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总是与人们的预测逆行，以致很多人丧失了预言中国未来的热情和信心。 事实上，中国的未来并没有迷失。中共专制的崩溃，民主中国的到来，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具有希望。一个民智正开的社会，正将中共体制的恶量消耗殆尽。——何频
2012年10月 明镜月刊第34期
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能扭转这个局势的唯一选择是，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我们只用等待一个“意外”，也许还不是一个“大意外”，而是一件可能原本微不足道的“小事”……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希望是怎样到来的。
江朱时代：政治人格分裂出社会多元
1989年六四事件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的浪漫想像被坦克碾碎了，无力的民众只能私底下讥讽一下政变的得胜者，李鹏是所有人最集中的发泄对象，“你太李鹏了！”，是骂人愚蠢比较恶毒又带有玩笑的话。
即使是官僚系统，对新总书记江泽民的评价也充满嘲弄的口吻，“他太不像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样子，而像个文工团员。”这是老干部中广泛流传的一句笑话。
有史为鉴，人们也不相信没有深厚根基和显著政绩的江泽民能坐稳龙椅。
中共用“打砸抢”（太子党在形容他们父辈取得政权时，常用“打”江山，其实要加上“砸”和“抢”才更准确）的方式建立政权之后，为了争夺“接班人”之位，无日不陷入惨烈权争。毛泽东时代，高岗、刘少奇、林彪因此死于非死，最终从湖南家乡选了个山西“老实人”华国锋；邓小平“恩将仇报”，自己谋得“太上皇”之位后，接连废掉了华国锋、胡跃邦、赵紫阳，在血腥中扶出个“表演艺术家江泽民”。
可是，江泽民比前任胡跃邦、赵紫阳世故，懂得讨元老讨心，这些元老包括邓小平、陈云，也包括李先念、王震。甚至传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也是江的支持者。传闻，当有人动念废除江泽民的时候，习仲勋和薄一波便加以反对。江因此报恩，努力将习薄的公子扶上了高层的舞台。
最后，江泽民当了十多年中共“老大”，而且平安下台。固然，中共第一代元老的凋零，尤其是邓小平的去世，使江泽民摆脱了“儿皇帝”的命运，是重要背景。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当初预测江泽民政治命运的时候，忽略了当时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的变化，忽略了江泽民为人和从政的多重品性。
江泽民上台初期，中共由于“大屠杀”，由于拒绝和苏东国家一起民主转型，陷入四面楚歌之境。邓小平的1992年的南巡，给了江泽民一个猛烈的巴掌，使这个曾声称欲将“中国资本家破产”，随时面临被赶下台的总书记，来了个大转身，放开手脚拥抱“资本家” 。
这个阶段，中共是谦卑的，江泽民不只是个人卖弄，他露出微笑、梳头发、弹钢琴、背林肯演讲词，都是为了讨好西方，秀几句英文亦是。他向正寻求市场扩张的西方企业家发出邀请，他的演讲总忘不了承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
追求经济发展，成了全民大合唱，软化了人们政治的热情，换取了中共生存时间。民运理论家胡平哀叹：这是一个“犬儒时代”。
中共活了下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如人们的预期，不过，它并非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江泽民便是一个案例。
一方面，江泽民的形象是可憎的。江泽民怒斥香港记者的丑态被广泛流传，尤其是他下令打压“法轮功”，全国各地制造了无数起惨无人道的罪案，更使他被描绘成“无恶不作的公敌”。即使现在，在世界各地，人们很容易在旅游景点看到“法轮功”陈列的江泽民“作恶的政绩”，毛泽东也不曾有此“待遇”。
另一方面，江泽民的作为比较出奇，有点令人不解。
“六四”受难者并没有公开被平反，但很多因为政治异议而入狱的民主先驱被释放了，有的还到了西方。有人说，江泽民是利用民主人士作人质，换来了西方对中国的外交解冻。不过，细心一点，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总理李鹏，几乎所有在“六四”时露出凶相的官员，都被江泽民抛弃了，包括臭名昭著的袁木、何东昌、李铁映、张工等。
