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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利益集团决定改革方向的理论不完全适应中国国情（林的观点）一样，政治集团决定改革走向的理论也不会是世界普遍的社会规律。
中国改革之路极大的受到政治领袖个人，和一部分具有决定力的政治家群体的影响。现实也证明了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在中国无关于喜不喜欢，这是中国文化社会的一种传统，自秦或更早的商周以来，到上世纪初的戊戌变法，从来没有多大变化，除非是被剧烈的社会朝代更替所暂时打断。所以这种现象绝不是当代所特有，而且可以预计，将来的中国仍然会延续这种传统，即使引入西方所谓的民主理念，政经分离，以及多重权力制衡的理念，其实质内涵也不会有本质的变化。这也就是理想化的泛民主主义者无法接受，试图改变，又一再被现实碰撞的晕头转向的根源所在，其主要问题在于，这种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管制和变革导化模式，作为社会治理结构基础的民意民情传统观念，在整体上是认同并被自觉接受的，数千年来难以改变，除非发生某种不可逆转的，突发性历史性的断流事件，走到上世纪日本式政治革命之路，但这种可能性近乎于零。
对于这个事实的评价，有许多不同的观点。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对其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两方面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价值。其积极意义在于，这种以政治领袖和政治集团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及制度改革，便于集中社会资源，达成预期目标。有利于激进的、短期内迅速的达标，更有利于突破难点和困局。因为政治团体可以运用其绝对的权力，制定变革目的，也采取引导或强制的措施，驱使社会变革的走向。
而消极意义同样显著，第一，社会变革很难形成全面的革新，政治力量很难进行除了经济领域，社会治理方式等之外的政治理念和根本制度的变革。第二，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变革目标和路径的规划，与政治领袖个人，以及政治团体的意志关联度太大，变革的科学性，完整性，条理性，进程的稳定性，和结果受到较大的不确定性影响。
如果进一步深究，这种历史延续下来的社会管理模式，最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领袖的智慧，立场，和意志，以及政治团体的统一理想和实践精神。其中他们所持立场，即其理念和实践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是根本所在。过去被认为是阶级立场，现在表述为代表性问题。
这其实是显而易见的首要问题，并不代表作者有个人的倾向性，竭力回避这个问题的人才往往是特意隐藏倾向性和目地的，因为政治权力是可以而且是必然要选择代表社会中某些利益群体的，选择代表资本的利益，必然广开资本利益渠道，选择基层民众的立场，必定会制定民众利益最大化的制度。这不可能被绕开。
在此之上，公开的研究往往回避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政治集团内部，包括政治领袖与精英政治小团体，以及一般政治家群体之间的矛盾斗争，被扩大化而波及全社会，进而影响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变革的现象，这个在中国也是一种社会传统现象，有时候表现的相当强烈。
西方现代的经济理论，除了"主要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对发达国家经济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总结"（林教授原话）外，其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基于西方的哲学观，把经济发展和理论研究标准化，理想化，特别是独立于政治的特点，而这种研究的方法，经实践证明，是具有重大缺陷的，以至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地被更新的学说更替，在实践中也是五花八门，修修补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经济政策比比皆是，有时为了促使某经济学说的实现，甚而采取政治的手段干预。许多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失去指导意义，即是有力的证据。
但是，林先生似乎对"主流学术界强调制度变革主要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决定了制度变革的方向。（林语）"这种观点持有相当大的异议。他认为"这种分析框架要么忽略了政治家的影响，要么隐含地认为政治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
我不能说，林先生单纯的可爱，但是，他否定政治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之观点，的确值得商榷。正如上面分析所说，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脱离利益关系，都是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表，毫无例外，否则，这个政治家因何而存在?任何超越个人和群体利益的政治家，在现在的地球上一个也不存在，只是代表多数还是少数，代表哪一阶层的利益的区别罢了。这种基本认识不需要隐含地认为。
西方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确是有意回避政治家的影响，但是其强调制度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事实上决定了制度变革的方向，大体上没错。国际上如此，在中国更是如此。
我不能肯定林先生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把中国的政治家群体，独立于利益团体之外，或者他有充分的理由支持他的观点，但是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超越阶层或者说阶级利益的超级政治家。当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广大劳动大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这是写在党章里的，而广大人民群众就是一个基本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中国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也是中国的前途所在。这是从广义利益集团的含义所说。
即使从狭义的，特指的利益集团概念出发，当代中国的政治家群体中，被驱逐出政治舞台的，还有继续隐藏与既得利益集团勾结的大有人在，他们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博弈，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的走向，如果说还有其它因素，就只能是代表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利益的另一个利益集团。这三种利益集团代表的博弈，最终决定了中国的未来走向。
如果说在改革伊始，政治家并无与既得利益集团结合的条件，走入歧途的话，那么随着经济改革进程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固化，部分政治人物丧失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初心，与既得利益集团苟合，攫取社会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利益，影响社会制度变革是有目共睹的，这才有了本届政府的铁腕清腐治贪举措行动。
关于政治家，领袖对社会制度变革影响的研究课题，并非创新，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课题之一。如果连理论和眼界高度如林先生的，都认为是一种理论方法创新的话，那只能说明政治经济学科在中国被边缘化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而政治经济学恰恰是研究制定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出发点。不夸大的讲，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大多数严重困难，都是放弃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去制定制度、目标、路径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