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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完本文，牧人掩卷长叹，“低估川普了”！
尽管他瓷器店公牛般出拳鲁莽、尽管他推特轰炸、尽管他有很多失败（譬如医改），但是在大方向上，他做的全是杰克逊的美国希望他做的呀：
收紧移民、筑墙；
减税；
对另类右翼模棱两可；
支持NRA；
禁毒战争；
国际收缩；
贸易战；
…
这样看，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杰克逊的美国对川普不离不弃了。
需要说明的是，牧人做这个系列是为了理解川普的支持者，倒不是赞同他们和支持川普的政策。事实上，除了经济政策和严控非法移民的做法，牧人反对川普的大部分政策、特别反对其社会政策。
对杰克逊的美国好不代表对美国好、更不代表对亚裔移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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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Russell Mead - Jan 20, 2017
七十年来第一次，美国人选了一位蔑视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理念以及机构的总统。无人知晓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会是什么样的、或者在一连串的危机出现时总统任何调整其轻重缓急和孰先孰后。可以肯定的是，自小罗斯福政府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没有过如此根本性的辩论。
自二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方针基本上为两大流派所左右，而且两大流派都是着眼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稳定。汉密尔顿派相信，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秩序的“陀螺仪”符合美国利益（威尔逊总统顾问爱德华·豪斯在一战期间的原话），二战以后在世界范围进行财经和安全布局、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既可抑制苏俄还可推进美国利益。苏俄垮台以后，汉密尔顿派对建立全球自由秩序加倍努力，特别是在经济上。
威尔逊派也相信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对美国至关重要，但是他们更看重的是价值观而不是经济利益。在威尔逊派看来，独裁贪腐的政权是全球动乱的主要根源，所以他们通过推动人权、民主管理和法治来实现和平。在冷战后期，威尔逊派的一个分支将精力集中在（在海外）推广国际机构和环球整合，而新保守的一派则更相信美国的单边努力对推动全球自由化更加有效。
尽管汉密尔顿和威尔逊派之间的分歧很大，不过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致力于全球秩序。不过，由于近三十年来这种努力效果不彰，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中坚定不移的全球派开始松动；人们开始听到更多的国家主义者、不那么全球化的声音；随着大众看到全球秩序建设失败的惨痛代价、他们越来越失望，开始挑战建制派的外交政策。杰斐逊和杰克逊流派，他们是二战前的主流派但是在战后秩序建设中失宠，回来复仇了。
杰斐逊派，包括今天所谓的实用主义者，认为减少美国在世界的存在会降低外交的成本和风险。他们寻求的是收窄美国利益的定义而只在最安全最有经济价值的地方施加影响。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不是liberals自由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一主张，而且在那些反对干涉主义、希望削减军费及重新将政府资源回归国内的左派里也有盟友。肯塔基参议员兰德·保罗和德克萨斯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似乎认为他们可以在共和党预选中借用杰斐逊派的这股思潮，但是只有川普抓住了他的对手们没有抓住的东西：美国政治中真正崛起的不是杰斐逊纲领，是杰克逊民粹国家主义。
身份政治的反击 IDENTITY POLITICS BITE BACK
美国的民粹川普狂热植根于美国第一位民粹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思潮和文化。对杰克逊派 - 他们是川普支持者的核心 - 来说，美国不是被那些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启蒙”思潮所定义的政治实体。相反，美国是美国人的国家，美国要做的事在美国本土。在杰克逊派看来，美国的卓越不是来自向世界推销美国主张，改变世界也不是美国的使命；美国的卓越在于致力于每一个美国人的平等和尊严。美国政府的作用，在杰克逊派看来，就是通过在国内保护本国人的人身安全和经济富足来实现美国梦 - 在这样做的同时尽力不干涉个人自由。这才是美国特殊的地方。