里面隐藏了江的深远用心
即使李鹏的总理之位，也被一位口惹悬河，很受西方人喜爱的朱镕基所取代。朱的很多承诺落空了，他张扬的个性也在他任总理的后期有所收敛，但他作为江泽民的副手，使江朱时代出现了人们不曾预想到的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加入WTO、申请主办奥运会，使中国迅速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新星。
现在来看，江泽民朱镕基对西方的学习态度，还在于，他们的知识、修养成长于民国时代，接受的是西式的科学教育。历经毛时代荒唐的几十年革命，他们更意识到必须承认西方世界的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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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朱镕基有铁血宰相之称，但百姓和西方对他的期望后来证明完全是虚望。他本质是一个计划经济信徒，而非市场经济推手。他的国有企业改造，结果是国有产权落入了权贵家族之手，而不负责任地将千万工人抛弃到大街上。
同样极其恶劣的是，朱镕基的分税制度，是造成“党富民穷”的根源。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比中共更富有，这自然有力地巩固了专制政权的力量，可以常常人民币解决“一切人民问题”，从而减弱政治转型的动力。
江朱常常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派头，其实，他们只是“技术性官僚”，只是技术性地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邓小平其实是中共极端主义的另一面，毛制造的是“全民政治疯狂”，邓小平制造的是“全民经济疯狂”。很少有国家，被一个革命党如此几番折腾。
江朱的局限性暴露无遗，他们害怕已有的成就被破坏，所以在政治改革上乏善可陈，使他们主导的经济改革培养了一个巨大的副产品：官商界的腐败和社会的道德沦丧。
即使江有志再做一些事，例如传闻他想启动高层选举，想建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延长他的政治生命。但很多人迫不及待要送江泽民下台。江对下台明显表现出很不甘心，拖泥带水，但几年之后，不得不灰溜溜辞去了军委主席。
简单地作一个总结，江朱时代，可以用“中式西餐”形容，原本希望各方都可接受，其实不伦不类。他们脑子充满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但还得常穿上僵硬的中山装。他们内心充满对中共体制的无奈和痛楚，口头上却是一套社会主义的谎言。
江朱这代人的政治人格是分裂的，但分裂，至少显示了他们的多重性。政治领袖人格分裂意外的社会成果是：一个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就像一个打开却关不上的魔匣。
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
相比张狂的朱镕基，胡锦涛的副手温家宝，因为“六四”事件时他站在支持学生的赵紫阳身旁，使很多自由派人士对他存有好感；他温呑吞的讲话方式，很象一个饱学的思想者；他总是很快就出现在灾难现埸，亲民作派不亚于西方政客；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共最高层中，唯一一个“普世价值观”常在口的人。
青年孙志刚被收容官员虐待而死，激起了人们久违了的愤怒。胡温顺势而为，废除了民政系统的收容制度。 “胡温新政”开始了，欢呼不绝于耳。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废除收容制度并没有引发司法体制的改革，相反，胡温治下的司法不但彻底堕落腐败了，而且在其肌体上生长的“维稳”系统，是一支完全法西斯化的特务队伍。
政法委的权势极速膨胀。所谓政法委，就是一个明目张胆的违背法理伦常的暴力机器。有了这个将公安、国安、检察、法院、监狱、律师、公证、武警、民政“一家亲”的东西，怎么可能有什么法治，怎么可能保障人权。他们侵害的不只是“法轮功”、异议分子，也包括普通民众，独立思想者和媒体人，甚至有拼命想向他们靠拢的“毛左分子”。
他们设计了全民性的动态监控机制，他们安装了无数个摄影头，他们的便衣遍布每一个角落，他们的武警、城保在大街小巷张牙舞爪，他们的特务可以任意将人带走、殴打、拘禁。
他们在网络上“设卡”：让中国网络只是一个不能和世界相联的局域网；他们在网络上培植“五毛”：让人们的讨论变成一场无畏的争吵。
他们的监听、监视系统甚至安装在领导干部的车上、床边，他们可以没有任何司法程序便将领导干部抓捕……
