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什么不敢与毛泽东翻脸(转)

海内外皆知：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伙伴关系。

  两人均能力非凡且才华出众，两人均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却又风格各异。他们长期合作，然又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毛泽东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恩来外圆内方，严谨求实。毛早年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难免隐忍负重。

 于是二人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争执归争执，二人却谁也离不开谁。毛泽东离开周恩来，在圈内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周恩来离开毛泽东，整个革命将迷失方向、所以，有人总结二人是海与岸的关系，毛泽东是海，周恩来是岸。分析起来，理亦固然。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如今毛、周早已作古，但人们总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二人谁也离不开谁，文革期间，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敢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已故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但问题是：

一、周恩来怎么去翻脸？以什么去条件翻脸，翻了脸又怎么样？

    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想必指的就是“文革”路线之争。但其时，即便周手握真理，但却无群众基础，何况当家的只是毛泽东，更何况周恩来本人或许也弄不清楚文革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如此，周恩来该怎么翻脸，条件呢？

  翻脸？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很有悬殊，翻了脸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再者，毛泽东自被他老上司周恩来推到遵义会议首席后，周恩来若再与之分庭抗礼，倒有点自己否定自己当年的让贤之举了。再再者，毛泽东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

二、“逢毛必胜，有毛就灵”这是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的习惯思维。

28年，即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有了这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而历史也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遵义会议前都错了，而毛对了；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眼见毛威信日增，山呼万岁，周恩来对毛的心思，心知肚明，了解一个人，到这个程度，以周的高风亮节的品格，他不愿意挑起内斗而做人口实。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三、历史教训：周恩来的一次小建议，曾引来毛的大翻脸。两人若矛盾升级，或酿成内斗之祸。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应该说，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大胆工作。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毛要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

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但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来与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路线之争。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渐渐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面对全国疯狂的个人崇拜、极左的政策，周不用说翻脸，他甚至不能有一点明显的反对。

毛既离不开周，但又对周不放心，一度还曾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动作。周对此心知肚明，但他知道如若翻脸，一切都难想象了。

四、若翻脸，将是特可怕的事儿了。代价极为惨重，毫无疑问，毛小胜，周惨败。

毕竟，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与毛泽东威信不差上下的一国总理，且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可怕的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第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

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

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焉。

五、“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周恩来隐忍克己，为国为民。

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

所以他要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伟大的总理两种情景：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救下大批受冤干群。

事无巨细，周总理拿起就不肯放，他放不下。所以，周恩来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正因如此，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对毛泽东说：“我真羡慕你有个周总理，我们就缺一个周总理。”

连尼克松也忍不住大发感慨：“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事：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恩来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即便斯大林，也是不吝赞颂这个杰出的大管家。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读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

这样的好总理，还如何与毛泽东翻脸。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毛泽东的基础在基层人民，周恩来的基础不仅有基层群众，还有国内外友人之间。由文革看来，当时的毛泽东的地位是无法捍卫的，或许这就是个历史选择问题。

如此分析，答案已一目了然了。理性地对待历史问题，我们不溢美，不隐恶，方是史学者的学养良知及品格。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