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的延安一代

抗日前后投入延安的知识青年一代，是中共打天下取胜的基干队伍，也是建国以来的领导阶层，他们经过文革和六四的分化，出现一批有反省力的老党员，被称为“两头真”，他们像年轻时追求真理一样否定了中共暴力革命。

十年前，延安一代“两头真”领军人物李慎之先生，于国庆之夜撰下传世之文《风雨苍黄五十年》，对为之终身奋斗的赤色革命勇吐心声：“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二千前年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中共当年闻之猛烈摇头、如今怕不得不暗暗点头了。岁月飞逝，又一个十年过去，作为中共胜利的基干队伍延安一代知识份子，虽然整体凋零，但他们中的仍有不少健在，仍在中国民主化的艰难跋涉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包括对革命深入反思。

中共胜利的基干队伍：延安一代

“延安一代”指抗战前后进入中共阵营的知青，一个抗大就出走十万（包括各地分校），“延安一代”总数估计当在三十万以上。长征结束，西路军失败，南方抵陕红军仅二万余，若无延安一代的大量注血，中共不可能在抗战结束后具备与国民党争锋逐鹿之能力。从队伍构成上，仅有山上队伍的“枪杆子”，缺乏来自亭子间的“笔杆子”，也无法走向全国胜利。

二○○一年，李慎之说：“今年七十岁到九七岁这个年龄段的知识份子（当时都叫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批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成就，这一年龄段的人的功劳是主要的。”抗战第一年，八路军就从三万余扩至廿五万；抗战结束前，中共党员百二十万，军队近百万，国军亦不过二百余万，国共初具对抗实力了。

知识份子的走向预示着社会未来。抗战初期，国共都意识到谁抢到知识份子，谁就抢到天下。一九四三年，国民党一百几十万党员，学生党员仅约三万，显然未能抢过共产党。

延安一代被称为黄金一代

随着中共军政胜利，延安一代高调进城，“延安出身”成为进入新政权上流社会的入门券。文化界、思想界没有这一出身的昔日主角均退缩边缘，延安一代一统天下。五五年首批学部委员六十一人，主体即为延安知识份子，尤以延安中央研究院为核心。延安模式规范了几代人的思想，捏塑了几代人的价值观，也是文革之所以得以掀起的社会基础，最著名的文革要角（如江青、张春桥）均出自延安一代。八十年代，中共将延安时期视为“黄金时代”，呼延安一代为“黄金一代”。

抗战时期，延安一代中的精英陆续进入中共核心，参赞军机，成为中共党军要角秘书，跻身梯队。五十年代是延安一代人生幸福度的最高峰值，“延安老干部”的优越感，颇有少年得志的自满。文革前，延安精英们大多升至省厅级。他们工作积极，整日忙碌，积极批评别人，认真检讨自己，活得好辛苦，一个个热情高涨，挟革命以遨游，抱政治而长终。反右、文革，他们接受革命“淬火”，被打倒，被批判，但未开始集体反思；文革后，延安一代从地方到中央全面接班。八十年代初最为艰难的改革初期，他们与红军一代中的开明派合力拱翻保守派，邓小平的改革思路主要依靠延安一代予以实施完善。随着改革深入，他们发现改革的最大阻力不是别的，恰恰是他们数十年深信不疑的那些马列原则。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往何处去”的焦点日益凸显，尤其六四后，大多“一二九”学运出身的延安一代实在难以认同对学运的弹压，延安一代出现无可避免的分化。六四后中顾委本拟开除四人党籍，均为延安一代——李锐、李昌、于光远、杜润生。受打压的延安一代还有李慎之、任仲夷、梁湘、胡绩伟、王若水等。这一现象表明延安一代已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大革命一代、红军一代产生原则性分歧，无论价值理念还是政治判断均产生明显代沟。在中下层，大多数延安老干部震栗于六四枪声，开始思考肇因。他们不再埋头拉车，开始抬头看路。中央文件对他们思想的约束力明显大不如前。离心力的产生，加剧了起于七十年代末的“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信任危机、对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心危机。海外也出现被驱逐或“投奔自由世界”的延安人：许家屯、许良英、刘宾雁、王若望、戈扬、于浩成……

文革中，延安一代也出现过大分化，如江青、叶群、张春桥、乔冠华、王力、关锋、马天水等，遭到延安一代的集体唾弃，但多局限于形而下道德范畴的好人坏人，六四后大分化却是形而上层面对“主义”产生重大分歧。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的质疑，形成一九九二年回应“南巡指示”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九十年代出现“两头真”

进入一九九○年代，延安一代分化加剧，出现一批思想上日益脱离官方主流的“两头真”（年轻时与年老时对国家人民命运的真诚关怀）人物，如赵紫阳、李慎之、李锐、李普、胡绩伟、廖盖隆、杜导正、王若水、曾彦修、牧惠、穆广仁、安志文、彭迪、宗凤鸣、何家栋、何……对于这批到达“两头真”车站的延安人来说，实属极其痛苦的“意外”，或曰不愿面对的“意外”。他们当然清楚这一“意外”所裹含的历史内涵与人生苦涩。因为，他们此时已清晰认识到：造成暴烈土改、惨酷镇反、悖谬反右、人祸大饥饿、疯狂文革、经济崩溃，最根本的致因乃是自己全力提倡的赤色学说，这是比毛泽东更强大的“历史因素”，也是更隐蔽更实质的祸根。