没有一个政权滥权幅度如此之大，但如此“维稳”的结果是：你以全民为敌，全民便是以你为敌。
现在全民从各个层面的反抗，固然可以被“维稳”系统暂时一一消灭，但各级政权不得全天候工作在疲于奔命之中。没有疑问，持久的消耗，总有一天总有一个口子会失控。
胡温总想利用平民出身，塑造自己的“平民风格”。但那是全球政客都会表演的伎俩，当然像温家宝那样穿着旧棉衣表演过度的人并不多，像温家宝那样在记者会上胡诌他的诗词、学问的人更罕见，所以才有余杰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之作。
胡温时代的政治，是经济政治，也就是说，经济利益团伙在操控政治；胡温时代的经济，是权力经济，也就是说，用权力来控制市场，为自身家族为核心的利益团伙换取利益。
胡温时代的腐败，也是任何国家没曾有过的幅度，比马克思所描述的欧洲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时代要严重得多，是恶（权）和贪（钱）的结合，不是一个家族，十个家族，一百个家族，一千个家族，一万个家族，而是从中央最高层，到每一个街道、村、企业，几乎没有一级党政人员不涉入商业，没有一个角落不行贿受贿，不同的是全家族每个成员都“收钱”，还是家族中有人分工当官、有人分工经商，涉及的资金不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几千万几个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个亿。
胡温时代的腐败是彻底的，所有的党政干部的福利待遇、薪水、退休收入之好之高，和国民收入比较，可以说达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这种“合法性”的腐败，完全是“阳光”的，中共正是靠这种“合法腐败”来吸引社会的精英。所以，考取公务员，比考取名校、比出国留学，更叫人骄傲。
同时，荒唐的是，中共的反腐败机构越来越多，既有中纪委、监察部、反贪局，还成立了一个什么预防腐败局，这些滥权无度的机构，不但诸多行为是非法的，自身拥有的也是一群腐败无度的官员。他们更可恶的地方是，充当的权力斗争的工具。
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是权场的一个牺牲品。作为一个市委书记，他当然罪该受刑，但他受刑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罪，而是他挑战了温家宝的权威，以及某些事使江泽民觉得他不够殷勤。很多人误以为这是胡锦涛的立威之举，事实上是江泽民清理门户，温家宝则是借机报了一仇。
同样的误会出现在薄熙来事件上。薄熙来也是贵为政治局委员，“唱红打黑”一度响破云天。他的打手王立军逃往美国总领事馆，让“重庆模式”一夜破局。但一个多月后，薄熙来的记者会将事件逼到一个更高度后，胡锦涛才接受温家宝和一些元老的意见，关押了薄熙来。
不知情的、天真的人，以为这是胡锦涛下台前漂亮的收山之作。然而，你回顾一下胡锦涛上台以来的言行，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胡绵涛是一个毫无个人思想、毫无人文情怀、毫无治国谋略的人，他的被写入党章的所谓“科学发展观”，相比“四个坚持”、“三个代表”，气魄、格局也小多了，“科学展观”不能是“四个”“三个”，甚至不能是“二个”，只能是“一个”。
而且，“观”是一个什么东西？也许，胡锦锦可能想起了他青少年时代，毛泽东要他改造“世界观”。他自认为是学科学出身，所以发挥出“科学发展观”这种浅俗、畸形的“理论”。
没错，他的脑子全是毛泽东文革那一套，说出“要向古巴、朝鲜学习”是不奇怪的，有人用“政治辅导员”来形容这位总书记，当然没有过分。
“政治辅导员”能干什么？就是唱红歌，就是上井冈山，就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就是胡锦涛曾经最得意的杰作。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领导人，比薄熙来做得那么热烈。重庆，便是胡锦涛时代的延安。
薄熙来出现是胡锦涛执政的必然，王立军倒是一个偶然。如果没有王立军这个潜伏者的石破天惊之举，我毫不怀疑，胡锦涛会在中共十八大前前往重庆，有力地将薄熙来推上政治局常委会。
即使在王立军破局之后，胡也明确定性说这是“孤立事件”。有人怀疑，胡和他的幕僚长令计划，是想用薄熙来来牵制习近平，从而使自己在下台之后还有牵制朝廷的机会。我更倾向于相信，胡想让“唱红打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庆模式，成为他个人的标志性成果。
