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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那年，随中斯联合登山队采访。那些日日夜夜，一直在回忆中闪着缤纷的色彩……
1998年3月－5月，没有网络覆盖的珠峰，更显得离红尘很远。两个来月的经历，使我觉得在另外一个世界又过了一辈子。一个人能活两辈子，多幸运！！！
1998年3月21日上午8时45分，我以《中国体育报》随队记者的身份，与中、斯珠穆朗玛联合登山队一起到达拉萨市。
走出机门那一瞬间，欢乐从心底升起来。霎时漫没了我。
西藏！拉萨！我来了！
离开广州前，一批批的朋友们为我开“壮行会”，几乎每个人都问我为什么非要去这么危险这么艰苦的地方？我回答不出来。非要让我说，我就胡诌一通。为什么？不为什么，我只觉得那里有一种强烈的诱惑。就和爱情一样，你能对自己心爱的人说得清你为了哪一点去爱么？
不知怎么地，就是喜欢西藏，就是喜欢听登山的故事，就觉得是那么绮丽神奇充满了诱惑。十五六岁时，我在国家田径队，住在北京体育馆路2号，中国登山队就住在街对面“东楼”。他们和我们一个食堂就餐。那时常看到那些有紫色鼻子的，大花脸的，走路怪怪的人。老队员告诉我说，这些是登山队员，鼻子脸和手都被冻掉冻坏了！这个是王富洲、那个是贡布、屈银华 ……
作为国家队的政治教育，我看过他们登珠峰的电影，崇拜得不得了，这些就在我面前的英雄、心中的偶像常常让我激动。文革来了，有好多时间，我一有空就去那里——赖着他们说登山故事……
前些年在广州，和黄茵等几个女友一起聊天，听她们动情地细细地说她们到西藏的经历，听她们说蓝天、白云、褐色的大山、充满红黄大色块的民俗，心中又满是艳羡；再后来，当了记者，看了同行们登山的报道，心中便窃喜，就觉得我离那登山的梦近了──一个体育记者总是有机会采访登山的！我固执地寻找着一切机会。
……
一等又是好多年！
这个梦，我一直守到了五十岁，终于要圆了！
来前，于队长虎着脸:“拿体检单来！”
哈，那有什么，别说本人身体没问题，就是有一点不太对付的地方，咱原来就是医院病理科技师，大把医院朋友， 拿个体检单算什么！！
可这些医院的朋友们一听说是为了登珠峰，就不是“朋友”啦，他们沉着脸认真操作，让我心惊肉跳……终于有了一张微笑的脸和一张光滑平整的检查单：“鹏姐，你身体还真不错，相当于三十多岁的指标……不过，还是要小心再小心哦……”
喜悦归喜悦，担心还是免不了的。毕竟已过天命之年。我不知道前面的路途上有什么在等待着我：我能熬得过高山反映吗？能顶得过高山的寒冷么？三个月不洗澡的滋味我受得了么……登山，本来就是一个与死亡毗邻的项目，更何况这又是去登世界最高峰！
一路上，一片谈笑风声围着我。中国队员也好，斯国队员也好，所有的登山运动员都极为轻松，没有半点紧张情绪。斯洛伐克队员头上顶着从北京买来的各色各样帽子:有带红五星的“红卫兵”帽、有带小辨儿的瓜皮帽、有带疙瘩的海南草编帽、还有自带的牛仔帽……他们挎着吉他、带着录音机……极松驰地摆出一幅享受休闲生活的架式!
这哪里是像去攀登珠峰，要与死神打交道的样子，根本就是旅游嘛 !
中国登山队员们也很放松。古生物学博士、中国登山队老资格运动员马欣祥冲着我嘻嘻哈哈地说：“不过觉得是一次出长差罢了！没什么的。”
迈出机门，站在登机梯上，我耸耸鼻子，使劲儿使劲儿吸，这海拔3700米的含氧量很少的空气:也没什么不同嘛！我又用劲吸，也没品出与广州、北京的空气味儿有什么区别。它们从湛蓝的天空滑下，变成了迎面拂来的轻风，感觉有些滑，有点爽……
没过多久，我就领教到了它的厉害：头晕乎乎的，象喝多了酒，周围开始有了不真实感，仿佛在梦中……。缺氧的感觉是不一样的:19岁的小翻译蒋时柱坐车到宾馆时便已头疼得站不住，年轻的小伙子也顾不得丢脸，他是扯着人家的胳膊，被别人搀上楼的。
专家们说， 所有的人都会有“高山反应”，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就说登山队的老队员小马哥马欣祥，他也一样受着高山反应的折磨。晚上，他来我们房找安眠药，想好好睡一觉，驱逐头疼。他说他每次进拉萨当晚都会头疼，但是“去散散步就好了！”
有个现象，说是那些身体特健康的比身体较弱不爱动的人高山反应反而大，老于说：这好解释呀——健康好动的平日耗氧大呗!
在写稿的现在，我也只是有点头疼而已。我们还要在拉萨呆两天才走。我希望自己能完全适应。但即使适应了，也 不容乐观──珠峰大本营的海拔高度有5200多米呢，而这里才3700多，听西藏登山队的司机说，即使是他们藏族同胞每次上山都会有反应的！
带着闷闷的脑袋飘飘的身体，我一边装着轻松地观察：队员们大多都老实躺在床上休息，最没问题的藏族队员们虽然没反应，但都在休息，谁也没外出玩——他们约束着自己，储存着体力准备登山呢。
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叫作“战略藐视”“战术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