有一些很简单的对比：三十年代，机关学校一说到“蒋委员长”就得并脚立正，华西大学的胡绩伟曾以此在课堂上捉弄那位最讲究“立正”的教官。然而，委员长不过一个立正的动作，几秒钟而已；“伟大领袖”则要戴像挥书、唱歌背语录、鞠躬请罪、无限忠于，万寿无疆、一日三次，远比“委员长”麻烦费时。怎么革了这么大一场命，最后竟是“胡汉三又回来了？！”送走一位“立正”的委员长，迎来一位得“请罪”的毛主席，算哪门子事儿？！这是出现“两头真”的历史必然。因而“两头真”成为推动中共政改的当代东林。

“两头真”的出现，含意重大。因为，老年的第二次“真情燃烧”是带有经验沉淀的人生总结，不像当年青年革命将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统统归结为政治黑暗所致，似乎改朝换代一切社会弊端都迎刃而解。此时的“两头真”对革命进行彻底反思，认识到革命并非万能，革命可能要闯大祸，这是一个世纪国际共运最沉重的“人文遗产”。

演出结束发现走错了路

如今，左右两翼的延安一代的声音还很强烈，毕竟都是九旬左右的老人了，演出基本结束，大幕即将垂闭。他们回首人生，不能不为自己与自己的奋斗终身的“主义”算算账。左翼的魏巍、马宾等人，由于一仍旧腔，甚至要为“五人帮”平反，坚持已为实践证谬的马列原教旨。身后跟从者寡稀，日益成为延安一代健在者中的非主流，已无法与“两头真”对抗。

二○○八年，李锐先生说了二段大大超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最后总结：

毛泽东们选择的“俄国人的路”，帮助中共党人经过共产革命，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终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岂止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简直就是同人类文明背道而驰，迟滞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运动不已，生灵涂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上亿人受到牵连，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间悲剧，使得国家、民族和社会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甚而至于发生“六四风波”，动用军队弹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导致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场悲剧，所有这些，反思起来，都要从上个世纪“走俄国人的路”追根溯源。

无论是苏俄革命的经验，还是苏联的专制制度，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都是对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背离。十月革命七十四周年后，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事实证明，背离人类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科学和法治，脱离人类文明依靠科学知识即智慧发展的规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都只能为自己敲响丧钟。这个结果，是中共早期创始人始料不及的。套用一句名言的句式：中国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从一个错误的地方，移植了一个错误的样板。

早一年，十六岁赴延安的何方先生也说：

应该说，我们的路就根本上走错了。我们建设的不但不是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而且连我们一直在批判的资本主义都不如。因为资本主义总还是在发展，而且发展得很快，我们却在后退，相对说来也退得很快。……五五年中国经济占全球份额的百分之四点七，八○年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五。……二○○五年也仅占全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四点一。这就是说，我们后来这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还没补够头二、三十年落后造成的差距，实在有点对不起祖先和后代。从这里也引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究竟建设的是什么社会呢？

李慎之晚年迭发高论：“社会主义无非是争取平等，资本主义无非是保障自由。自由和平等都是人类基本的价值追求。但是如果剥夺了自由，连追求平等的自由也没有了，所以自由先于平等。”明确表述了追求自由先于平等，得先进入资本主义，然后才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真是完全背叛了国际共运的原始教旨——埋葬资本主义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前提。

无论左右两翼，延安一代都明白：三十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起飞并非依靠“延安药方”，恰恰相反，正是放弃“延安药方”，改弦更张另起炉灶，才使国家得以挣脱左绳左箍，才得以遵循近在眼前的初级常识。

面对“两头真”否定之否定的自评成绩单，后人将如何评说呢？千山万水、雪山草地、头颅热血、改天换地，最后竟……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一位革命者顿足捶胸？价值取向上终一生而历二世，如此截然相反的大落差，石犹碎散，人何以堪！真是玩笑开大了，实在太大了。后人除了再发潼关长叹，除了从头收拾旧山河，从数代革命者的滴血经验中拣拾理性之结晶，还能怎样呢？

身系重望垂暮身

如今，“两头真”队伍不仅在悄然扩容，而且薪尽火传，身后跟上来解放一代、文革一代，终究是真神就有跟从者，是真理就有后来人。只是，垂暮之年的延安一代仍身系重望，成为海内外士林对中共改革托望之重心。以目前国情，他们由历史形成的地位声望，尚无人可替可代，还得指望他们发大声、放头炮，真是难为这些延安老人了。

延安一代六十年（仅指与中共建政同步时段），“两头真”以彻底反思之态评述这段尚带体温的历史，当然大大有利于推进当代中国的发展。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第一要素即取决于对当代经验的利用速率。“两头真”能够自裁其谬、自检其误，实在是为延安一代挣回最后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