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镕基儿子年薪一亿多看国内贪官衙内现象

　　
　　2001年，当朱镕基还在总理任上时，著名经济学家何新就曾写信给朱镕基，质疑他身为总理，却安排自己的儿子代理美国巨型跨国公司高胜证卷在中国的利益。毫无疑问，朱镕基父子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公开卖国！！
　　
　 　从朱镕基、朱云来父子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现代版“衙内现象”并不止于《水浒传》里“高衙内”的胡作非为。另一危害严重的特征，就是一些当权者特别是 部分高官，通过让子女经商办公司，再以自己的权力施加影响，帮助子女大肆捞钱，实现“权力变现”。像报道所说，徐伟花40万元买到征地，不到一个月，转手 净赚130万元。再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程慕阳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利用职权为儿子开办公司牟利……而程慕阳靠着他老子这棵 “大树”，没有投入一分钱，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总资产达数亿元！这惊人的速度绝对是“前无古人”。
　　
　　事实上，贪官的“衙内”一个个“能力非凡”的在商业领域大把抓钱。甚至是犯了事儿，都能安然享受权力带来的不当利益，多是凭借其老子的“权力资本”，大做违法犯罪的勾当。而“衙内”们也成为其老子变相受贿、出卖公权的“道具”和“遮羞布”，充当了权力腐败的同犯。
　　
　　在法制社会，出现这种在封建社会里大行其道的“衙内现象”，确是一种悲哀。分析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说到底还是官员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为“权力膨胀”留下了空间和土壤。于是，“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 黑老大儿子作恶，高官老爸摆平”的“衙内现象”得以粉墨登场。
　　
　　这些年，有关部门没少下严禁干部亲属经商和要求干部管好子女和身边人的文件，但落实的效果，往往不尽人意。算算近年反腐中揪出的“家庭窝案”，“贪老子”和“恶衙内”难舍难分、纠缠不清的影子让人记忆犹新。
　　
　　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文件不是国家法律，缺少约束力，制度上先天不足，使其对腐败的打击力度有限，再加上执行中的敷衍塞责，往往流于形式。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官员利益团体不可能自己监督自己，这种损害腐败官员利益的制度，受到轻视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衙内现象”，是有悖社会文明发展的畸形现象。特别是“衙内们”利用老子的势力和权力，表现出的敛财和危害社会的“能力”，是与民主与法制建设格 格不入的。因此，必须建立遏制家族式腐败的反腐机制，让干部手中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其本身及配偶、子女的从业状况接受公众的监督，避免“衙内”利用 “权力资本”侵犯他人或集体利益，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防治和遏制权力腐败。

