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如何避免“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演变成替外资打天下

一、国内经济学界对“一带一路”战略阐释的缺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严重弊端彻底暴露出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曾一度成为我国经济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近3年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等问题的讨论突然在政策制定、理论研究和媒体的报道中消失了，代之以自贸区和资本项目开放等热点问题，“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中央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提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旨在解决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严重弊端，但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大搞自贸区和资本项目开放实际上又回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传统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老路上。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战略就有可能打断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它不仅无助于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因素。 

　　     首先让我从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谈起。在历史上，英美的经济发展战略家区分了“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英国在经济崛起之前，经过长期摸索，终于认识到，“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是“坏的贸易”，而“出口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才是“好的贸易”，恰如1721年在英国议会开幕时，英国国王乔治一世在开幕词中对英国这种经验所作的概括：“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李斯特曾将这种贸易模式称之为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确凿的历史经验说明，这种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不仅是英国崛起，而且也是产业革命在英国爆发的前提条件。与英国一样，美国在19世纪末的经济崛起也同样得益于从“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向“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的转变。美国在独立后的30多年时间里，实际上仍没有摆脱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对英国经济的依附地位。美国为了转变这种不利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采取高关税保护主义战略，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了依靠内需的内向型经济，并在1894年实现了经济崛起。美国的经验说明，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并非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内需市场可以为之转向“好的贸易”提供根本性的保障。

　　笔者提出，国家致富的原则就从“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李斯特原则)改变成“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新李斯特学派的新原则)，背离这一原则，一国在全球化时代是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

　　而我国目前经济结构的现实则是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2009年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走访我国沿海省市装备制造业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我国资本品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发达国家的高端组装和中低端加工基地，在技术绝对垄断的外资挤压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出“低端混战、高端失守”的状态，自主创新困难重重，资本品工业自身所需要的核心基础元器件、大型铸锻件和自动化控制装置发展滞后，关键配套受制于人，大型、精密、高效装备仍依赖进口。

　　“低端混战、高端失守”，不只是我国资本品工业的现状，而且也广泛地存在于纺织、家电和汽车等国民经济各部门之中，从而形成了我国“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这种“坏贸易”的经济结构。因此，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是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向“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转变，这是笔者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转变对外发展方式的实质，也是笔者对党中央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提出的转变对外发展方式的精神实质的解读。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向“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转变，是“一带一路”战略成功的基础。能否成功地实现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向“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转变，是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如果继续沿着我国传统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老路子走下去，那么，“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就不会有任何促进作用，反而有可能强化“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坏贸易的经济结构，只不过是我国从过去的“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产品并对之出口低端产品”的贸易结构演变成了“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产品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低端产品”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会陷入一种“漫天去赶鸟，家里丢只老母鸡”的巨亏状态：外资走进来占据我国价值链高端，而我们却走出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中低端市场上拼个你死我活，这必将堵死这些国家转型升级的道路，“一带一路”战略美好的“核心理念”(和平、合作、发展、共赢)和“共同体”愿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怎么有可能会实现呢?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一带一路”战略特别要警惕如何避免重蹈19世纪下半叶英国全球化的覆辙：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工业力量衰落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试图通过全球化战略，使其第一次工业革命领先的产品占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从而导致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新兴产业的国内投资严重不足，其国内市场在相当大程度上却因英国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政策被美国和德国新兴产业的产品所占领。

　　我国目前的状况与19世纪末英国的情况非常类似：如果“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以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为基础，不是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为基础，不是以占据国内价值链高端为基础，不是以在国内投资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为重点，那么，“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难道不会使我国在“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的低端发展道路上越陷越深吗?如果我国仍对国内价值链高端市场实行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政策，难道它不会像19世纪末英国那样被发达国家所占领吗?

　　笔者的研究说明，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我国光伏和机器人产业的价值链高端仍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垄断，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我国还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吗?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构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阿喀琉斯之踵”，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是其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二、“亚投行”的讨论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主权信贷问题 　

　笔者在前面的综述已经说明，几乎所有学者都赞同化解巨额外汇储备作为“一带一路”和成立“亚投行”的战略目标。记者在对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研究如何化解巨额外汇储备存量进行报道时使用了“4万亿外储‘下天山’”这样的文章标题，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付诸实施，亚投行、丝路基金启动，彰显了中国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加快“走出去”的战略布局。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东风。

