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1935年的粟裕、寻淮洲、方志敏和刘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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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1935年的粟裕、寻淮洲、方志敏和刘畴西

 红军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后，按原计划渡过闽江，准备北上浙西去皖南，但这时中央军委忽然改变计划，命令随之更改为：停止北上，攻取福州。

 1934年8月，红七军团开始奉令进攻福州城。中央军委下达的这个命令其实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福州是福建省会，筑有高大城墙以及坚固工事，更重要的是，守城的国民党部队为王敬久第八十七师。

 第八十七师是当时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部队，也是早期国民党“中央军”里战斗力最强、兵员素质最高的劲旅，其内外战表现均十分出色，两年前的“一二八淞沪会战”，该师是绝对主力，曾在著名的庙行大战中与日军常备师团对攻。

 福州城里只有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可你要想攻破他们固守的城池也不易。

 

另一方面，红七军团经过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仅剩4000多人，经过突击补充，才增加到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分编成3个师，但实际上只相当于3个大团。

 除此之外，攻城需要重武器，而红七军团只有一些轻重机枪和6门迫击炮，用来攻城远远不够。

 

打了一晚上，打不下福州，只得向闽东转移，结果第八十七师的那个团还从城里追了出来，在背后一路撵赶，军团为此伤亡了好几个师团干部。

 福州难以攻克尚是小事，麻烦的是实力被完全暴露了。红七军团渡过闽江时，声势浩大，对方阵营也弄不清楚究竟来了多少兵力，“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曾一面紧急调兵，一面亲自飞往福州进行“视察”。

 一个回合过去，弄明白了，原来是一支红军的牵制部队，而且力量也并不怎么大。

 “帅”没有保成，倒是“卒”逐渐被推入了危险境地。蒋介石任命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为“追剿军”总指挥，从苏浙皖赣就地调集兵力，对红七军团展开追堵，一时间红七军团如同被橡皮膏药粘着，想脱身都脱不了。

 闽东有一块苏区，领导人是菲律宾归国华侨叶飞。当红七军团到达闽东苏区时，叶飞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军团枪多兵少，有一人背两支枪的，有民夫挑着枪的。

 叶飞是有人没枪，寻淮洲和粟裕却是有枪没人，福州一战后，光伤病员就有七八百人，行动异常不便。

 协商下来，双方交换，红七军团留下多余的枪和伤病员，叶飞给红七军团补充了1000多名新兵。

 当时闽东苏区有一大块根据地，号称“五百里政权”，不仅粮盐供应方便，兵员补充也很容易，如果红七军团能留下来，可以更好地起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可是军团的中央代表又不同意。

 中央代表是曾洪易，他和乐少华的经历相仿，能力和见识也差不多，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就由这两个“布尔什维克”给把持着。

 成立先遣队之前，曾洪易是越“左”越好，成立先遣队之后，却像个霜打了的茄子，要多颓废有多颓废，哪个地方都不敢久待，只想赶紧完成到达皖南的任务就算了事。

 

红七军团北去后，叶飞又集中了1000多人参军，但已经追赶不上部队了。

 

除了军团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军委的命令也让寻淮洲和粟裕倍感困扰。红七军团离开闽东后，在闽北一连打了几个小胜仗，最后到达闽北苏区时，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急需进行短暂休整，然而相应请求却遭到了中央军委的来电驳斥：让你们在闽北停下来休息，正是敌人的企图！

 中央红军的长征尚未开始，在中央主持军事的仍是博古。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时，不过24岁，缺乏军事经验，打仗只能听李德的，所做决策也都十分机械笨拙。

 事实上，在红七军团离开瑞金后，“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建立皖南苏区自然也就成了泡影，博古、李德等人都已得到消息。此时若随机应变，让红七军团留在闽东、闽北作战，其牵制作用要比去皖南好得多。

 

退一步说，要是能够直接去皖南倒也好了，可是博古等人又突发奇想，提出让红七军团在浙西打游击，而且还规定死了游击的路线和时间。

 

游击的优势，全在“灵活”二字，什么都规定死了，那就不是在打游击，说白了，还是在搞运动战。

 江浙作为南京政府的核心区域，建有严密的保甲制度，地方上的保安团不仅枪械完备，而且经过纯熟的训练，这种运动战又岂是好打的。红七军团被迫每天一战，最让人挠头的还不是天天要打仗，而是战后伤员没法安置，只能抬着走，由此又大大地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关系到部队存亡，寻淮洲和粟裕再也看不下去了。在要不要机械执行中央命令上，寻淮洲和政治委员乐少华更是面对面地发生了激烈争吵。

 自此以后，军团高层要么不开会，要么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乐少华是专横，不把寻淮洲放在眼里，作为中央委员的曾洪易则是怯懦，尤其在遭到飞机袭击后，更是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他不仅在作战上毫无主见，还一个劲地嚷嚷着要离开部队。