附：摩根士丹利的中金迷局 朱镕基的儿子去年赚了一亿

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汉妮.桑德尔（Henny Sender）

　　中金公司(CICC)在豪华的曼谷素可泰酒店(Sukhothai Hotel)召开季度董事会时，会上的气氛远远谈不上融洽。
　　
　　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持有中金34%股权，它决意将股权出售。因为，该投行正遭受与美国次贷危机相关的逾90亿美元减记。而且只有当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权 后，中国监管机构才会允许它在华进一步开拓新的业务；另外，摩根士丹利也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现金。与此同时，以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 (Levin Zhu)为首的中金公司中方管理层，则决定在与摩根士丹利分手前达成最有利的交易。
　　
　　中金前雇员、现任里昂证券亚洲分部(CLSA)的分析师侯伟(Fraser Howie)表示，自1995年中金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宣布成立以来， “中金公司一直是中国自身的一个缩影。”“它是观察中国的一个镜头”。在中国，将商业和政治区分开，通常是不太可能的。
　　
　　在中国逐 渐告别GCD控制一切的时代之际，围绕中金的争执，反映出中国传统价值的韧力——如政府关系至关重要，尽管它也表现出资本主义的一面，但它巧妙地运用复杂 融资，有时还是用来针对其外国合作伙伴。朱云来和其他人的关系网，帮助中金强大起来，而这些关系现在正成为摩根士丹利面临的阻碍。
　　
　 　在中金成立之初，摩根士丹利的高管十分高兴。在帮助中国企业在当地上市方面，中金当时几乎享有垄断地位，这使摩根士丹利获得了相对于其它外国竞争对手的 优势。中方，中国建设银行也同样高兴，因为建行也获得了相对于其银行业竞争对手的类似优势。中金其它合作伙伴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和香港地产大亨查懋声(Payson Cha)。
　　
　　朱云来于1998年加盟中金，多年来一直保持低调。尽管在早期，摩根士丹利方面为中金引进高管，但后来形成了一个非正 式的管理层，它越过了摩根士丹利，直接由朱云来控制。在今年1月份的董事会召开前，中金管理层几乎完全由中方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方管理层逐渐积累了 大约20%的股权。
　　
　　他们都得到了不错的报偿：在前面提到的20%股权中，朱云来持有多少尚属未知。但据悉，去年他赚了1700万美元，高于前年的1000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高层政府官员每年薪酬只有区区1万美元。中国知名本土券商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董事长王东明的收入，也远低于100万美元。
　　
　　在素可泰酒店召开的董事会上，中金管理层利用摩根士丹利希望退出中金之机，要求获得更多股份，以提高持股比例。几位与会者表示，朱云来在会上保持沉默，但董事李弘(Susan Li)提出了一项股权激励计划。她警告，如果该计划得不到董事会的批准，可能导致大批高管离职。
　　
　　在她发言后，中金投资银行部门主管丁玮激动地指出，中金是建立在管理层的血汗之上的。与会者表示，丁玮尖锐地问道，至于公司所有者，“他们为中金做了什么？”此言激怒了香港股东查懋声。
　　
　 　就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权的努力而言，中金管理层的要求不是个好兆头。摩根士丹利一直在与一些希望收购其所持中金股权的美国私人股本公司进行谈判，其中 包括贝恩资本(Bain Capital)、凯雷(Carlyle)、CV Starr、JC Flowers和TPG。一位考虑收购中金这部分股权的私人股本公司负责人表示，这些潜在买家在担心“中金是个好公司，但里面存在着一些泡沫”。中国内地 股市曾大幅飙升，但已经开始下跌，这些收购集团都不希望支付最高水平的价格。如今他们还担心，任何买家都将面对股权立即被稀释的危险。
　　
　 　朱云来和中金管理团队也向潜在买家表达自己的要求，不过方式更为委婉。在与其中一个买家谈判时，朱云来阐明了他的看法：在大多数经纪公司，半数股权由管 理层持有，同时50%的收入作为薪酬。这个第二位潜在买家回忆道：“他表示，这是该行业通常的运作方式，有鉴于此，让我们谈一谈合理的方案，因为20% 的比例过低。”
　　
　　这位买家补充道，作为尽职调查程序的一部分，当他所供职的集团与中金管理层会面时，在原计划的四小时时间内，（中金）管理层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来陈述他们提高股权比例的要求。
　　
　　除了要求得到更多股权以外，中金的高管还表示，他们希望与至少一家本土券商合并，同时称，马上上市可能是个难题。第二位潜在买家表示：“他们希望达成另一笔交易，这样一来薪酬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会降低。”
　　
　　在得知管理层不愿上市后，一家初期参与竞购的公司退出了竞争。私人股本公司很少在没有明确退出方案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而最明显的退出方案就是将中金上市。
　　
　　摩根士丹利通过这些股权筹资10亿美元的希望似乎落空了。以朱云来为首的管理层拥有相当大的议价能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只有出售了这些股权，摩根士丹利才能在中国采取新的行动。此外，正是朱云来的关系，使得中金公司如此值钱。
　　
　 　代表第二家私人股本公司了解中金的合伙人表示：“中金是一招鲜。”这一招就是将国有企业上市。要想赢得这些企业的承销及保荐委托，最重要的是与关键的政 府及党内官员建立关系——而朱云来拥有大量的此类关系。一位中金前员工表示：“他去见省领导人时，见的是曾为他父亲工作过的官员。他是靠着父荫赚钱的。”
　　
　 　无可否认，朱云来建立了一项业务，并为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股东赚到了钱。摩根士丹利的初始投资为3500万美元，现在至少增长两倍，获得了丰厚的回 报。朱云来不仅能赢得授权，还知道如何行使这些权力。对如何从国有企业僵死的躯壳中缔造出赢利的公司，朱云来已是一个专家。
　　
　　“他在这个体系中玩得转，”朱云来一位前下属表示。“如果说这种情况不公平，那是因为这个体系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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