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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12 12:39:33) 《潜伏》的热播引来多角度的讨论，从历史线索追踪到当今职场韬略。其中地下党的真假夫妻又一次显现，使人想起《永不消失的电波》和《红岩》。四川地下党的彭永梧与江竹筠就是一对假戏成真的夫妻。这些人有的活到了解放，有的已经就义。但还有另类地下党假夫妻，比如同属四川地下党的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他的搭档严炯涛。
刘国定是《红岩》中甫志高的原型。1948年4月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因其供出的情报，仅《挺进报》而被捕就有133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0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牺牲)35人，营救和突围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杀害的4人，叛变投敌的8人。被捕的地下党大多被关进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军统监狱。在那里发生的故事，若干年后被写成小说《红岩》。
解放前夕，刘国定逃港未成。重庆解放后自知罪孽深重，向公安机关投案，1951年被枪决。四川作家罗学蓬把刘国定的事情写入他的《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教训》中。一天，罗接到一个自称刘国定儿子的人的电话，“感谢”他真实反映了一个叛徒在背叛革命时“也曾有过难为人们理解的痛苦”。但更令罗学蓬意外的是这位“叛徒的儿子”的另一番话：“叛徒的儿子告诉我，他并不是叛徒刘国定的亲生儿子。他的母亲叫严炯涛，类似于孙明霞那样的青年学生，忠心耿耿的中共地下党员。”
严炯涛，原名严琴贞，是四川忠县大山中一个贫苦农家女子，却长就一付大家闺秀模样。她从小就显出聪颖的天资，被她一个姑妈发现，认为她读了书，会有大出息。她姑妈是个文化人，参加过“五四”运动，大概是因为感情上的事，回老家隐居，就决定供她读书。这样，严炯涛孤身一人走出了大山，在县里读完小学、初中，再到成都读高中。
严炯涛的求学之路十分艰辛，主要靠姑妈和一个小学老师资助。由于这俩人都不富有，到她读高中时，已无能为继了。而严炯涛又不愿放弃学业，就通过同乡同学介绍，半年工作，半年读书。就这样，她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还参加过车耀先领导的学生运动。1939年，十八岁的严炯涛在四川省公路局机要室从事无线电收发报工作，一个叫李正铨的共产党人把她介绍入党。于是严炯涛放弃学业，走上革命道路。不久党组织又把她调到重庆，表面身份是“中国茶叶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叫“协理员”，实际是南方局一个秘密机要联络点的负责人。在重庆，一次她去相馆照像，相馆老板为她的容貌而惊讶，偷偷留了一张放大，摆进像馆橱窗以招揽顾客，后被她的同志发现，她才去要回。
后来，从一个地方来了一个人物（请原谅他缺乏写出这个大人物的勇气），组织上安排严炯涛与其组成家庭，后来，就怀上了他。父亲希望母亲给他留个后人，而他母亲对他们那段短暂的情感也十分珍视——这是刘某从自己婴幼儿时的照片背后，母亲写给父亲的话中看出的。大人物离开重庆后，组织上随即安排严炯涛和同为地下党的刘国定组成一个假家庭。
孙明霞是小说《红岩》中的一个地下党角色，牺牲在监狱里。而“假家庭”在当时却是很普遍的。江竹筠（即《红岩》中江雪琴的原型）和已经有妻室的彭咏梧就是“假家庭”，但却生出了儿子。彭和江牺牲后，彭没有离婚的妻子谭正伦养大了彭和江的儿子彭云。但严炯涛的下场却很惨，她受到刘国定的牵连，作为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叛徒的妻子”，1960年活活饿死在四川老家。叙述者忽略或有意没有讲一个关键点：刘国定叛变后严继续跟着他还是继续跟着共产党。如果是前者，严也算叛徒，如果是后者，严就有天大的冤枉。当然，严的儿子要找到生父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坚信他不是叛徒之子，而是“大人物”之子。严的儿子刘某告诉罗学蓬：