然而， 更多只手利用了王立军事件，以致胡锦涛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想法。这其中，既有早就对“唱红打黑”表示不满的自由派人士，也有担心自身安全的腐败官员，还有想为习近平上位扫除障碍的元老和太子党，有的是被薄熙来打压的坏人和无辜者，这些人的出发点不同，目标却一致：摧毁薄熙来。
一如中共权力斗争的其他落败者，薄熙来被揭露出来的问题说明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魔”。人们并不怀疑薄熙来被揭露出来的问题徦的，而是薄干的那些坏事，现在在台上的几个领导人没干过？他们没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们个人或支持家人贪污受贿只有几千万？他们有几人在海外没有一个“小瓜瓜”？
所以， 当政治局那个针对薄熙来的决议公布之后，得到的是天下嘲笑。
也有人问，下一个薄熙来是谁？大家都明白，有几个官员，查出来的问题比薄熙来少？不只是贪污腐败，甚至也一样可能涉嫌命案。关键有没有王立军。有一千个王立军，就会有一千个薄熙来被发现，有一万个王立军，就有一万个薄熙来被曝光。
可是，在中共官场，如王立军阴险、狡猾者大有人在，但有王立军的血性还是罕见。王立军毕竟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也许在他获悉父亲被屈打成“内人党”之时，便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他自视为官员口中的“口香糖”，可见他知道自己只是一条“走狗”，别人利用他来干恶事、丑事罴了。中共治下，有几个公安局长不是如此？
元老们十八大前一个个跳出来
非常有意义的是，中共政法委的“法院”伪装成法庭轻判了王立军。这当然是来源于胡温的决定，但轻判一个“背叛上司、背叛中共”的“自己人”，后果将是：你不能将自己变成一个完全听命于上级的狗，你只有逃奔西方使领馆才能保全一条小命。换言之，稍有风吹草动，中共众多官员，自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背叛为上策，跑为上计。
审判谷开来，选择在包公故乡合肥，让人们看到今天中共法官的专业水平不如千年之前的包公；审判王立军，数罪并罚出轻罪，让人看到一切只是为了一时权力门争需要，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具有扩散效应的案例？但这不能说是胡温之蠢，而是只管自己一片天，不管身后洪水滔天，是胡温一代官场的共有德性。
温家宝那番批薄熙来、反文革复辟的言论，一如他的其他空炮，后来审判薄熙来的并不是他的企图复辟文革的错误。这是不能审判的，因为，如果说薄熙来的路线是错误的，那么胡温的正确路线又在哪里？
有人说中国这10年是黄金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且不说这是一个迟到了几十年的名次，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经济盲目追求数据，过度消耗了存量也提早消耗了未来空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却在百名国家之外（还不如毛泽东时期）。更不能接受的是：贫富差距在更不公平地急剧拉大。
有人将成功主办奥运当成胡温的政绩。那的确使不少中国人感到自豪。但你一想到国民人均生活水平如此低下，农民子弟上不起大学，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平民买不起房子，胡温政权却用百姓的血汗变成自己脸上的金箔。你觉得中国真有本钱、真有必要向全世界“炫富”吗？
不止是“炫富”，在如一些充满政治血腥和阴谋诡计的报纸的煽动下，胡温的部下在全世界都“牛皮”起来了。 “西方牛皮了这么多年，轮到中国来当大爷了。”中共官场一个狂妄之徒在餐桌上如此对我说。这个中级官员的话并不是孤立的，他们走出国内，发现欧美城市的建筑、排场不过如此，他们原本卑微的内心一下子膨胀起来：“这世界上，只有美国还可以说是我们的对手，但美国也衰落了。”（他们不去看看，欧美百姓的日子比中国百姓日子好多少！）
他们真认为自己崛起了，全世界都得朝拜中共。事实上呢，中共连国力并不太大的菲律宾胁迫不了，小小的钓鱼岛都保护不了。敢和菲律宾、和日本决一战吗？可能吗？赢了，便是“和平崛起”破产，输了，便是“中共倒地”。即使百分之九十九可能赢，也不能接受百分之一输，中共输不起。
中共这个极度滥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政权，从来都是将它政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将国土、国格放在第一位。但是，它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培养了一批不明国际是非、基本文明价值的“假暴民”，他们只会骂几个观点不同的同胞为“汉奸”，他们只会砸毁同胞买来的“日本车”，他们有几人会冲上钓鱼岛“死守国土”？
