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远比法西斯主义邪恶 时间: 2009-4-27 周一, 上午8:33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马列主义远比法西斯主义邪恶
芦笛
这个问题我记得过去讨论过，因为土土谈起，再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
先要界定“邪恶”，早说过了，所谓“邪恶”，就是“妨碍人类群体的合理生存”，具体来说就是煽动仇恨，撕裂社会族群，主张以暴力作为解决不同族群利害冲突的唯一手段，马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这种邪教。区别只在于马克思提倡的是“阶级战争”，而纳粹提倡的是“种族战争”。而就是这一区别决定了马列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邪恶。
之所以如此，我也在旧作中说过了，那就是土土现在说的“实指性”。用我自己在《“党天下”与“族天下”之辨》中使用的术语来说，“族天下”具有外部标志（apparent mark），因此具有排他性（exclusiveness），而“党天下”没有这种外部标志，“无产阶级”其实是一个无从落实的形而上学观念，与“人民”差不多，谁都可以冒充“无产阶级革命家”或“工人阶级先锋队”，哪怕从未做过一天工的马克思本人都如此。迄今为止，除了赫鲁晓夫那唯一例外，人类历史上所有知名的“无产阶级领袖”，全都不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自由职业者（严格来说应该算无业游民）。
恩格斯：工厂主、资本家。
列宁：大地主（虽然挂牌作了律师，但没怎么接过案子，全靠地租收入为生）。
斯大林 ：无业游民＋刑事犯罪分子（曾在巴库等地轰轰烈烈地作过几桩抢银行的大案，连布党内部都对之深恶痛绝）。
毛泽东：小学教员与小业主（开文化书社）。
周恩来：无业游民。
林彪：军人。
邓小平：无业游民（打过几天散工，但从未整合入法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中去）
江泽民：工程师。
胡锦涛：政工干部。
金日成：无业游民。
金正日：衙内
恩维尔•霍查：中学教师
波尔布特：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即干革命，应属无业游民。
卡斯特罗：律师。
切•格瓦拉：医生。
由此可见，除了赫鲁晓夫之外，迄今为止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竟然无一人是无产阶级出身，全TMD伪劣假冒，由此似乎可以总结出个经验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可能从无产阶级中产生出来，只能由知青冒充。这倒符合列宁的教导，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从无产阶级中自发产生，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这毫不足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而创立理论和学习理解理论都是知识分子或知青的事，并非工人阶级大老粗的社会职能决定的份内事。理论可以掌握群众，但群众绝无可能掌握理论。
这倒不是我想说的问题，我只想通过这些事实指出：马克思之所谓“阶级”，原意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但到了毛泽东手上却变成了一种主观道德概念，成了类似佛教中的“佛”、“菩萨”那种由修炼决定的宗教地位。在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其实就是“悟道者”的同义语。一个人是不是无产阶级，不是他所处的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存在决定的，而由他的思想觉悟水平决定，这就是毛何以如此强调“思想改造”。他秉承的完全是宋儒那一套，经过“灭人欲存天理”（亦即“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的道德修炼后，人就能肉身成佛，从非无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因此，毛思想根本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古已有之的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笔下的阶级本是个客观存在，到了毛手上却成了主观修炼层次。
我在纪念张春桥的文章中首次指出了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区别，没有指出的是，这是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缺陷决定了的。
我在旧作中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西方国会天天都在搞阶级斗争。马克思与西方主流政治学家的区别，只在于他认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只能以暴力革命来解决。他将阶级斗争上升为“阶级战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当成两支交战中的军队。既然是你死我活的战争，那就必然要导致列宁的极权主义，由精英分子统率绝对服从的“阶级军队”去与“阶级敌人”作殊死斗。这就必然导致两种表面上互相矛盾（paradoxical）的结果：一是在“清理阶级阵线”时机械地按职业或收入定敌我，制造出无数的冤案惨案来，无数良民仅仅因为自己的职业和收入便遭到屠戮。二是革命战争必然将非无产阶级出身但具有足够才能的狠毒之辈筛选出来，捧成“无产阶级领袖”。上文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如此炼成的。