“现在我知道有一个知情者肖泽宽，他是重庆地下党的组织部部长，长期从事组织工作。他不但与我养父、母亲工作关系密切，而且私交甚好，我喊他肖叔叔。1941年春，母亲怀着我从‘另外一个组织’到重庆地下党当市委委员，就是向他转去组织关系的。那时的共产党人，一切都必需向党组织汇报，一切都必需服从党组织安排。我母亲自然就将如何怀了我的事，向肖叔叔汇报了。在汇报时，她表达了我亲生父亲及她，共同请党组织帮助，将我生出来的要求。由于我来头非小，于是重庆地下党组织就帮助我母亲把我生了出来。也就是说，我的生命，除我父母外，还有重庆地下党组织，是他们共同给与的，如果其中任何一方不同意，按当时重庆的医疗水平，是可以把我做掉的，我也不会来到这人间炼狱走一遭了。我出世后，又是他到刘家我四伯四娘处，以党组织名义要求刘家‘好好照顾晓谷，他是个领导的儿子’。刘国定还将这个要求转告了他成都的父母——我日后的爷爷，婆婆。肖泽宽在我父亲被二处抓捕之后继任重庆市委书记，后来被调到北京当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去了。”
“解放后，我长大了些，母亲及刘家长辈，就告诉我是别人家的孩子，我也知道谁是我的亲生父亲了。1956年，北京来人找我母亲，想以“烈士子女”的名义把我一个人带走，这刺伤了母亲的心。她认为革命成功前，生我的时侯，父亲是没有什么顾忌的，纯属人性中男女真情相爱的情感结晶，和一个中国人希望传宗接代的民族本能。所以将她从紧张的机要工作调离，安排她到重庆市委当委员，所以要求重庆地下党组织帮助她把我生出来，要求刘国定为他代养儿子。在他离开重庆时，还信誓旦旦地向我母亲和养父表明，革命胜利后，要来接我。而今革命胜利了，却要我隐名换姓，变成“死人子女”，于是我母亲就拒绝了。她认为，既然“形像”可以让一个人抛开父子情深，儿女情长，那么把我交出去也就无义意了，在这种状况下，做为一个母亲，她认为自己的儿子留在自己身边才是最放心的，不如成全我父亲的“形像”，各走各的路。”
“当时母亲也问过我想不想去，虽然我还小，但我听老爷爷讲过‘二十四孝’。‘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这些做人的普通道理，我还是懂的。我的母亲正在受苦难，不要说去给未知死人当儿子，就是去给已知皇帝当儿子，我是不会离开她的。反正我当‘叛徒’的儿子，也当习惯了，遭罪就遭罪，反正我们孤儿寡母，是不能任人分割的。从此，我们家就不再提及我亲生父亲这个人了。”
1980年，年近不惑的刘某写信给肖泽宽，要求找到生父。他说自己生活状况很好，保证不会给任何人任何组织添麻烦，只要求知道生父是谁。说白了，就是要肖泽宽讲明那个“人物”是不是他的生父。我猜测这个“人物”很大，因此谁也不说，而如果真的谁也不说，反倒很可能“是”。刘某说：“我给肖叔叔写信，却由北京市委组织部信访办复了一个函件给我，说肖泽宽同志同意证明叛徒刘国定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在目前这个年月，这对我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却偏偏对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让我遗憾的是，没过两年，知道我父亲是谁的肖叔叔肯定也驾鹤西去了。看来谁是我的亲生父亲这个谜，已经永远也解不开了。”
其实，就是肖泽宽长命百岁，他也不会告诉刘晓谷。严炯涛不敢说，就谁也不说了。
【肖泽宽】四川富顺人，1917年10月10日出生，1936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至1941年曾任四川青年救国会组织者、救亡周刊发起人，战时学生社、学生旬刊创办发行人，沪州23工厂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沪州中心县委职工部长，叙永、古宋、古蔺三县特区委员会组织部长，沪州中心县委城郊区委书记；1941年至1949年任四川重庆巴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川东临时工委委员、秘书长、书记，巴县、川南工委书记等职。
1949年至1965年任四川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重庆市委常委、市人民委员会委员；196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政治部副主任；1974年至1982年历任北京一轻局党委书记、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向组织提出，不再进入市顾委工作，诚恳申请离休。为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顺利实现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做出了表率，是北京市最早办理离休的领导干部之一。
1982年11月离休，1983年9月按副市长级待遇，2002年1月享受市长级医疗待遇。