只有政府无能，才需要利用百姓上街、当炮灰。当中国真出现了几个血性保钓分子，最终阻止他们行动的，不只有日本政府，还有中共政府！
这个连基本新闻自由还没有的独栽政权，除了以小恩小恵常年收买港台海外媒体，动用特务破坏、攻击独立媒体外，居然还企图以“大外宣”计划来向世界输出其垃圾价值。其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开始，短视的西方政客和所谓学者会惊叹中国的崛起，其实只用几个回合，便可发现真正的泡沫不在美欧，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观察家看到了这一点，中共的外交处境其实比毛邓时候还要孤立，毛泽东时代还有“同一战线”，邓小平时代还懂得“輡光养晦”，江朱时代还喊“和平崛起”，到了胡温时代，便只知道：“金钱外交”。
中共党内又是怎样看待胡温的呢？ “停滞的10年”，这是党内有见识者的评语。元老呢，骂的更欢了：“没有作为的10年”。正是因为胡温的无能，中共元老在十八大前一个个跳了出来。
几年之前，一些“太子党”便说过，“所谓胡总温总，不过是我们的家奴罴了”。其实更凖确的说法，这两人都是毛奴，胡学的毛皮，温学的是毛心，一个是胡弄百姓，一个是操弄百姓，只是他们的技巧实在太过低劣，可能报应比毛来得更早，他们个人或得为腐败付出代价。
胡温成长于斯大林、毛泽东时代，苏式的教育，毛式的实践，他们既没胆量成为造反派，也没资格被打倒，但文革后，反而是这样一批原本心理弱势的人，通过伪装、欺骗、投机取巧，爬到了权力的最顶峰，结果他们既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指引什么，他们只是沿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路线，让中国社会变得更不公平、更无耻、更荒唐、更不可收拾。
黑暗中唯一的亮光，还不是诡异的微博，而是官场中流传的下流段子那些诨话，民间流传的那些政治八卦和那些笑话。当百姓都知道淫荡的皇帝没有穿衣，朝廷的威严便在嘲弄中消解一空。
据说，江泽民针对薄熙来事件有言，不能突破人类文明底线。
不管江泽民是否讲过这句话，但我们可以借此讨论的是，什么是人类文明底线？以今天人类文明的基本标准，就是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能被剥夺，而一个国家保障公民权力的基本条件是：可以选举领导人、独立的司法、自由的新闻出版。
我们知道，有了这三个基本文明的支柱，并不能说公民的所有权利有完全保障，在西方国家，官员滥权，百姓受损的事件，也没有绝迹。但如果没有这三个支柱，可以说，这个国家是基本处于一个文明线之下的国家。
所以，中共也只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却不敢说今天的中国是个“文明国家”。中国人很少知道，中共中央中有一个“精神文明领导小组”，但中国人都知道，所有的“精神文明”都被中共空洞化、虚假化、扼杀掉了！
如果说，毛泽东诱发的是人的恶，邓小平诱发的是人的贪，江泽民、胡锦涛两人起的是推进作用，以至一些人才有“今不如昔”之感。
饿死了几千万、杀死了几千万、让几亿人生不如死的毛时代的“平均”，就是“平穷”；那个时候的“公平”，是所有的人只能有“公心” ！
想念毛时代的人不是疯了，是他们对今天如此腐败、如此堕落、如此不安的愤怒！支持薄熙来的人不是疯了，他们知道，搞掉薄熙来的人只可能更坏，或者比薄熙来更小人！
这是一个简单的演进：文强比张君恶，王立军比文强恶，薄熙来比王立军恶，抓薄熙来的人不就比薄熙来恶？因为在这个伦纲无常的党国之中，只有更恶的人才能治恶的人。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文明底线之下的国家，没有几个人，能对习近平、李克强抱有希望。很多人对我说，只要习李不像江朱那样在瓜分国有资产上“有作为”，不像胡温那样在反腐败上“无作为”，便是中国的大幸了。
问题是，不给予习近平、李克强希望，还可以给谁期望？几年前（2010年10月6日）我有一篇文章的标题：习近平在摇摆中“有所作为” 。
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过去，人们拭目以待胡锦涛，迄今为止，是失望；习近平会让人们再失望吗？这不以习近平的意志为转移。时势快到了！所以，我相信习近平将有作为。”
我的结论引起一些争议，批评我者认为我仍将中国前途寄予某个人身上。
不错，我仍然认为，中共当权者的觉醒、远见和道德勇气，主动带领中国转型，显然可降低转型所需的社会成本，也可以使中共和民众都付出较小的代价。