　　中国的对外投资、资本输出和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在外汇储备基础之上?只要具备政治经济学基本常识的人，都会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主权信贷作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基础的根本性问题，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去做，它不仅会拖延巨额外汇储备成因的解决，而且还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严重障碍，从而成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 

　　首先，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加快“走出去”确实要比购买美债更合理，但是，作为长期战略却是短视的，因为再不解决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的问题，“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不仅无法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反而却很有可能演变为替外国资本打天下。

 　　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基础货币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元为基础发行的，形成了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中国财政、货币和金融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民币信用本位制被颠覆，美元本位制构成了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核心，人民币成为美元的代用券，美元霸权完全支配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以2014年6月末为例，在央行负债方的基础货币高达27.9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21.66万亿元存款准备金和6.33万亿元流通中的现金，在资产方外汇占款高达27.21万亿元人民币，与基础货币相差无几，如果加上货币黄金等其他国际资产则高达28.02万亿元，甚至超过了基础货币规模，这表明我国基础货币发行已经基本上是以美元等外汇为保证，国内信贷渠道基本关闭。这说明巨额外汇储备是由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所导致的，在人民币成为美元代用券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使用美元等外汇储备对外投资，难道不是在扩大美元的流通范围和影响力吗?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在和人民币国际化争夺地盘吗?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说“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难道不是在睁眼说瞎话吗? 　

　确实，亚投行不使用人民币结算，对人民币国际化没有意义;但是，当人民币都是以美元作为抵押发行出来的时候，即使使用人民币作为“亚投行”的结算货币，人民币结算难道不是徒有虚名吗?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国内信贷的自主权，如果人民币的老窝都被抄了后路，放到国外的人民币将是无根的浮萍，存在着被美元操纵和狙击的巨大风险。

　　其次，在没有解决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问题的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给他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廉价的资本融资，国内本身的资金供给问题并非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所认为的“不是问题”，而是大成问题。

　　近10年来，我国货币金融领域中的乱象，如货币信贷空转、货币信贷快速扩张与流动性紧张、影子银行和高利贷盛行，其原因就在于高利率和高利差，而高利率高利差的根源则是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美元化。央行为了回笼因为外汇储备增加而超发的基础货币，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的一项资产，2014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为1.62%，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为0.72%，平均在1.5%左右，远低于商业银行负债的综合成本。因此，商业银行只有通过提高贷款利率，同时扩大资产负债规模，才能抵补缴存存款准备金的机会成本。这就形成了中国高储蓄率和全球超低利率背景下的国内大规模货币信贷投放与利率利差居高难下并存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以超低利率为科技创新融资的同时，中国企业却在比其高几倍的资金成本条件下进行科技创新，这怎么能够竞争得过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在华的跨国公司?

　　再次，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导致了国内信贷渠道基本关闭，主权信贷的丧失不仅为外资企业在我国建立了不受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租界”，而且还成为扼杀我国民营企业的强有力的杀手。

　　美元流入导致中国人民银行增发大量基础货币，但是，这犹如海员在大海中航行中一样，“水，水，到处都是水，但一滴也不能喝”，因为这些基础货币掌握在拥有美元的外资和外贸企业手中。为了避免增发大量基础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央行不得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紧缩信贷，信贷紧缩导致大量民营企业特别是面向内需的企业无法从正规银行系统贷到资金，不得不依靠高利贷解燃眉之急(这是影子银行产生的原因)，这犹如饮鸩止渴，其结果是民营企业大量倒闭，或者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而效益较好的企业也不得不被迫通过向外国银行借入美元、中外合资、出售股权和海外上市等方式加入到美元经济来规避信贷紧缩政策的扼杀。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外资可以倒入美元，因此不受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信贷紧缩措施的影响，其结果是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美元化就为外资企业在我国建立了不受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租界”，外资通过用美元换到手的人民币发放高利贷、收购经营困难的中国企业，迅速扩大和加强了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控制，我国的产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最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使我国财政损失了高达20万亿的巨额铸币税收入，这是导致我国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开支严重缺乏资金的基本原因，也是产生高铁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纸币制度下，由于印刷纸币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新增基础货币可以粗略视作铸币税。铸币税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量也要相应增加，简单地说，如果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10%，基础货币供应量就要相应增加10%(实际上，我国的这个数据高于经济增长率)，如果不新印钞票，中国经济就会通货紧缩，这将导致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下跌，企业贷款利率上升，生产者将蒙受重大损失。因此，只要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超过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只要一国劳动力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或资源利用不足，新印货币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每年新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不需要回收的，这些新增的基础货币就是铸币税。一国央行可以通过该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将这些不需要回收的基础货币注入经济体系之中，从而使其成为国家财政巨额“免费午餐”的财源。但在人民币基础货币以外汇占款形式发行时，我国就无法使用这种巨额“免费午餐”的财源。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只有4032.51亿美元，而到2013年底则达到3.82万亿美元，10年间增长8.5倍，外汇规模严重失控。按照国际经验，外汇储备只要能够满足3个月进口需求就是正常的外汇储备，按照这一标准，2013年我国正常外汇储备应该是5500亿美元左右，超过的部分即3.27万亿美元就是我国财政部损失的铸币税收入，如果按1美元兑6.5元人民币计算，则高达21.3万亿元人民币。这21.3万亿元人民币作为基础货币是不需要清偿的，是政府的一种“无中生有”的巨额“税收”，既不需要归还，也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它相当于2013年2.6万亿元人民币高铁债务的8倍，或者大致上等于2013年6月底我国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9万亿的两倍，换言之，如果我国没有损失这种“无中生有”的21.3万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税收”，在抵补了2013年的高铁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后，还可以有7.8万亿元人民币用于增加科技投入、提高教育经费开支和填补养老金亏空等。 