2003年6月17日12时4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官方评价其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潜伏》的热播引来许多角度的讨论，从历史线索追踪到当今职场韬略。其中地下党的真假夫妻又一次显现，使人想起《永不消失的电波》和《红岩》。四川地下党的彭永梧与江竹筠就是一对假戏成真的夫妻。这些人有的活到了解放，有的已经就义。但还有另类地下党假夫妻，比如同属四川地下党的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他的搭档严炯涛。
刘国定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使重庆中共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解放后被枪决。一个叫罗学蓬的人把刘国定的事情写入他的作品中。一天，罗接到一个自称刘国定儿子的人的电话，“感谢”他真实反映了一个叛徒在背叛革命时“也曾有过难为人们理解的痛苦”。但更令罗学蓬意外的是这位“叛徒的儿子”的另一番话：
“叛徒的儿子告诉我，他并不是叛徒刘国定的亲生儿子。他的母亲叫严炯涛，类似于孙明霞那样的青年学生，忠心耿耿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从一个地方来了一个人物（请原谅我缺乏写出这个大人物的勇气），组织上安排严炯涛去服务，后来，就怀上了刘某某。人物离开重庆，组织上随即安排严炯涛和同为地下党的刘国定组成一个假家庭。。。。。。”
孙明霞，是小说《红岩》中的一个地下党角色，牺牲在监狱里。而“假家庭”在当时却是很普遍的。江竹筠（即《红岩》中江雪琴的原型）和已经有妻室的彭咏梧就是“假家庭”，但却生出了儿子。彭和江牺牲后，彭没有离婚的妻子谭正伦养大了彭和江的儿子彭云。但严炯涛的下场却很惨，她受到刘国定的牵连，作为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叛徒的妻子”，1960年活活饿死在四川老家。叙述者忽略或有意没有讲一个关键点：刘国定叛变后严继续跟着他还是继续跟着共产党。如果是前者，严也算叛徒，如果是后者，严就有天大的冤枉。当然，严的儿子要找到生父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坚信他不是叛徒之子，而是“大人物”之子。严的儿子刘某告诉罗学蓬：
“现在我知道有一个知情者萧泽宽，他是一位高级领导同志，是在我父亲被二处抓捕之后继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后来被调到北京当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去了。”
刘某写信给萧泽宽，要求找到生父。他说自己干工程发了财，有别墅有汽车，保证不会给任何人任何组织添麻烦，只要求知道生父是谁。说白了，就是要萧泽宽讲明那个“人物”是不是他的生父。我猜测这个“人物”很大，因此谁也不说，而如果真的谁也不说，反倒很可能“是”。刘某说：
“我给萧叔叔写信，却由该市委组织部信访办复了一个函件给我，说萧泽宽同志同意证明叛徒刘国定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在目前这个年月这对我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却偏偏对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让我遗憾的是，没过两年，肯定知道我父亲是谁的萧叔叔也驾鹤西去了。看来谁是我的亲生父亲这个谜，已经永远也解不开了。”
其实，就是萧泽宽长命百岁，他也不会告诉你。严炯涛不敢说，就谁也不说了。
| 叛徒甫志高的儿子讲出的奇特故事 |
| 时间：2005/11/06 出处： |
| 作者：罗学蓬 笔者撰写的关于“给读者一个真实的许云峰”（原名为《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教训》）的一篇短文在北大三角地首次贴出后，没想竟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由于我在文末落上了我详尽准确的通讯地址、家中电话与手机号码，以及电子邮箱地址（如此，我无非是表明愿意为自己所写的这篇文章负责），这一个月来，我收到了至少有两百个电话及“伊妹儿”，当然都是读者想和我谈谈他们读了这篇文章的或深或浅的感受…… 这其间甚至还有美国纽约的华人与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的张先生（云南楚雄人，他自我介绍了名字，并希望和我交朋友，可惜因为我当时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把他的大名给忘了），张先生拿着越洋电话，为半个世纪之前死在“红岩”上的一位革命英烈足足和我聊了三十分钟之久，让我一边和他聊一边心痛白花花的银子像水一般地往他口袋外面流淌。