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童年的照片
外祖父，母亲和东北老乡
母亲和表姨
老辈儿天津人过年，讲究一身新衣，女孩儿们还都得穿红，非得是上下一色，红红火火，那才叫喜兴吉庆，能讨得开年的好兆头。
舅妈是天津人。长得颇有红楼梦里凤辣子的模样，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稍眉，身长玉立，精明能干，我舅在她手里就是一团面，搓圆搓扁都随意。舅妈骂起舅舅来，纯用咆哮体，若写出来就是满纸惊叹号，还从不避开我们这些小辈，我舅听了也只是呵呵，枉了他魁伟英俊的相貌和满腹才学，一辈子连句硬话都没在家说过。现在想起来，我都替舅舅他老人家臊得慌。当然多年后我表嫂又得了婆婆口舌的真传，这是后话不提。
光凭舅舅舅妈两人的工资，养活四个孩子，还得接济舅妈乡下老家的亲戚，日子过得不算宽裕。舅妈手巧，家里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每逢过年，舅妈一定会给每个孩子亲手做一套新衣服，也永远有我一套。同样，我家的任何年礼都会有表姐弟们一份，平日里，我妈贴娘家也贴得理直气壮：我妈上大学是我舅供的，兄妹之情，骨肉相连。
舅妈做的衣服质地都很结实，或是灯芯绒或是咔叽布，样式也特别宽大，能罩上棉袄棉裤。到了秋天换季时，还能当单褂儿穿进去；但舅妈都是紧卡着尺寸买的布，边缘没有半分余地，袖子和裤腿都是刚刚到位, 抿进去的边儿顶多也就小半寸。我们又都是在疯长的年龄，所以，秋季衣服的袖口和裤腿往往都被妈妈拼接上一道延长的边，颜色大体相近，但也能看得出有所不同，像手脚上带了圈箍，衣摆勉强能遮住肚子。现在回想小时候穿的衣服鞋子，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极少合身过。
有一年，舅妈年三十一夜没睡，给全家孩子把新年的红衣裳赶着做了出来。黎明之前，孩子们睡的大通铺边上，一人一套新衣，摆得平平整整，大人们看了满心欢喜和自豪。谁知道，清晨大表姐穿上了不满意，嘴里嘟囔说真土。舅妈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个大耳刮子。她平日里打孩子都只用手指甲尖掐胳膊大腿，搧耳光极为少见，这回真是气狠了。我姐那个嚎啕大哭啊，真是声震屋瓴，时隔多年，现在似乎还能听到。
记得我和表姐表妹每人一套红色灯芯绒衣裤，脚下一双红棉鞋，连袜子都是红的，头上扎着大红色的蝴蝶结，眉心摁了个吉祥红点，手提着舅舅给买的红纸灯笼，灯笼里点了根小红蜡烛，映着我们冻得通红的脸和更红的鼻子，在小院里放炮仗。最大的是二踢脚，有两指粗细，点燃了就得赶紧避开，否则嘣着能出案子，在地上嘭一声，在天上乓一声，把屋子震得晃悠。有一种炮，捻子较长，女孩儿放比较不怯，声响也更脆生，炸开来里面不是破烂的废报纸，而是玫红色的细薄纸片，几乎半透明，撒在雪地上，漂亮极了，连硝烟都有股香味儿。等我们长大点，又有满地打旋磨窜金花的地老鼠和能冲上半空的七彩魔术弹，都好玩。还有一种摔炮，像个微乎其微的小手雷，扔过来落地就炸，男生常用来吓女孩子，惹得一片嗔骂，半大小子们便洋洋得意。
后来我们搬家到了南方，舅妈仍然年年不忘给我做红色的新年礼服寄过来。我窜条儿特快，舅妈估摸不准，寄来的新衣往往会短半寸一寸的，而且又宽大，穿上很有喜剧效果。南方的孩子过年没有人穿一身大红，尤其不作兴穿红裤子，被小朋友们笑得厉害，说咱侉。忘了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坚决不肯穿舅妈寄来的衣服过年了。
时隔多年，在北美零下二十度的二月寒夜里，我记忆中的中国春节，依然是一片红色，如火如荼。
番外
乡俗是春节拜年越早越能表示敬意。大年三十得熬夜守岁，年初一还得起大早，有时候，天还没亮，客人就来了。冬天地上雪泥不断，并不是所有的客人都会换鞋，所以我们得不断擦地板，否则满地泥脚印。记得有一年，我睡眼朦胧地开了门，第一波客人却是几个要饭花子。他们带走了我家的半屉红豆包，我有点舍不得，所以一直记得母亲的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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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大家春节快乐，求官的得官，求财的得财，求情的得情，求平安的得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