我并不是从习李个人身上去寻找理由，他们的家庭背景、人生历程、学知修养、领导团队，是有益于丰富对他们的认识，但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共传统统治中国之法已经走到了尽头。
现在，似乎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信息被释放出来：习近平是有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类似这种迹象，其实在中共十六大前后曾出现过。我们有理由怀疑，习政改的信息，也可能是一个烟幕弹，只是释放了一些政治压力。
之所以如此，不是习近平不想政改，是他并不知道怎样政改。因为，至今为止，中共各种人物拟出的政改方案，都有一个基本底线：中共可持续执政。
其实，有了这个底线，这场政改进不进行都没有根本意义，甚至可以说，这样的政治改革，从长期看，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现在的官僚系统一方面是腐败透顶，但另一方面又非常固化，它对一切侵蚀其权力、利益的改革都非常敏感，而且极其懂得利用改革来谋取更多权和利，因为改革的权力完全操控在其手中。
“我不改，你又怎么办？”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十多年来主导改革的效果，就是如此，党政官员越来越更有权、更有钱、更滥权、更腐败、更无耻，当然，更被民众所痛恨！
所以，习近平如果真想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来政改，其结果必然是：党政权力更为强大。
但是，习近平如果想通过“减弱党的领导”来政改，有人早就警告：立即开放新闻自由、开放党禁，中共很快便可能陷入灭顶之灾，中国可能四分五裂。
这当然是习近平要努力避免的，即使他的处境比胡锦涛时代还要艰难，为了安全计，他不是没有可能作出这样一个选择：宁当中共帝国的“未代皇帝”，不当民主中国的“开国总统”。
“我不改，你又怎么办？”这是一种非常无奈但又很有力的说法，因为中共控制了一切，一切的反叛都可能被中共消灭。这是中共一些人的本钱和逻辑。
然而，这只是一种鸵鸟心态，并没有力量可以真正、最终阻止中国走上现代政治文明之路，而且，我相信，拖延的结果，只会使中共诸人下场更为悲惨。
香港社交平台在2016年3月8日突然疯传数幅相片，赫然见到隧道口、电车车身大字标题写着「是时候政变了」，相片亦显示了网媒《HK01》的字样，引起市民的一阵恐慌。
中共是一个身患绝症之人，没有任何药可是治愈其病，所谓政改，的确只是延长一下寿命，减缓一下痛苦。如果不用药，不治疗，更大可能死得更突然、更悲惨。
第一，对中共权力资本的扩张、垃圾价值的输出、军事力量的膨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全世界都开始警觉，势必造成中国和诸多国家的摩擦、冲突。
现在状态下，中共外交难以回归理性轨道。野心和能力的失衡，等于选择了一种自杀式外交。
中共现在面临的对外冲突，并不是毛泽东时代的虚拟冲突，或者叫战略性冲突，没有冷战阵营作为屏障，而是比较直接的战术性冲突，缓冲空间并不大。
事实是：中共不但没有在全球挑战西方、美国的能力，连当个亚洲霸主的资格都得不到承认。
中共硬闯，前面遇到的反弹会加大，衡突会加剧；中共退缩，国内民众情绪得不到满足，民族主义者会成为挑战政权的另一支力量。
混乱的外交是混乱的内政的延伸，外交的钝锉会反过来让内政更混乱，所以，中共的崩溃，也可能由外交事件引发。 2012年9月发生的反日抗议，就是一次预示，“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的标语，令当权者不寒而粟。
第二，这些年，中共尽一切之力打压民间社会成长，新闻出版钳制程度越来越高。但社会的分化、民智的提升，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入，使嘲讽、反抗官员、政权的能量每时每刻都在成长、积蓄、扩散。
这种力量并不是虚拟的，她是发自中国这代人的内心。以中国人的勤劳、聪明、善良，没有任何理由，让中国人的一切还由一个共产党来操控。而且，有基本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的人，越来越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
不是说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共造成的，但中国所有大的、根本性问题都是中共造成的；不是说中共下台就能解决所有中国问题，但中共在台上，所有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