也让我的牌友们对我尽皆怒形于色──当时是晚上，正好只有四人在搓麻将，场上暂停三十分钟，任何人都不难想像我成了六眼相视、六夫所指的对像。 这让我大感惊讶──自然也有种欣慰感。 英特网，真是一个神奇的玩意儿！ 我是一个尽量远离喧嚣闹市安居川东一小城中的专业写作人，所写作品无一例外均是在传统纸媒上发表或是由出版社出版的。因近段时间发现自己原本颇受编辑和读者喜欢的文章一时跟不上趟，甚而连一部已经拿到了预付稿费，书稿已经做成小样的长篇反腐题材的小说，为避免涉嫌“借反腐为名，丑化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形像”之责难，故需过一段时间待春天来了再出版。原本在合同中议定续写的两部同样题材的长篇小说，虽已接近杀青，也被暂时地搁置了下来。当拿到手的稿费，也就没能拿到手，弄得我底气不足，每打出一张牌，都心儿颤颤，手儿抖抖。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才闲着无事，拿过去发表的几篇旧文到网上凑凑热闹。这两天在网上看了看，“许云峰”一文已被改成了各种标题，在各个网站上出现。令我哭笑不得的是，这篇原本首贴在北大三角地上的短文，居然在两天之内，又被网友两次转贴到了北大三角地上（首发文其实就在后面），更令我不安的是，转贴上来的文章已被改成了《罗学蓬：真实的红岩》，这是非常不妥的，因为自贡作家曹德权先生沤心沥血，花了数年工夫，刚刚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真实的红岩》，让他猛一瞅见，还不认为是我侵他的权了！所以急着写出此文，一是以此打消他对我的义愤，二是作为对喜欢这篇文章的所有网友与读者作一个总体的交待。 前年初春我去重庆市参加政协全会，同组的厉华（已任重庆市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多年，前不久又新兼了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红岩魂》能在北京及全国一炮打响，作为总策划的他，足堪居功自伟）出于对我的信任，愿意将中美合作所B类档案，即敌特杀手加叛徒的档案及相关图片交我，写一部纪实作品，我据此写出35万余字的纪实文学《血手染红岩──中美合作所B类档案解密》，极受读者欢迎，全国有多家报纸连载、转载，但书却出得不顺利，因为，此书的作者除我以外，还有烈士纪念馆的几位同志，所以出版社无一例外地提出要纪念馆承诺包销若干，方能签合同，而对不正之风嫉恶如仇的厉华却偏偏不认这个邪──这对于他来说，原本是轻而易举的事。 许云峰也曾犯过错误，便是从这批档案材料里看到的。 我注意到了英雄许云峰所犯的错误以及因这错误而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正如我在文中末尾所写的“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许云峰’身上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错误，绝非是要故意往‘许云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们认真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训，为了使英雄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我写出了一个犯过错误的真正的感人的英雄，而且首先得到《天府早报》特稿部主编石维先生的肯定，作为首发特稿在报上占了整整一个版面。 不料，却因为这篇文章，引出了后面的故事。 中国人大略不知道甫志高的人不会太多，一提到叛徒，人们的脑海中总不免会浮出他的影子。其实，甫志高仅仅是个艺术形像，它的生活原形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与副书记冉益智的结合体。 “许”文发出不几天，石维打电话告诉我，刘国定的儿子刘某某（由于后面将涉及到的原因，笔者不能不掩去他的真名）到报社要我的电话号码，渴望与我联系，征询我给，还是不给。 我说：给。 