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先天基础和全能唯物主义

人性的先天基础和全能唯物主义                                                                           马力

一、人类行为的遗传学基础

传统的唯物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承认物质对精神的支配作用。当然辩证法又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这里的条件是唯物辩证法区别于唯心主义的关键点。旧唯物论中的物指外部世界或环境。这种唯物论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认识论的问题。马克思强调了意识和思维依赖人的大脑。因此马克思的唯物论将物质扩大到人的大脑。中国的哲学界似乎对这点不十分注意。由于大脑是思维的工具，马克思的唯物论主要还是研究认识论的问题。

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人提出人的行为特征可以由遗传决定。程焉平在“关于人类行为遗传的讨论”一文中指出：“1883年，英国学者F. Galton提出：人的体质、相貌、气质以及智能的高低都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随着现代遗传学的发展，有人在犯罪行为、利已或利他行为与染色体变异之间也建立起某种联系。更有甚者，英国行为生态学家R. Dawkins把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他认为人的自私行为来自基因的‘自私’性。总之，遗传决定论者把人类的行为差异如智力、犯罪行为、攻击行为、自私行为以及由精神病导致的异常行为等都归之为遗传差异，即人的本性与生俱来。”

从目前的科学研究来看，人的行为或多或少地受遗传或遗传物质的影响应是可以肯定的，只是这些先天因素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后天的环境所改变仍是个问题。这里不讨论人的行为中遗传作用的科学依据有多少，因为这是一个试验科学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论的时候，不妨把它当作一个有意义的假说。在这个假说下，人的遗传基因可被视为决定天然人性的一个物质基础，尤其是当这些基因具有某种“利己”和“利他”的倾向时。这些倾向很容易被后天赋予的“善”“恶”和“好”“坏”等对立的观念解读成一种先天的人性价值。

今天发达国家中人的社会意识、公共道德和法律观念比落后国家强很多。但这与天然人性的改变关系不大，而只是在严惩条件下的行为改变，人类基因并没有发生系统性的定向变化。教育改变了人，同时丛林世界优胜劣汰的残酷现实也在改变人。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人性也在两极分化。善人有所增加，恶人也没减少。人的善恶内容还会随社会的改变而改变。旧的恶减少了，新的恶，如电子诈骗，电脑病毒、枪击案、盗用信用卡、性猥亵等高档犯罪会产生或增加。这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里就更清楚。例如美国的犯人比例没有减少，而可能比百年前还多。社会主义国家人的道德水平也在改善，但这同样是大环境造成的。这种环境改变后，人的行为恐怕跟着改变，回到从前。不受后天影响的本性可能还是原来那样。

二、遗传基础的哲学意义

1、本能逻辑的中性特征

这些解释也许并不新鲜，但它们在哲学观念上引起的革命性突破却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在存在决定意识的旧唯物论中，存在仅指人的外部环境。因此有人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看作照相机，只是被动地记录可看到的外部形象。马克思的认识论强调大脑的作用，就是为了说明认识不只是被动地留取观察到的外部影像，还可以通过大脑的思维过程演绎出抽象的理性认识。然而马克思的唯物论虽然承认大脑是存在的一部分，但大脑只是个从感觉到认知的加工厂，不带有先天确定的价值倾向，因此不影响人性的善恶。

没有倾向性不等于说人的大脑不带有先天确定的内容。人在理性思维中使用的最基本的形式逻辑，如同一律、排中律和不矛盾律可以是一种先天的功能，并不只是人类具有。它们同样可以是形象思维和形象认知的基本规律。比如一只老虎看见一头羊，它的大脑通过形象回忆和辨识后告诉自己：这是头羊(不一定抽象成概念。后同)不是石头。因此会条件反射地调动相关的运动肌进行追捕。在这个过程中，同样用到了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来联系感觉到的形象：A = A，A ≠ B，A ≠ (﹁A) (这里的A和B代表完全不同的形象，符号﹁表示非)，只是没有用到抽象的概念。

上面的例子说明，最基础的形式逻辑不是如通常认为的那样，只是理性思维或概念思维的逻辑，也可以用于更简单的形象思维和形象辨认，也因此存在与其它动物的大脑中。在动物识别环境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工作，即便熟练的使用需要一定的训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础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是先天的。只不过这种大脑的功能需要外部环境提供的感知才能得出新的结果。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忽视了人类大脑具有先天的逻辑思维的能力。