杰克逊民粹派偶尔才会关注外交政策，也偶尔才会参与政治，本届大选其实是某种特殊力量和趋势的组合才把杰克逊派集结起来。为了解释这一波杰克逊大潮，评论家们观察到了工资停滞、非技术工人“好工作”的流失、社区生活的空心化、毒品泛滥 - 这种情况原来只在城市的某些“低端”地区存在，现在则已经蔓延到了很多地方。但是这些都是局部和不完整的观察。历史上身份和文化曾经在美国政治中起过重要作用，2016就是这种现象的重演。杰克逊的美国感到他们被围剿，他们引以自豪的价值观被攻击，他们的将来受到威胁。川普 - 很多杰克逊派认为他有众多缺点 - 似乎是唯一的、愿意帮助杰克逊美国为生存而战的候选人。
自从小罗斯福政府以来还从来没有过如此根本性的外交政策辩论。
对杰克逊美国来说，只有某些事件才会激发他们的关注以及参与。战争是一个，当国家被攻击的时候，他们集结起来捍卫。类似，杰克逊派参与国内政治最大的驱动力是在他们感到内部的敌人（譬如精英集团或移民团体）攻击他们的时候。杰克逊派担心不怀好意的势力控制美国政府，从而将美国引向另一个方向。他们最担心的不是腐败，因为他们知道腐败是政治的孪生兄弟；但是他们特别在意“歪曲perversion” - 即当政治家试图动用政府资源来压制而不是保护民众的时候。杰克逊派感到，政府近年恰恰是在借精英之手压制民众，而两党的建制派也在跟政府及精英合谋。
很多杰克逊派开始相信建制派不再是可靠的爱国者，在他们看来“爱国主义”就是忠实地守护杰克逊美国的安康和价值，他们这样想也不全是错的。很多世界大同者cosmopolitan把“解放全人类”看成至关重要的操守；而杰克逊派的道德概念则是“家”的概念，杰克逊社区都有共同的国家纽带。如果世界大同者认为杰克逊派是在倒退和盲目爱国，杰克逊派则以世界大同精英们叛国来回敬-精英们质疑把自己的国家和国民置于首位是不道德的。随着近几十年来美国对身份政治的选择性拥戴，杰克逊派对精英爱国主义越来越不信任。新潮的美国庆祝的是不同族裔、性别和宗教（的身份政治）。渐渐地，精英们欢迎非裔、拉丁裔、女性、LGBTQ、原住民以及穆斯林对文化认同的要求。对杰克逊派来说，情况要复杂得多，他们自认为不属于任何上述范畴。
来自欧洲的白人也进行很多自己族裔的文化活动，比如意大利裔和爱尔兰裔美国人就经常就自己的文化传统组织游行，美国人对此习以为常。现在，这些传统的族裔文化开始褪色，而欧裔美国人或白人身份识别渐渐成了禁忌。很多美国白人发现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谈论“寻根”的重要性、追捧族裔的独特性、为每一个族裔提供经济福利和提升其社会地位 - 不过这一切都是提供给有别的族裔的、跟他们无关。对于欧洲背景的美国人来说，或者说对于那些简单地认为自己是美国人的大量人口来说，可接受的庆祝或寻根（自己的文化遗产的）方式不多。
在杰克逊派看来，美国的卓越不在于向全球推广美国的理念，而在于其国家对每一个美国公民的平等和尊严的严格承诺。植根于美国历史的复杂演变，很多原因导致他们这样看美国，但是对那些失业的工厂工人和家庭来说不一定清楚这些原因。很多白人选民对于他们所说的“政治正确”越来越抗拒，而他们在越来越大声地喊出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偶尔会折射出种族主义。可是，当精英不断告诉他们为自己的欧裔身份自豪就是种族主义者的时候，他们也许会说“那好，种族主义就种族主义吧！”。至少另类右翼的冒升与此有部分关系。
近年出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以及他们零星的反警察暴力示威加剧了杰克逊派文化孤立的感觉；再说一遍，这不完全跟种族（主义）有关。杰克逊派本能地支持警察、正如他们本能地支持军队一样。在第一线保护社会的人有时也会犯错，在他们看来，而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打斗时或犯罪发生时。很多杰克逊派相信，要求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的战士或警察去接受那些舒舒服服坐在扶手椅上的人胡乱猜疑是不公平、不道德的。因此，很多美国人看来是寻求正义的抗议活动，在杰克逊派看来却是对执法机关和公共秩序的攻击。
控枪和移民这两个议题让很多选民认为两党的建制派对国家的核心价值越来越敌视。非杰克逊派常常很难抓住这两个议题影响的深度，以及控枪、移民改革如何让杰克逊派加深他们对精英和世界大同的怀疑。
在杰克逊文化中，佩枪权具有特殊乃至神圣的地位；很多杰克逊派将第二修正案看成宪法中最重要的内容。这些美国人将（独立宣言阐述的）革命的权利视为自由人保护自己免于暴政的最后手段 - 没有佩枪权上述权利就是一纸空谈。同时，他们将不靠政府保护家庭看成一种潜在的必须 - 而精英们不仅不关心而且常常反对这种必须。
（杰克逊派对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间派试图取消拥枪权越来越关注，这是大规模枪击及随后的控枪呼吁常常造成枪支销售激增的原因，尽管犯罪率其实在下降。）
