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中国政治的地位当然是主流的,除了新加坡,海外华人在所在国的政治地位则都不怎么样,尤其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很是不好,说次流地位都属恭维了,基本上都已经被边缘化了。但就是这些在发达国家的海外华人,尤其是第一代的,偏偏还要说中国政治的种种不是,而不是想着如何尽快地融入所在国的政治生活中去,去真正体会,理解所在国政治的实际情况,再来对比两者的不同。
孔子写《春秋》,不仅让乱臣贼子惧,自己也是怕怕的,所谓“罪我者,《春秋》也!”。为什么?我的理解是:孔子是讲一以贯之的,要行忠恕之道,是要言行一致,要想到,说到,做到,而不光只是说说而已。孔子曾经是积极地参与了几场社会政治改革,甚至不惜要与乱臣贼子为伍,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到鲁国,晚年才无奈地著《春秋》。著《春秋》,只是说说而已,批判也是容易的,动动笔而已,这不是在做政治的实事,做政治的实事要难得多,它有时会改变一个人的原则,甚至信仰。这违背了孔子自己的一以贯之,忠恕之道。孔子一再强调的君子应该要讷于言,而敏于行和成于事。著《春秋》使孔子不能保晚节,故谓:“罪我者,《春秋》也!”
为什么我认为公羊《春秋》要高于左氏《春秋》,就因为公羊《春秋》是政治的行动纲领,并要求习者去认真贯彻执行,而左氏《春秋》不是,它强调的是史实(不是事实)。明显地,公羊《春秋》就是为孔子洗地,为一以贯之,为忠恕之道尽心尽力。至于孟子,那就更不行了,开始走心了,周游各国,鼓吹一番,至于建功立业呢?完全没有!虽然,孟子比庄子好一点,没有达到终日冥想,肆意妄想的地步,但比起商鞅等法家来,那还是离一以贯之和忠恕之道差远了。
回过头来,现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海外华人,谈政治的,不在做政治,也不知道怎样做政治,却整天只知道猜想,臆想,甚至是妄想,更有甚者,还喜欢造谣,热衷传谣,哗众取宠,可能还以为自己在纵横于天下,对着祖国 - 中国指指点点,对着所在国却一叶障目,这怎能不被中国人看不起?被接受?被认为是扯谈?被别人看不起?在别国被边缘化?
总之,要做,要行动,要从身边立规矩开始,建功立业后,你才能谈谈你的看法,提提你的主张,政治家们才会把你当根蒜,而不会是从阴沟里不断流出,咕噜咕噜翻滚着的泡泡:听着烦人,闻着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