人类大脑的先天功能虽然能够作用于人的思维活动，但对人性的影响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大脑先天性的思维本能不具有选择性和偏向性，因此可以看作是中性的。这就是说大脑对所有有利或不利于自身的感知具有相同的判断逻辑，只是在释放行为信号时有所不同。因此大脑思维逻辑的这一先天功能不被当作影响人性的先天因素，也因此对人性善恶的讨论影响不大。本文对它的讨论有助于深入了解人类思维的物质基础和逻辑特征。一直被认为是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本能逻辑不只适用与抽象思维，也同样适用于无抽象概念的形象思维，甚至更原始的认知过程。

2、行为基因的“倾向性”

然而遗传基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却是不同的。现有的研究认为这些影响有的倾向于“利己”，有的倾向“利他”。不管是利己还是利他，动物本能的行为都具有自我保护的特征，因为这是生物生存、繁衍和进化所需要的。而这个自我保护首先是保护个体的生存，其次才是保护同类和其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化中的生命体天然地具有“利己”或“自私”的本能。人的这个本能就构成了天然人性的一个方面。

由此可见基因遗传信息不同于人的大脑所具有的本能逻辑。首先它们不只管思维，还影响人的行为。其次大脑的本能逻辑对思维的影响是中性的，但先天因素对行为的影响不是中性的，而具有明确的倾向性，即侧重于保护个体自身而不是自身以外的存在。由于人类是群体生活的动物，这个倾向性在人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会与“利己”或“利他”等具有明确褒贬意义的价值观联系起来，形成人性“恶”或“善”的观念。

在人出生后，环境和教育可以改变人的某些行为模式，但很难改变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本能在人的社会活动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从而形成每个人不同的人格特征。写到这里就不可避免地与传统唯物主义的哲学发生冲突。我在四年前写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哲学反思” (见附录)一文中指出过去的唯物论，包括马克思的，都是全能唯物论，即认为人的思想、习性和人格都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和经验来改变。事实上一些基本的人性可能是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并可通过遗传世代相袭。

以下是该文中的一段：

“人用后天获得的理性原则压制原始动物本能的力量和效果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需要科学来验证的问题。但是传统的认识论基本上忽视了人的本能对逻辑意识的作用和对功利行为的影响，更忽视了它在理性的压制下仍能生存和遗传的顽固性和连续性。因此，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意识完全取决于包括教育在内的存在，并受存在的影响而改变，仅在针对人的逻辑意识时是正确的。由于古典唯物主义忽视了非逻辑的本能意识对行为的影响，这种唯物主义就叫作全能唯物主义。简单地说，全能唯物主义相信人的一切精神意识都来自于后天的影响，并受后天的影响而改变。”

上述引文中所说的“人的逻辑意识”和“非逻辑的本能意识”可以理解为由非本能的抽象逻辑所产生的观念意识。前面说过，原先被视为形式逻辑的一些基本规律同样适用于非概念的推断和辨识过程，因此可以看成是一种本能逻辑。本能逻辑是抽象逻辑的自然基础，可以在经验的帮助下“导出”抽象逻辑，比如三段论逻辑、因果律和条件关系等。近代的数理逻辑和运算逻辑则是更高的产物。

3、从思辨哲学到科学哲学

将基因遗传信息作为物质的一部分，不仅可以解释人性的先天因素，扩大了(辨证)唯物论的内涵，还可以使以认识论为研究主体的唯物论哲学扩展至研究人性的物质基础和变化程度的科学哲学。当后天因素不能完全改变人的基因或遗传信息对人性的影响时，经典的全能唯物主义遭到挑战，即便考虑到某些获得性遗传特征。

当然这不是回到唯心主义，而是把唯物论建立在更坚实稳固的物质基础上，避免主观或客观唯心主义者把遗传信息变成“绝对精神”或“神的意志”等最后的避难所。一旦这种唯物主义的科学哲学被试验所证实，哲学本身也将摆脱有史以来纯思辨的特征，而成为试验科学的一个部分。它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许多方面都会引发相应的变化，因为对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的研究不能再忽视先天的物质因素，而只考虑对后天影响的反应。

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与思考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哲学反思

