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加流氓，势必丧天良

所谓良知或良心，实际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个人的良心”，是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正确与错误的底线。而“社会的良心”，就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在自由民主的国度，人们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中国著名学者钟敬文在去世前曾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注意到钟敬文把“是”替换成了“应该是”，陈述语态变成了虚拟语气。仔细研究历史，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不是中国社会的良心，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没有社会良心。他们没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就如他们在个人的生活中，缺乏道义和责任的私德一样。他们会为了一己私利，昧着良心，充当极权走狗。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盲目崇信，这些无良心无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发展造成的极大的危害。

中国大陆的顶级红色学者郭沫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举行过一次国际国内作家的聚会“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了一首诗歌《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表忠心之后，郭沫若还意犹未尽，接着向在场的江青肉麻地朗诵他的诗歌：《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诗歌是这样的：“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应该说，1949年前的郭沫若，是有才华而且有风骨的，学术上不无建树，而且还居然对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公开叫板。但1949年后，郭沫若却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但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他拍马屁甚至到了这个程度：迫不及待地说自己“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一边无耻地拍马屁，一边对自己的亲人不管不顾。1967年4月，他的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他的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恩来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

郭沫若号称才子加流氓，为了私利反复无常。有人讽刺他说是“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还说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文革”中郭沫若甘当走狗，把学术当作了政治宣传。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读他的书。人们提及郭沫若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是无良文人的典型。

有人说“才子加流氓，势必丧天良”，这话说得很对。

“文革”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为了自保，也曾如郭沫若一样。早在“大跃进”时代的1958年，钱学森就在报纸上鼓吹“亩产万斤”的科学性。当年农业大放卫星，危机四伏、饿殍遍野，饿死数千万人。可是钱委员还故作严肃地说：“土地所能给人们粮食的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他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后，他为了迎合毛泽东的狂热，又“精密计算”得出亩产潜力是5.85万斤。据说他的文章还真的糊弄住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天天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在劳动人民被极权压迫，遭受人为的惨重饥荒的年代，钱学森公然大肆鼓吹“亩产万斤”这套理论，明显就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在自然科学工作者中，这种丧天良的例子，恐怕不止钱学森一个人。

无论是文艺工作者，还是科学工作者，极权专制的宠信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立场正确。于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就成了极权政治的附庸，使得他们必然地丧失了社会良心。

除了郭沫若和钱学森，再举一个经济学家薛暮桥的例子。薛暮桥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并且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对于“大跃进”的疯狂，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员上报的数据是假的，但他仍旧指示下属说：“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知识分子本来是与愚昧作斗争，与专制作斗争，传播真理揭示真相的人。可是当时中国最有知识的那些人，根本没有利用自己的知识，去唤醒劳苦大众。他们不仅不能承担起“社会良心”这副重任，相反却利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地位使专制极权变本加厉。

陈寅恪曾经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比于上述这样例子，就更加佩服陈寅恪。依附于野蛮的极权专制，甘心作极权者的走狗，这些人不配叫做知识分子。陈寅恪还曾经说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在专制压迫之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以选择沉默，选择非暴力不合作。不管怎样，也不应该跳着出来，心甘情愿地为之充当马前卒。

陈寅恪在当年的中国，也面临着如郭沫若，钱学森和薛暮桥一样的选择，可是他却在《对科学院的答复》，写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陈寅恪能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中，依旧坦然地说出“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话，让人钦佩不已。

极权专制下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知识分子的良知，涉及在极权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价值观、文化、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统治者的谎言和欺骗，人的软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卖……对于这些严肃的问题，人们往往下意识地选择了遗忘。

文革离开我们的时间并不太久，当代中国已经普遍地丧失了良知和诚信。知识分子，多是些政治投机分子和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以玩世不恭的方式，追求个人的私利。一旦失去了个人的良知，也就不会再有什么“社会的良心”存在了。

在封建皇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19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完全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过去皇朝时代，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诉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

1949年以前，知识分子们反对国民党，也是因为他们对正义的要求比较高，对国民党的腐败受不了，觉得社会非常黑暗。1949年以后，“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了，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枢，这样一来，就把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

其实，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再启蒙”时期，理想主义被唤起来了，人们思想活跃，留下一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可惜，“再启蒙”时期太短，19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点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没有信心。对此，人们感觉到沮丧和失望。

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力量。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

金钱能够收买人，也能够腐蚀人，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比起1980年代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从传统来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有参政议政的愿望，“帝王师”当不成，就当谋士，用时髦的话叫做“智囊”或“思想库”。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往往为求见用而迎合，还是不能独立。

中国知识分子最好改变眼睛向上，然后更加独立地去好好考虑一些问题。

当前，中国仍需要再启蒙。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别人。其实不然，“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

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

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

问题是怎么样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

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