因此，马克思想将“阶级”实指化，结果是造成 “阶级”概念的抽象化与泛化导致的大规模伪劣假冒，以及按职业与收入无情镇压“阶级敌人”。这两种现象并行不悖，构成了国际共运的共同特点。从列宁到斯大林到毛泽东直到波尔布特，这两个现象都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野蛮血腥。后世只知道谴责列宁斯大林，却忘记了马克思是始作俑者：既然他本人都可以冒充无产阶级领袖，那从未见过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乡村棺材匠李先念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有何不可？既然阶级斗争是战争，“剥削阶级”成了敌人，那当然无情屠杀敌人就是应该的。要屠杀敌人，那当然得先制定划分敌我标准，而除了职业和收入外，又上哪儿去找客观标准？
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谴责列宁和斯大林——如今两人的罪行大白于天下，西方谁还会把自己和那俩臭名昭著的屠夫捆在一起？但问题是，这些人没看到，马克思的根本谬误，在于他把阶级斗争看成 “阶级战争”，而这个大错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早就悟出了。在我恍惚印象中，伯恩斯坦曾指出阶级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共生关系，彼此之间当然有利害冲突，但更是互相需要的。我看这才是一语破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流弊，正在于化阶级斗争为“阶级战争”，上述两种现象就是这弊病引出的：筛选能干狠毒的首领不能机械地按阶级成分，而要镇压“阶级敌人”则只可能按阶级成分进行。
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看不到这一点，却只拿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作文章，其实他本人就是“异化”大师：把阶级斗争“异化”为战争，把资产阶级妖魔化为必须去除的文明的障碍，把老实本分、头脑简单的无产阶级“异化”为心狠手辣的战士，让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异化”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唯意志论，让他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异化”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制造出来的人间地狱。历史上还从未见过有哪位理论家的理论被“异化”成了他朦胧幻想的太平天国的反面，这不能不说是这位“天才”咎由自取。他不知道，手段决定目的，如果为了目的不择手段，造出来的只能是“异化”怪胎。
不仅如此，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看到，马克思“阶级战争”理论既要实指敌人又不能实指领袖的弊病，使得马列毛主义的邪恶度远远超过了法西斯主义。这道理我已经在《“党天下”与“族天下”之辨》中说过了：种族主义具有明显的外部标志，因此具有排他性，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更容易引人反感，缺乏道德感召力。而 “无产阶级革命家”谁都可以冒充，打的又是“剥夺剥夺者”的“正义”旗号，对劳苦大众乃至浅薄知青们具有强大的道义感召力，这才是正义 “异化”为邪恶的最可怕、最强大、最有效的方式。
如所周知，国际共运一度风靡全世界，将人类的三分之一沉入血海，而法西斯主义从来没有这种风光，除了德意日外，在西方国家只能唤起少数没文化少教养的“白**”的认同，从未如马列主义一般，俘获了萧伯纳、罗曼罗兰那些夙孚盛名的“力薄儒”（liberals），连罗素都险些着了道儿。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它诉诸人类天生的公平感与道义感，其次就是它在实践中缺乏“实指性”，因而不但向野心家们开放，也向力薄大儒们与正义感特别浓厚的知青和愤青开放，具有更大的“普世”性，更强大的欺骗性和感召力，因而也就更邪恶，危害更大。它与纳粹的根本区别，恰在于除了少数“剥削阶级”外，谁都可以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人民一分子”，因而被我党“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最后所有的人都沦为打手与受害人，TMD没一个好东西留下来。
最能说明基于这种缺乏“实指性”的政治概念制定国策的邪恶性质的，乃是共党国家最热爱的“以人民的名义”。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指出：在西方，人民是一个individual（个别的）具体概念，具体而微地表现为一个个的人，而在共党国家，“人民”成了一个collective（集合的）的形而上概念，只有共党（具体来说就是党魁）有权盗用其名义。这种烂污搞法，与古埃及大祭司冒充上帝代言人毫无区别。但凡以人民的名义而不是以法律的名义处决的人必然是屈死鬼，但凡以人民的名义而不是通过严格民主程序作出的国策决定必定祸国殃民。这应该是毛时代过来人都耳闻目睹的事实吧？我之所以发动扫荡伪民运，恰是他们忠实体现了这一毛共特色，动辄以“人民”的名义宣布论敌的道德死刑。为此还专门写了篇《挟“人民”以令天下》。
由此可见，如果土土的转述不错，则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也是马克思那种白痴，竟然认为纳粹之所以邪恶，乃是因为种族可以实指，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战争理论因为无法实指，所以可以导致真正的民主。这种胡话也只会有傻到相信人类能造出理想社会来的白痴才会说出来。