然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作为改变信仰的宗教运动最终失败了。毛泽东去世后仅仅4年，中国的新领导就放弃了计划经济体系。在后来的十年中，又解体了原来的公有制。如今中国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甚至低于一些欧洲国家。与旧宗教的失败一样，人类追求个体发展的动物本能战胜了迫使个体联合的无形观念。而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的失败没有像一些人所期待的那样，一如旧宗教的失败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和经济的加速繁荣。其中的原因在后面讨论。这里首先讨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哲学基础。

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认为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思想。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人的意识对于存在的反作用。如果把人的意识看成是一种特殊存在，认识论便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科学，即研究人的意识这个特殊存在与其它存在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这种提法是重要的，因为把认识论当作一种科学来讨论，就可以引入其它领域研究科学的方法和检验方式。然而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认识论还只是一种哲学范畴。普通哲学不仅缺乏定量的描述和实验手段，而且受限于简单的形式逻辑的因果联系，从而忽视了前提的复杂性和意识的多样性。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的意识过程可分为逻辑的和非逻辑的两个部分。当人类从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动物进化而来后，仍然保留了动物在各个发展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感觉—反映能力，包括简单的条件反射、记忆、回忆、形象判断、形象联系和动作反映等非逻辑的意识行为。这些非逻辑意识是一种下意识的趋利避害和自我保护的动物本能，具有很强的定向性，始终指向最利于个体，而不是集体，生存的方向，否则其物种就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这种定向能力基本上只受遗传基因的影响，并随基因代代相传。这些基因随自然条件的变化会发生突变引起进化或蜕化。至少从目前看来，这种改变或突变很少因后天的经验和教育对大脑皮层的影响而发生。动物本能的某些方面即便受到理性的压制，仍然具有遗传给下一代的功能。需要指出的是基因突变是个体行为，可以与其它个体没有交流和约定。因此突变不是为了物种整体的进化，而是为了个体的生存。只有许多个体突变引起的进化有利于在新的环境下生存时，进化的个体才会继续生存和快速繁衍下去，形成新的物种或取代旧的，表现为一种整体的进化。

而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研究的主要是人的理性思维或逻辑思维所具有的特征和规律。在传统哲学所说的认识论中，受经验和教育影响的意识过程也主要是人的逻辑推理和逻辑判断。即便下意识的动物本能及其利害指向可以在理性的刻意压制下受到制约，影响人的脾气、性格和秉性的最基本的要素可以与后天的经验没有明确的联系。因此有人的本性难改之说。人用后天获得的理性原则压制原始动物本能的力量和效果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需要科学来验证的问题。但是传统的认识论基本上忽视了人的本能对逻辑意识的作用和对功利行为的影响，更忽视了它在理性的压制下仍能生存和遗传的顽固性和连续性。因此，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意识完全取决于包括教育在内的存在，并受存在的影响而改变，仅在针对人的逻辑意识时是正确的。由于古典唯物主义忽视了非逻辑的本能意识对行为的影响，这种唯物主义就叫作全能唯物主义。简单地说，全能唯物主义相信人的一切精神意识都来自于后天的影响，并受后天的影响而改变。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本上也是全能唯物主义。他的辩证思想所承认的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同样只限于精神的理性方面。由于教育也是一种存在，全能唯物主义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教育看成是全能的。由于教育还是一种主观行为，于是全能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在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殊途同归，回到了表面唯物实则唯心的哲学观和方法论上来。在生产力低下，生活物质严重缺乏的古代农业社会，地球上不同的人种和社群差不多都独立发展了禁欲思想的宗教和准宗教，承担起归化信徒、统一思想和规范行为的教育任务，用防止社会混乱和崩溃的伦理道德强制约束人的思想品德和行为。当资产阶级需要打破旧宗教对致富的束缚时，他们也只敢通过宗教改革使旧宗教网开一面，而不敢全面废除旧宗教。

这类宗教曾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唯心主义的产物。提倡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故而很少论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具体内容和规范措施。为了坚守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只是笼统地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会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因为根据唯物主义原理，社会主义社会废除了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劳动便成了每个人生存的必要前提。但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实际过程中，毛泽东发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表明在生产资料公有之后，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剥削阶级思想”可以通过权力腐败和制度复辟而起死回生，甚至利用合法的“资产阶级法权”压迫底层人民。即便人人都要劳动，分配却仍然可能背离“同工同酬”的社会主义原则，利用“法权”实现新的分配不平等，产生新的“特权阶层”或“新生的资产阶级”。