　　三、如何破解“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 

　　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说明，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深度全球化必将导致其自身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技术和金融的深度依附;相反，通过对本国高端产业、财政金融和国内市场的保护，并借道与自己发展水平相当或比自己更落后国家的价值链低端市场作为补充性市场空间，落后国家可以在国际上建立起自己的技术经济领先地位，然后再去占领原先发达国家的高端产品市场，笔者曾把这种国家崛起的道路称之为“外围包围中心”的道路。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将经济全球化的重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伟大战略构想，然而，它离不开笔者所谓“不对称全球化战略”的另一半作为互补，即针对发达国家保护我国高端产业和货币金融制度。 

　　按照上述思路，要破解“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的“阿喀琉斯之踵”，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李斯特曾经指出， 

　　“在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发展，也不能挣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流行学派没有能看到这一点。”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一种令人疑惑不解的现象：在历史上，都是发达国家提倡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强调贸易保护，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却一反这种历史规律，成为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难道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都衰落得不如中国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笔者认为，除了我国一些人被发达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宣称的自由贸易信条所欺骗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国要为一直以来就长期存在的低端产能过剩在世界市场上寻找出路，所以不得不高调倡导自由贸易。但是，我国自由贸易信条的信奉者并不明白，我国各产业目前普遍存在的“高端失守、低端过剩”正是过去推行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政策所产生的结果。然而，我国仅仅为了解决低端产能过剩问题而捍卫自由贸易政策是一种短视行为，它将使我国在“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的低端发展道路上越陷越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是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因此，只有保护价值链高端国内市场和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我国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的“阿喀琉斯之踵”，从而使其获得最终的成功。 　

　那么，如何通过根除基础货币外汇占款发行机制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呢?在这个条件下，又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呢? 　

　     问题的关键是破除美元霸权，而这首先要从停止增加外汇储备入手，使外汇储备下降到能够满足3～5个月进口需求的水平。在笔者看来，在不停止外汇储备增加的情况下，只是考虑如何将增加的外汇储备运用出去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为此，早在2011年，笔者就提出了如何遏制外汇储备增加的政策建议，这包括停止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禁止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和融资、打击热钱、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建立中国出口卡特尔、提高出口部门工人工资和扩大内需等，特别是要彻底抛弃导致贸易顺差长期增长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行贸易平衡。至于如何化解现有巨额外汇储备问题，笔者认为回购外资企业是最好的办法，这不仅可以解决外汇储备所带来的诸多严峻问题，而且还可以同时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土地财政和民营企业大发展的问题，并引发一场为中国新工业革命提供廉价融资的“金融革命”。当人民币基础货币在国内完全实现自主发行之后，我国可以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发放人民币贷款，在这些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资，在国际贸易和“亚投行”中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通过这些措施，在这些国家稳步建立人民币货币区。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期才能完成的任务，只有在这个任务完成后，我国才能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当然，笔者在这里提出的只是一种粗浅的思路，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期待着智谋之士对此进行周密的总体战略研究，包括对如何实行浮动汇率并加强资本项目管制等重大措施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