这就是政治变革的基本共识。我并不怀疑，有一天，中共会将所有异议分子都打入大牢，也不怀疑余杰的“中共狂言将几百个知识分子活埋”之说，但我更不怀疑，强大的中共将遇到更强大的反抗。
因为中共所侵犯的，不只是异议分子，而是普罗民众。今天，中共可以用暴力、用金钱，扑灭各地的星星之火。但是，中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打破全国地方上已经黑金、黑权混合的格局，这种黑金、黑权时刻都在逼人上梁山。
不是每一个梁山都有宋江。这种消耗战，也不能保障官家每一次都是赢。只要官家输一次，星星之火就可能引爆全国之火。
社会的反抗，如果演变成社会的革命，尤其没有成熟的政治组织（例如异议组织）引导，一场失控的复仇、泄愤运动不可想像。
这种状态在很多国家都上演过，所以，中国许多权贵家庭争先恐后移民，求的不是避祸吗？
第三，更危险的因素来自中共内部。至少以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共内部倾轧。几乎是造成官员伤亡、伤害的全部原因，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这一切原因在于，中共从来没有建立一个有序、公开、公平的权力秩序，它凝集党心的力量，毛泽东靠的是淫威和欺骗，邓、江、胡靠的是腐败和暴力。
淫威和暴力其实是一回事，换成中共的说法是：组织力量。这个组织比恐怖组织还要令官员都感到实在的恐怖，它可以使人一夜间声名狼藉，它可以使人一瞬间失去所有权力，也可以使人生不如死，它甚至可以用一切办法防止你自杀，而由塔来决定你的死法。
时间已经开始倒时了
从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元帅，到省市委书记、厂长、校长、街道居委主任，几乎所有的职位上，都有无数的官员被组织摧残过。
这是一埸场大大小小政变的原因和结果，而且，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习近平不进行政改，就没办法避免政变的结局。
江泽民被认为是第一个和平地将权力移交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而且，年龄、学历、经历成为官员晋升的条件，被认为是中共权力秩序化的开始。这是完全错误的判断。
首先，江泽民交权和邓小平交权没有本质区别。邓小平如果不是帕金森症，他随时都可能动念废掉江泽民，1992年他南巡就是想废江泽民，众所周知。废太子是多数独裁者共同的习惯，邓小平如此，江泽民也不例外。可江泽民的权威远不如毛泽东、邓小平，他有贼心没贼力，被迫将权位交给了邓小平给他定下的接班人胡锦涛。但只用了二年功夫，江泽民便推出习近平取代了李克强的一号接班人之位，因为胡锦涛比他更弱，当然，胡锦涛也是被迫接受的。
这样一种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方式，可以继续下去吗？你会相信胡锦涛为习近平选定的接班人胡春华或者周强，能在10年后接班？如果能，习近平还能再为胡春华指定一个接班人？
不能持续的接班人选择方式，当然只能说是一时的现象。又怎能说建立了权力交班模式？
那些所谓年龄、学历、经历，成为硬指标，并不能保障官员晋升的和平性、公平性，甚至比元老随意挑选官员更容易产生冲突。因为，具有权威的元老挑选官员，落选者只能恨自己马屁功夫未修炼到家。而一旦有了一个硬指标，你又达到硬指标，你没有被选上，你便更不服气。
将薄熙来贬到重庆，迫使他弄出了天翻地覆的“重庆模式”，便是想以功逼宫。薄熙来政变未邃，干掉薄熙来却是政变成功，但并没有因此使十八大的权力分配变得顺利，因为符合晋升常委硬指标的人，超过了职位所需，所以，为此引发的争斗可以想像。
不止政治局常委会层次，中共党政军几乎所有的层级，都陷入权位、权力的明争暗斗。这种争斗，低级的是办公室里打架，高级的是给你弄个党纪处分，温柔的是让你有职无权，狠毒的是将你送去“双规”。
简而言之，时间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没有任何力量最终能阻止中国站到文明底线之上。习近平选择了政改，中国少些难；习近平想拖下去，下一场政变就会发生。
很多人不相信习近平真会政改，也不认为政变会很快发生。我承认，这种判断的概率是比较大。但我在文章的开头即言：中国政治总是朝人们的预测逆行。
因为，你忽视的角落，往往是关键因素。
作者何频在“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在2012年10月4-6日举办《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对政改不抱希望。最后结局是政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