最后说两句“异化”问题。据我模糊记忆，马克思的“异化”（alienation）毫不费解，是说人自己造出来的产物反而统治了自己，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就极大地促成了这种异化。最生动的例子，就是《摩登时代》展示的人变成机器的奴隶，卓别林下班后手还在不断地痉挛，重复扭紧螺丝的动作，最后竟因此发狂，提着两把扳子冲到大街上去，见到螺丝便拧，甚至拧到某个胖女人胸前的两个纽扣上去。这电影比他那些枯燥无味的烂文字更能鲜明地展示人是如何成了机器的奴隶，而机器的发明本来是为了将人类从体力劳动的重负下解放出来的。因此，所谓“异化”，其实也就是毛泽东爱说的“走向反面”。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马克思认为是私有制造成的。这也不是毫无道理。所谓“泰罗制”、“福特流水线”等等都是资本家为了提高效益发明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现，如由一个人生产别针，则效率和产量都很低。如果把制造别针分解为几个工序，每个人只负责一道工序，产量就能翻几番。福特的流水线正是这原理的充足发挥。他把造汽车分解为许多工序，再把“人将就工作对象”的传统工作方式，颠倒为“工作对象将就人”，将人员固定在流水线各个部位，用传送带把工作对象送到工人面前，每个工人都只需完成一个毫无技术含量的动作（如卓别林的扭螺丝），于是就不但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省略了训练技工的时间，因而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得汽车那种昂贵的消费品在上世纪20年代即开始在美国普及，并形成了龙头产业，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全面起飞。
这些发明当然是资本家的私欲所致，它以人的自由为代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工人“异化”为机器的奴隶，比古罗马奴隶社会还结棍。卓别林那电影已经充分展示了这点：在公社大田里干活的国家农奴还可以磨洋工，然而卓别林只是抓了下痒，立刻就耽误了工作，只能追着螺丝扭，直到被传送带送进机器里去。
尽管马克思还没活到看见流水线的“异化”，他毕竟还是看到了劳动分工演进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时，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一方面也使得人类沦落为自己的发明的奴隶。在他天真的头脑中想来，这都是人类私欲造成的。只要废除了私有制，人类私欲自然也就消灭了（这就是所谓“存在决定意识”，不是私欲造出了私有制，而是私有制造出了私欲，你说这人是何等样的白痴？），到那时、到那时身强力壮跨战马，驰骋江南把国军杀，到那时劳动再也不是谋生手段，社会分工也就消失了，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上午钓鱼，下午打猎，晚上写批判文章。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社会逼迫你这么去干，而是你自己心血来潮出于兴趣，此之谓“劳动成了人的第一需要”。
您说这是何等疯话？其设想之荒诞离奇，简直可比《西游记》了。老马说出这疯话来也不足奇，盖他与我的气质颇有些相似，乃是体力上的懒汉，思维上的勤者，天生对一切规章制度的束缚深恶痛绝，只想闲着专干自己有兴趣的事。所以他终生没从事过任何职业，而老芦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劳动为谋生手段，但一有可能立即提前退休，天天睡在床上胡思乱想，“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芦也不改其乐，闲哉芦也！”
马克思没有看到，自由只是个相对术语，没有劳动分工，人类同样没有自由，只不过是奴隶主不同而已。过去人是自然的奴隶，而现在是文明的奴隶，这两者的区别是两条：第一，程度不同。同样在19世纪，在中国做小农要比在美国当工人的日子难过多了。第二，前者无从改变，后者可以调节，欧美强大的工会可以通过理性的和平斗争去降低机器对工人的奴役，改善工作条件，根本就不需要废除私有制的急剧社会变革。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没有看到，有时“异化”正是保证人类基本自由不被剥夺的基本手段。如所周知，西方的法治乃是保障个体人权的基本制度设计，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法律”这种人为产物变成了独立的刚性实体，变成了统治者，而执法人员不过是它的物化（所谓law enforcement）。此乃最标准的“异化”现象：人类的发明成了人类的统治者。这种统治的特点，一是它的“实指性”，所有的概念都必须清晰界定，以尽可能杜绝执法人员任意解释造成的人为干扰。二是它与随意性格格不入的“机械性”，执法人员必须如同机器人一样，严格按照司法程序运作，决不能加入个人正义感支配下的“主观能动性” 。然而恰是这些特点使得西方公民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保障。这一事实就是对马克思弱智理论的最佳反驳。
时代进化到了今天的电脑时代，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今大到国家行政管理、国防部署、城市交通管理、空中交通管理，中到企业管理，小到私人存款、外出旅游订票等等，全都由电脑控制。大家都成了电脑的奴隶，根据电脑发出的种种指令行事。您说人类的自由是多了涅，还是少了涅？我过去订机票得找旅行社，拿到机票后到机场后还得办许多手续，如今却能从自己的电脑上直接指定座位，打印登机卡，到时只需将手提行李扔进某个指定地方去。到了地点便入住早就通过电脑订好的旅店。第一次从事这种“无票旅行”我心里还很不踏实，觉得连个可抓拿的凭据都没有，虽非“一生交给党安排”，却也是“此行全靠电脑安排”，弄过一次之后才觉得无比方便。这种给百姓带来更多自由的异化之所以出现，与当初流水线的发生原因完全相同，都是资本家降低经营成本的私欲使然。若废除了私有制，反倒不会有这种“健康异化”了，每个吃过毛共大锅饭的人都能告诉你这点。所以，所谓“异化”这种现象相当复杂，其利弊如何还值得深入探讨，绝不是马克思那种直线脑袋想象的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