条约。这些又迫使我国不能不进一步强化对苏联的“一边倒”和对西方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我国被排除在大半个世界（主要是发达国家）之外，没能跟上世界发展步伐。
抗美援朝也耽误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连毛泽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过，没有抓住最有利的时机攻打台湾是 “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这是不能挽回的错误，是百分之百地错了”。他虽然没有说这是抗美援朝带来的一个后果，但人们心里都是明白的，将来的历史书也会讲清楚，决策者的责任是逃不了的。当然，攻打台湾并取得胜利给那里的民众带去的是福还是祸，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抗美援朝只有在军事建设上使我国收获巨大，人民解放军基本改装了。中国有上百个师都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改装的。按彭德怀的说法就是，原来我们是非正规的，现在正规化，变成正规军了。因抗美援朝，苏联在军事工业上对我国的帮助也很大。原来人民解放军用的多是二战结束前后的旧式武器，特别是缴获日本的武器。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能够自己制造的武器，最高标准也就是迫击炮。斯大林虽然只秘密派出空军参战，但却拿出大量现代化军事装备廉价（按半价计算）卖给中国。抗美援朝期间，在苏联帮助下，基本上解决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装备问题。我们连个子弹都生产不了，后来全军首次实现了枪械型号的统一，还开始生产坦克、大炮、飞机、导弹了。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作者：何方 原题为：抗美援朝的得与失本文为节选
1953年8月，南北对峙的真空地带，一名中国士兵正阻止美国摄影师拍摄。因为当时他们正在这里寻找战死士兵的遗体。
1950年9月20日，首尔市区作战的美军陆战一师士兵。
1950年夏，韩国南部洛东江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弗兰西斯·芬顿带着他的人刚刚击退了一次朝鲜军队的进攻，他们的弹药已经所剩不多。
1951年，韩国首尔附近，一名美军士兵要求几名中国战俘趴在地上保持不动。
1950年7月21日，韩国某地，一名韩国军警用手枪催促一个朝鲜战俘快速前进。
遭到枪杀的韩国平民的最后瞬间。资料显示，1950年7月，美韩军队在最初的败退前，曾在大田处决了约1800名政治犯。事件曾被列入绝密。
1950年9月28日，夺回大田的美军在当地监狱广场上发现了约400具双手被反绑的尸体。他们被朝鲜军队认为是“朝奸”在其撤退前被杀死。
1952年11月17日，韩国全罗北道，两名韩国军警展示他们砍掉的朝鲜游击队员的人头。大量朝鲜人民军士兵在1950年下旬的溃败中被成为游击队，联军一直努力将其肃清。
1951年1月27日，韩国阳智，朝鲜军队撤退时对囚犯进行处决。这名遇难者由于处刑匆忙尚留有一息，最终死于积雪中。
1950年底，中国边防警察从中国边境城市安东（今丹东）观望对岸朝鲜新义州遭遇美军空袭而燃起的大火。
1950年底，在“保家卫国”的宣传鼓舞下，中国某农村，农民青年集体参军。中国军队从1950年10月19日起大规模进入朝鲜，加入战争。
1951年5月6日，驻华北的中国独立11团举行赴朝参战前的动员。后排的士兵气氛似乎比较活跃。
1951年2月，安养前线，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在视察途中休息。他的胸前总挂着两枚手雷，他说这是遇到敌人“最后也最有效的手段”。两个月后，李奇微成为远东盟军总司令。
1953年5月18日，一处激战四天之后的美军炮兵阵地的弹壳堆放点。
正遭遇地毯式轰炸的地区。1950年8月16日，美国空军的B-29对洛东江附近的朝鲜军队集结地进行了这次轰炸。
1950年9月，一名美军陆战队员迅速离开公路上被炸瘫的坦克，躲避远处的朝鲜火力。
1952年8月10日，伤心岭附近，27步兵团的几名士兵守在一处坑道里。40码外就是中国军队的战线。
1950年12月，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撤退中的一名陆战队员。当被问起想要什么样的圣诞礼物时，他回答：“给我明天”。
1951年5月1日，首尔东北部的防御战中，美军89坦克营D连的坦克兵正在为受伤的战友进行急救。
1950年8月28日，一名美军士兵因为其战友刚刚战死而抱住另一名士兵痛哭。不远处的士兵自顾自地填写阵亡标签。
1950年12月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处医院内，一名乘坐轮椅的士兵在走廊里遇到了拄着双拐，同样被截肢的一等兵查尔斯·伍迪。
朝鲜前线，驻守散兵坑的中国机枪小组的一员刚刚收到后方传上来的家信，显得有些兴奋。
1952年底，五圣山地区，准备进行夜袭的中国士兵俯身躲避联军发射的照明弹的瞬间。
中国军队入朝初期，几名士兵正在领取物资，每人都背着多条干粮袋。最初入朝的中国军队几乎没有后勤保障可言，他们不得不携带尽可能多的补给。
中国士兵正在战壕里分食土豆。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初期取得了巨大胜利，向南推进的战线也给后勤补给带来很大压力。
中国军人在朝鲜前线的坑道里包饺子。在朝鲜环境恶劣的前线生活中，饺子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一名中国士兵正在从一枚未爆的美军航空炸弹中掏出炸药。这些炸药将用于中国军队修筑掩体的爆破工程中。
1951年5月17日，半岛中部的春川，联军击退了一次中国军队的进攻。战死的中国士兵遗体被集中起来，其中一名士兵制服上的火还没有完全熄灭。
1950年夏，朝鲜半岛南部，准备上前线的美军步兵与一支南逃的难民队伍擦肩而过。战争初期，北方军队将缺乏准备的美韩联军压缩在半岛最南端的釜山。
中国所保存的“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一名逃难的妇女在路上遭遇空袭被炸死，她的儿子则死于饥饿。
1950年底，平壤市民安文淳的家遭到空袭，他失去了三个孩子。
1950年12月，平壤郊外，为阻挡中国军队而被炸毁的大同江大桥上挤满了南逃的难民。
1951年4月，韩国战争孤儿收容所里，不会笑的Koo Ri Kang（音）。美军在难民的尸体中将其发现。他后来得到治疗，找回了笑容。最终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
1951年7月，交战双方在开城商谈停战。一名中国军人狐疑地打量韩国代表做记录。由于意见分歧过大，初次谈判以失败告终。
1951年7月，开城，谈判间隙，一名朝鲜军队的司机正在与一名美军司机玩扳拇指的游戏。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街头演出话剧《纸老虎》。饰演美军的演员身上花哨的各种徽章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美国的抽象印象。
一支向中方投降的韩军部队士兵的合影，他们多数人表情很复杂。
1953年5月，板门店附近的和平村，交战双方正在交换战俘。美国陆军一等兵约翰·普洛赫带着茫然等待办理手续。
1953年夏，板门店地区，被归还的中朝战俘登上卡车准备离开。他们多数只穿内衣，战俘交换时许多人将联军发放的囚服脱下以示决裂。
拍摄于1953-1954年间，一名被释放的韩国前战俘在首尔的一次集会上高呼反对北方的口号。
1958年，中国部队告别上甘岭。朝鲜停战后，上甘岭由中国民政警察部队接管，参加告别仪式的并不是当年的参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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