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民日報》情結/美國 程凱

　　《人民日報》只宣教不傳播信息

　　從報紙的定義來講，《人民日報》其實算不上一張報紙，它只宣教不傳播信息，只掩蓋或歪曲事實而不報道事實真相。中共稱《人民日報》為黨的宣傳工具，還稱其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報紙被賦予這樣的定義。中共中央有一份下發各級黨政領導人閱讀，責成他們做什麼、不准做什麼的「紅頭文件」。《人民日報》則是「紅頭文件」的擴大版，下發至最基層。我自加入中共的新聞隊伍，無論在地方黨報，還是在《人民日報》，被告知黨報任務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維護黨的利益和形象。從來沒有報道新聞、傳播信息這一說。

　　《人民日報》還有「紅頭文件」起不到的功能，就是對民眾撒謊欺騙。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對《人民日報》有個評價：除了報頭上的出版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悟性高的中國人讀《人民日報》都反著讀：如果報上說大好，那就一定是很糟；如果說光明，那就一定是暗淡。作為中共黨報編輯記者，必須具備的工作條件是：每天，或者每隔幾天，就要聽取「上頭精神」的傳達，然後根據上頭精神去尋找報道題材。新聞學講的是，客觀事實是第一性的，然後才有根據客觀事實的報道；但中共的黨報，上頭精神是第一性，然後才有根據上頭精神的報道。黨報採編人同樣被要求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所謂一致就是與黨的最高領袖保持一致。尤其《人民日報》，「一致」前面還要加上「高度」二字。我最近看《人民日報》，竟然經常看到，第一版的報道全部是毫無新聞價值的習近平的活動，對於《人民日報》來講，天下萬事、國計民生不及中共黨魁與某個國家的領導人握了握手重要。

　　中共奪天下、治天下，靠兩杆子。槍桿子之首是解放軍總參謀部，筆桿子之首是《人民日報》。人類進入網路時代，報紙式微，唯獨中國的《人民日報》堅挺，地位無可取代，也非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可比。按中共的規定和傳統，《人民日報》社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其他媒體沒有這種地位。《人民日報》的評論代表黨中央的聲音，重要社論和評論員文章須經主管宣傳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甚至中央總書記審閱才能發表。《人民日報》由中共中央撥款營運，不靠廣告和在報攤出售維持開支，也基本沒有個人訂戶，其兩百五十萬份至三百萬份發行量，全靠黨規與行政命令訂閱。其實不強制，機關、單位也都自覺訂閱，不看《人民日報》，等於聽不到黨中央的聲音，工作起來要犯錯誤。

　　新聞人多被中共打斷脊樑骨

　　《人民日報》記者明確為黨中央的喉舌和耳目。作為喉舌不說自明，而作為耳目指的是，《人民日報》記者有一半的任務是為黨中央領導採寫「內參」，這等於向中央領導提供享有資訊的特權，就像是向他們特供食品一樣。《人民日報》的「內參」每天出版兩次，直接送達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辦公桌上，列為最高機密的直接送政治局常委。「內參」可影響當事官員的仕途和一個地區的工作。所以《人民日報》記者見官大一級，封疆大吏、六部九卿們見到都客客氣氣。我任《人民日報》駐深圳特區記者期間，曾撰寫內參，反映深圳機場選址不當的問題，使得原來建在深圳大學附近、對面就是香港鳥類保護區米鋪的白石洲深圳機場，遷到現在的黃田。不過時至今日，《人民日報》記者已不如從前那樣令人尊敬了，我的一位前《人民日報》同事對我說，如今的《人民日報》記者一個個被官員和老闆收買，記者寫一篇表揚稿，價碼動輒幾萬、十幾萬人民幣或更多，「內參」的價格更高。道貌岸然的《人民日報》早已滿身銅臭。

　　報紙是與政府相對立而存在的，唯有獨立知識份子有資格成為報人。在西方社會，如果有哪一家報紙成天說政府的好話，一定為人不齒、難以立足。中國則相反：黨報的編輯記者列為黨政幹部編制，捧的是中共的飯碗。《人民日報》的社長、總編，往往從省委書記、中央部長或軍隊高級將領調任，從新聞人中升遷的，都先被中共打斷了脊樑骨，包括至今在中國享有盛譽的一些人。想維護自己人格清白，唯有自殺，如鄧拓。現今的總編輯曾與我在《人民日報》記者部共事，當年他是《人民日報》駐河北記者。給人的印象是規矩、聽話，當上總編輯則成為指鹿為馬，為中共反普世價值、反民主憲政搖唇鼓舌的人。

　　胡績偉領導的時期一度輝煌

　　《人民日報》創刊至今六十多年來劣跡斑斑，但也並非一無是處。它曾有一度輝煌，那就是一九八○年代《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提出「報紙的人民性高於黨性」並為之作勇敢實踐之時。那時《人民日報》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鼓吹對外開放、對內搞活，宣導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因此成就了一九八○年代中國的黃金十年。八十年代中期，我親身體驗了《人民日報》上下同心，煥發出的昂揚正氣和朝氣蓬勃的精神，《人民日報》有了「人民」的味道。後來「六四」鎮壓發生，胡績偉連同《人民日報》的改革派與中共黨內改革派一起全軍覆沒，一大批編輯記者被抓捕入獄或流放邊遠，《人民日報》又重新回歸罪惡之中。

　　我到《人民日報》工作時，還有一九四八年創刊之初就在《人民日報》工作的老編輯、記者們，他們不同於共產黨官僚，仍保持著純真的共產黨人的理想和追求，包括擔任了副總編輯的王若水、陸超祺、余煥椿、范榮康，他們都是追隨胡績偉、《人民日報》一度輝煌的締造者。許多後輩也繼承了他們的精神與人格，如吳學燦、張抒、宋斌，八九民運期間出版《人民日報》號外，披露趙紫陽接見戈巴契夫的講話。那次講話：趙紫陽提出：「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中國的問題」。八九民運期間，《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上街遊行，首先喊出：「不要再逼我們講假話」，為中國新聞史寫下可歌可泣的一頁。

　　我在《人民日報》工作的時間不長，離開《人民日報》已經很久。作為新聞人，我一直為曾在《人民日報》工作感到悲哀，也一直為曾見證和參與締造《人民日報》的一度輝煌而感到榮幸。這就是我的《人民日報》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