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通外国是革命的需要

（经查核：此广告确实与香港“占中”毫无关系）

       我党最早的支持者是外国人士，换句话说，国父孙中山可以被支持，他的追随者共产党人为何不可以？而且“追随者”一词不是我发明，这是中共中央文件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的专用词。尤其我党20年代的全部活动经费，都是苏俄共产国际情报局资助的，否则根本不会有党的一大成立，不会有后来的南昌起义，也不会有钱去搞“两个中国”，第二个中国位于江西瑞金 ——“苏维埃共和国”。    

       搞“两个中国”是要花钱的，例如今日中国河南电视台《华豫之门》鉴宝栏目，献宝市民呈上1932年毛泽东“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股票，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为真。

       接受巨额经费，里通外国，秘密从事暴力活动，图谋策动各大民族起义，实现疆独蒙独藏独，甘愿成为苏俄走卒的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后来更因为王明等著名里通外国分子，不得人心，大多数共产党领袖不同意以牺牲我党利益作为投靠国际共运的代价，苏俄不高兴了，马上翻脸不给钱，这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阶段的里通外国现象。

       里通外国，在红军长征大逃亡时期基本停止。

       但共产主义运动是因地制宜的，因人而异的，灵活性是党性的灵魂。无数事实证明，共产主义实践是最杰出的机会主义实践，于现实运动中无规律可循，无教条可恪守，因此，党中央从踢出高岗开始，设一个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感到极其愤怒的罪名，正是里通外国。

       按顺序从五十年代开始：潘汉年、粟裕、彭德怀、贺龙、刘少奇、王光美、林彪、邓小平、王张江姚、民运人士等等，直到占中的大学生，他们的罪名里都有“里通外国”。

       里通外国是罪名，还是英名，完全取决于我党的需要，革命需要；而且一旦有需要，还得用其他的说法去替代它，比如：被毛主席彻底否定的那些里通外国、卖国求荣、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1979年以后统统被称之为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