不一会儿，刘某某便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令我绝对想不到的是，作为大叛徒的儿子，他居然对我感激不尽，说我笔下的他的父亲，和过去所有人写的都不一样，一点没有故意丑化，这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 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对叛徒的儿子说：“与以前的写作人不同的仅仅是，我没有将叛徒先入为主地来一番脸谱化的描写罢了，你完全用不着因为这一点而感激我。” 叛徒的儿子说：“不，你虽然写了我父亲背叛革命，写了我父亲出卖了许建业（即许云峰的生活原型），但是，我要感激你的是，你写出了一个叛徒在背叛革命的过程中思想上也曾有过难以为人所理解的痛苦。” 我不禁吃惊，甚而感到心灵震撼，我想，此话若让管宣传的领导们听听，他们该作何感想？对以前的宣传该作如何的反思以及对以后的宣传工作进行指导时该作怎样的改进？ 对此，我也深有所感，前两年，某电视台得知我收养资助毒犯孤女长达六年之久的事后（母亲吸毒过量猝死，父亲吸贩毒被判刑入狱）马上派出记者，带着摄相机，跑到我家里来拍了一部冠名为《作家夫妇与他们的干女儿》的专题片，在收视录很高的“黄金十五分”栏目中反复播出。 如此一炒，信件犹如雪片般地向我夫妇和婷婷飞来。机关干部们夸我把雷锋学得好。我说对不起，我在做这件事时绝对没有想到要故意去学雷锋，而委实是出自良心，想到立身世间，做人理当善良为本，首先想到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然后再去做好事那不过是报纸上的习惯性说法，生活中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 其实，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只不过做了点符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事情罢了，与什么时代新精神是可以沾，也可以不沾的。离那孔孟之道，可能还更贴近一点。所以我对竭力启发我的电视台记者坦言道：“我非常清楚你们希望我说点什么，但是，我不能顺着你们的希望说。你们千万不要依照习惯做法在我的行为里来上点什么人为的升华，一升华就把这事给搞砸了。这样的事，只不过被我遇上了，我想，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下，换做你，换做他，换做任何一个稍有点恻隐之心并且经济上还过得去的人，都会和我一样去做的。” 后来电视台播出时偏偏把这段话给删掉了，可能他们认为这样的语言太生活化，缺乏闪光点。 由此可知，宣传部门的人，似乎多年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将任何事情故意拔高或变消极为积极的思维定势与习惯性做法。而这样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是适得其反。 关于“许文”引出的故事以上仅是“过门”，接下来的，才是更为精彩纷呈的主曲。 叛徒的儿子告诉我，他并不是叛徒刘国定的亲生儿子，他的母亲叫严炯涛，类似于一个孙明霞那样的青年学生、忠心耿耿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从一个地方来了一位人物（请原谅我缺乏写出这位人物大名的勇气），组织上安排严炯涛去服务，后来，就怀上了刘某某。人物离开重庆后，组织上随即又安排严炯涛和同为地下党员的刘国定组合成一个假家庭（当时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这样的假家庭不在少数），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于人世的，后来，刘国定担任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假家庭弄假成真，再后来，刘国定被捕叛变，再后来，人们就只知道甫志高，而不知刘国定其人其事了。 刘某某告我，他的母亲严炯涛是四川云阳（现属重庆市）人（也是《血手染红岩》中的一个人物），解放后因刘国定的牵连历经坎坷，1960年饿死在老家云阳。随后，刘某某才谈到了他急于找到我的真实思想。他说，他从这篇文章中能看出，我对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有相当了解，想必与当年的一些知情人有联系，希望我能帮他一个大忙，通过我的关系，替他查清楚他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他还告诉我，因为背上了这样一个大叛徒的不是自己父亲的父亲，他这一生饱受歧视凌辱，吃的苦受的罪恶简直一言难尽，自小被迫掇学，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干若干年，改革开放后才当上了施工员，后来在包建商品房工程中找了大钱，才苦尽甘来。他说，他现在住在成都，家里生活非常富裕，有自己的别墅式的住房……似乎还有小车，记不太准确了……。