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3--清华园激情岁月

清华大学的起点，是1911年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清华学堂以其退还银两为建校基金，继而起步发展壮大。彼时的中国如风中残烛，内外交困。“独清华受国耻之赐”；之后的几十年里，清华大学随国家的命运而沉浮，经历了八年抗战血与火的洗礼，三校联合转战大后方云南，由梅贻琦校长主政，坚持了教授治校的方针，民主管理的原则，使得清华大学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得以生存延续，他创造了一份神奇：联大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期间，培育出了像梁思成，邓稼先，杨振宁，钱三强，钱伟长等无数的精英人材。

文革结束后，经过风雨飘摇的十年动乱，清华大学深受其害，成了一个急需整顿救助的重灾区。全校有1228人被立案审查，其中有178人被定为专政对象或敌我矛盾。文革十年间，许多知识分子不甘受辱，自杀身亡。据统计，前后共有52人非正常死亡。健康受到损害的教工更是不计其数，被遣送到江西鲤鱼洲干校的教职员工就有不少人感染上了血吸虫病。

父亲初到清华园，看到的是一派荒凉败落的景象，食堂和教室的玻璃残破不全，桌椅板凳基本不配套，学生宿舍供暖设备失修，多数的洗澡堂因设备损坏而关闭。此时77届考生已经通过高考，正在录取之中。78届的考生也将在几个月之后高考，相隔数月后录取入校。一年之内要接纳两届新生，这个压力对于整个学校来说，是巨大的。父亲的身上更是承受着来自上下两方的压力。首先，对下他要解决教职员工的衣食住行，满足他们的正常基本需求。如安排住房，解决孩子入学，老婆的工作和户口问题。然后是准备新的教学大纲，组织人员建立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学队伍。各教研室，实验室要拨款增加设备仪器，购买学术资料；如此诸多事物杂乱无章，每天要批示的报告堆积如山。对上级，他要对刘达，对中央负责。保证不出乱子。他的理念是“尽我最大所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一天除了吃饭，他就是在工作。父亲经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几个礼拜回一次家是常有的事。那时只有母亲一人在家，在这个期间，她尽了双倍的努力，毫无怨言地担负了父母应尽的所有责任和义务。她不但要给我们吃饱穿暖，还要到处找高考复习资料，监督我们每晚复习功课，及做出合适的高考志愿的选择。我们总算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获。在高考达标之后，我的父母与所有的父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