为了彻底消灭“剥削阶级思想”，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毛泽东根据全能唯物主义的哲学，想用包括劳动改造在内的新的存在方式改变人的意识和思想，在党员、群众和学校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晚年，只争朝夕的毛泽东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希望“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从哲学上来看，这恰好与“唯心主义”的古典宗教利用道德信仰强制性地规范人的思想行为异曲同工。由于在古典哲学中精神和存在的定义具有不确定的外延和交集，以及精神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无处不在主从可易，以哲学指导现实工作时会经常出现类似的哲学悖论。因此建立在某种哲学上的意识形态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会产生难以避免的分歧和冲突。这些问题靠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本身不能消除或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因此，执政者不能不经常根据别的依据作出决策，或“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并常使个人意志和信仰成为决策的关键因素。

一切强加于人的本能之上的理想主义和宗教伦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用人的理性压制人的动物本性。因此它们的目标指向恰与人类代代相传的本能指向背道而驰。它们经常要求人们牺牲意志的眼前利益服从理性的长远利益，牺牲个体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牺牲局部利益服从全体利益。因此思想革命的任务异常艰巨。要想在与本能的斗争中获得胜利，仅靠自觉的理性，如忠诚、觉悟和党性等是不够的，而需要强大的教会力量或宗派力量来实现。这种教派势力和宗派势力还经常与政治权力联合在一起，确保个人的信仰纯洁和在统一信仰下的社会稳定。这种稳定是一种对抗下的稳定。稳定的程度取决于理性和本能之间的力量对比。当个体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时，或当教会和宗派力量减弱时，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对抗本能意志的力量也会被削弱，并因此导致社会变革和秩序重组。历史上争取个人解放的资产阶级革命，包括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私有化的改革开放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毛泽东也知道这种革命的艰巨性，故而号召人们向具有自私倾向的下意识宣战，如“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等。就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比传统宗教更高的道德要求，并把思想革命的对象集中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和其领导之中。这样的革命不仅得不到党派的支持，反而遭到主要政治势力的极力抵制。这就决定了这场革命即便取得暂时的胜利，最后的失败在所难免。在文化革命中掌握了权力的青年人在毛泽东去世后很快就遭到了清洗。更重要的是在一代人中进行思想革命的成果不可能通过人的遗传机制转移给下一代，而人的反向的动物本能却能代代相传。于是这样的思想革命必须在每一代人中进行才能保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被丢失。而这样的可能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解放了个体生产力的工业化轻而易举地摧毁了传统宗教的统治地位，使新旧宗教成为资本的婢女匍匐在权势者的脚下。同样，工业化社会中鼓吹集体主义精神的理想主义也在个体意志的解放中相继破产。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没有比这样的问题更难回答，更容易激起争论和冲突的了。站在个体利益方面和站在集体利益，包括国家利益方面，会获得完全不同的答案。那么个人和集体利益有没有一致性呢？强调个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并不回避这个问题，即便他们从来没有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典型答案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个答案如此重要，以致在冷战期间被追授过诺贝尔奖。因为这是资本主义雇佣经济道德化的核心内容，是解体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力武器。

前一篇的历史对比说明寄希望于解放个体生产力，然后通过那只“看不见的手”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低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时代最受指责的文革时期所具有的发展速度，并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和人文方面的代价。这个结果同样适用与发展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足够的殖民地时，它们靠剥削殖民地所获得的财富的确可以让国内的劳动人民过上不错的日子。这时那只“看不见的手”把贫富分化的界线移到国界之外。但在殖民地独立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又把贫富分化的界线重新移回国内。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两极分化不断加深，中产阶级正在消失。美国的经常账赤字不断扩大，债台高筑，政府部门甚至为借债而闹到关门的地步。

难道人类永远不能摆脱集体主义的理想与个体解放的本能之间与生俱来的冲突，要么选择中世纪千人一面的生活，要么选择充满个体悲剧的资本主义制度吗？这是当代新启蒙主义思想家所提出的问题。迄今为止，没有人，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是社会主义思想家真正回答过这个问题，也是下面的论述将要试图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