非杰克逊派也常常就移民问题误读杰克逊派。有关移民对低技能工人的影响已经有很多讨论了，有的观点认为这是仇外和仇视穆斯林。但是杰克逊派在2016年看到的是，移民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将杰克逊派边缘化的“一盘大棋”的一枚棋子。传统选民比例的下降让民主党内开始乐观地谈论“新晋的人口多数”，而杰克逊派将这种讨论看成是有计划地改变美国的人口构成。当杰克逊派听到精英对加大移民力度的强烈支持而对非法移民漠不关心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对我的钱包有多大影响，他们看到的精英在各方面将他们推向社会外缘 - 政治上、文化上、人口分布上。最后，最近偶发的几次恐怖攻击将移民和个人安全问题的辩论推向了非理性。
简短地说，在十一月（即2016大选时），很多美国人投的是不信任票 - 不是对某个党的不信任而是对整个政府阶层以及他们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不信任。
接下来是什么 THE ROAD AHEAD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还有待观察。许多前任总统在进入白宫之后不得不大幅度修改政纲，可能川普也不是例外。另一个不明朗是川普如何将其另类政策付诸实践。（即使是他们曾经支持过的人，杰克逊派一样会因为其失败而失望乃至反对，小布什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也有可能在川普身上出现。）
现在的情形是，杰克逊派对美国的全球对接和自由秩序建设的政策持怀疑态度 - 但是更多的是对制定政策的人而不是某个特定战略缺乏信任。他们反对最近的贸易协定（即TPP）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协定的具体内容，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谈判者没有将美国利益置于首位。大部分杰克逊派不是外交专家今后也不要指望他们会是；对他们来说，领袖是一种信任。如果他们信任一个领袖或者一个政治运动，他们会接受在他们看来不理解或困难的东西。对于美国的建制派，这种信任已经不复存在，除非或者直到这种信任得以恢复，他们会套紧华盛顿的脖子（keep Washington on a short leash）。借用新保守奠基人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 1952年关于参议员麦卡锡的的一句话，杰克逊派知道川普一件事 - 川普站在他们一边；而关于国家精英，他们的感觉是相反的。另外，他们的关切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美国的全球秩序建设正在衰亡。
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西方的政策制订者沉醉于一些过于简化而且危险的理念。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已经驯服得不再产生经济、社会或政治剧变upheavals。他们感到非自由派意识形态和政治情绪已经被扫入历史的垃圾箱，只有苦涩的失败者“bitter losers” 才相信这些东西 - 即那些“紧握枪杆、迷恋宗教、厌恶他类”的人“…来解释他们的不满”，2008年奥巴马就是这么说的。时间和历史进程会解决这个问题，建设一个有秩序的自由世界只不过是细节而已。
鉴于这样的观点，许多事件 - 从911和反恐到金融危机到最近的大西洋两岸国家民粹派的愤怒反弹 - 造成了巨大惊恐。越来越清晰的是，全球化打破了战后的社会经济模式，正是这种社会经济模式导致了财富积累和国内社会平和；今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挑战全球自由秩序的根本和国家根基的方方面面。
在这个新无序的世界里，身份政治的力度不能再被否认。西方精英曾经相信，在新的世纪里，大同主义和全球主义会击败复古和族裔效忠（tribal loyalties）。他们没能理解身份政治深深地植根于人的心灵以及它们需要在国内外政策上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他们也没能理解全球化催生的社会经济发展原力会造成这么大的动荡以及阻力，正如一个世纪之前的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vs Gesellschaft, community vs society）之战。
因而，接下来对国际政治的挑战不是完成世界自由秩序的建设，而是寻找合适的方式来停止对自由秩序的腐蚀、以及为全球系统奠定一个更坚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国际秩序不仅应该建立在精英共识及力量平衡上、也应该建立在国家社区自由选择的基础上 - 这些社区需要政府保护而免于外部损害、同时享受国际秩序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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