而且，现在再也没有人因为他是“甫志高儿子”而再敢瞧不起他。 但是，他现在最痛心也是最不甘心的是，他今年已近花甲之年，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小罗，你想想，一个人在社会上活了一辈子，连自己的父亲是哪个都不晓得，这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凄惨更悲痛的事情么？” 通过电话线，我似乎感觉到他这一串悲愤的呼号字字沾血，声声含泪。 我的职业敏感提醒我可能面临着一块生活中品位极高的富矿，我的政治敏感又同时提醒我这块富矿或许还得在地底埋藏一些年头。不管怎样，这样的故事仍然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告诉他，我接触的都是中美合作所里的死材料（档案），而转述于我许多故事的也都是我的同代人甚至比我还年轻的专门研究者，当年与刘国定和严炯涛共同战斗过的老地下党员，由于当时那种严酷的形势，彼此之间并不清楚。某种角度上讲，他们对当时领导他们从事地下斗争的刘国定的了解程度，更多的是解放之后来自于军管会对刘国定与冉益智的的判决书和小说《红岩》中的甫志高形像。 刘某某还说：“现在我知道有一位知情者肖泽宽，他是一位高级领导同志，是在我父亲（刘国定）被二处抓捕以后继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后来被调到北京当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去了。我曾经给他去过信，向他诉说了我们一家人因为刘国定而在政治上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对待，母亲活活饿死，我从小做苦工，我也告诉他母亲临终之前对我说，大叛徒刘国定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是母亲却给我留下一个永远折磨着我的谜──至死，她也没有将这个谜底向我揭开。我求这位当年和我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战斗过的领导，告诉我谁是我真正的父亲。而且我还在信中向肖叔叔保证，我决不给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找麻烦，我现在有花园洋房，生活过得比过去的资本家还好。可是，我给肖叔叔写的信，却由该市委组织部信访办复了一个函件给我，说肖泽宽同志同意证明叛徒刘国定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在目前这样的年月，这对我来说已经太不重要了──却偏偏对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让我着急的是，没过两年，肯定知道我父亲是谁的肖叔叔也驾鹤西去了。看来，谁是我的亲生父亲这个谜，已经永远解不开了。” 我被他的讲述的这一段奇特的人生经历深深地吸引住了，心中激情喷涌，冲动地说道： “你何不将你手中掌握的资料包括某某市委组织部信访办给你的回函提供给我，让我来再写一篇特稿，标题就叫做《泣血呼唤，我的亲生父亲，你在哪里》，此文若引起社会关注，那么我想自然会引出更多的知情者出面来帮助你寻找父亲。如果你同意，我马上赶到成都来，并且叫上《天府早报》特稿部的主编石维一起与你见面，大家在一起照几张相。我想，石维一定乐意为这样的选题提供版面的。” 刘某某一听要在社会上公开，顿时犹豫起来，说，这太突然了，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他嗫嚅着说，小罗，你先让我想一想。 电话里嗡嗡地响着，间杂着他粗浊且清晰的喘息声。 我不催他，静静地等待着。 大约一分钟以后，终于，他说话了：“这事太重要，这样吧，我现在对政治影响已经无所谓，可是，我还有儿女，还有兄弟，我不能马上把这事定下来。你给我两天时间，我先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两天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两天后，他的电话打来了。 结果是令人遗憾的…… 又过了几天，他的并不居住在成都的弟弟的电话也打到了我家里，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将此事向社会公开的种种原因。 作者 通讯地址重庆江津市向阳小学胡晓红转罗学蓬 邮编：402260 电话：023-47526359 手机：13650592532 电子邮箱：lxpii@sohu.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