 就在决断不下之际，寻淮洲、粟裕获报，敌军主力已从不同方向围拢过来，再留在浙西，有可能全军覆灭。

 他们当机立断，决定不顾中央军委的一再指责，离开浙西，向皖赣挺进。

1934年9月30日，红七军团到达皖赣边。这才知道，皖南暴动失败了。

 好在皖赣边也有苏区，不仅地形有利，补给上也较充裕，按照寻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不如在皖赣边就地开展游击战，先消灭尾追之敌，待时机成熟后再入浙进行袭扰。

 可是他们的建议遭到了中央军委的否决，军委传来新的命令，让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接受整编。

 从皖赣苏区到闽浙赣苏区，又是几道封锁线，红七军团到达目的地时，整个军团仅剩下3000多人。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创建的老苏区，该苏区辖有红十军。两军奉命合并为红十军团，军团长为刘畴西，寻淮洲仅任师长。

 

这对寻淮洲而言，显然很不公平，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整整4个月，前沿都是他和粟裕在进行指挥，最后别人全是原职调动，唯独他被从军团长职位上撤了下来。

 中央军委随主力长征后，红十军团改由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统一调度，项英下令红十军团以运动战的方式向外线出击，以创建新苏区。

 在那种形势下，博古等人还组建红十军团，指望以军团规模打大仗，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失误，而项英的决定，则错上加错，进一步把红十军团推向了危险境地——想想看，中央苏区原有8万主力红军，连他们都守不住老苏区，却要更弱、更小的部队去创建新苏区，这实在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

 红十军团共有3个师，其中，仅有由原红七军团改编的第十九师能打正规战，第二十、二十一师均为红十军以及一些地方武装升级而成，主要长于打游击，没有大兵团活动的能力和经验。

 用朱德的话说就是“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基本上是相互拖累。

 1934年12月10日，红十军团集结于黄山东南的汤口，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各路部队闻声而动。

 3天后，红十军团向北转移，由乌泥关进至黄山东麓的谭家桥。他们获悉，大部分追敌距离尚远，只有补充第一旅紧咬不放，现已抵达汤口。

 补充第一旅的旅长正是王耀武。彼时的王耀武只是刚刚出道，但他已经受到了蒋介石的注意和器重。

 王耀武毕业于黄埔第三期。在国民党将官中，一期、二期黄埔生成堆，王耀武以三期的资历，能让蒋介石另眼相看，实在是很不容易。

 让蒋介石动心的，是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王耀武死守宜黄一战。

 驻守宜黄的是国民党第三十二旅，旅长为黄埔一期的柏天民。当红军围困宜黄时，蒋介石已允许柏天民撤退，但柏天民在时任团长王耀武的竭力劝说下，仍选择了守城，而且一守就是20多天，红军也始终没能攻下宜黄。

 柏天民在作战中腿部受重伤，战后他向蒋介石大力推荐王耀武继任旅长一职。于是蒋介石专门召见王耀武，并饶有兴致地当面问他为何要死守不退。王耀武的回答是，当时已身陷重围，红军又长于打援和野战，与其突围时失败而死，不如与城池共存亡。

 王耀武还说，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1万人的代价，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取，所以从战略整体着想，也不能轻易放弃宜黄。

 蒋介石听后十分满意，决定重用王耀武，不过他没有让王耀武继任第三十二旅旅长，而是任命其为补充第一旅旅长。

 授予此职，蒋介石考虑得很是周到。因为第三十二旅有很多黄埔一期、二期生，就怕王耀武因资历浅摆不平，而补充第一旅刚刚成立，没有这些问题，便于王耀武指挥调度。

 当蒋介石把自己的这番用意告诉王耀武时，王耀武感激涕零，练兵作战也更加尽心尽力。

 正是由于太积极了，所以各路追兵中，就数王耀武冲得最猛最前，队伍也因此显得孤立突出。经过分析研究，红十军团高层做出决定：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拿这个王耀武开刀祭旗。

 从装备上看，补充第一旅胜过红十军团，但红十军团有3个师计5个团以上的兵力，补充第一旅只有3个团，另外，红十军团还占有地利优势。

 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从乌泥关至谭家桥段的公路两侧，5公里范围内，自南向北都是小山坡，若是打伏击战的话，乃天造地设的绝佳地形。

 打伏击战，细节是关键，围绕细节，军事主官之间产生了分歧。

 军团长刘畴西拟订的伏击战方案是，以第二十、二十一师为主攻部队，第十九师负责待主攻方向打响后，向乌泥关穿插，以截断王耀武的后路。

 寻淮洲和粟裕对此存有异议。道理很简单，第十九师能攻善守，野战经验丰富，当然更适宜于担任主攻。

 话丑理端，可惜刘畴西不接受。

 刘畴西毕业于黄埔一期。南昌起义时，粟裕不过是个班长，而刘畴西已经是营长，后来他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因作战受伤割掉了左臂，人称独臂将军。

 刘畴西的资历是没有问题，但他在中央苏区时的最高军职为师长，来到闽浙赣苏区后才担任军长，时间也不长，与寻淮洲和粟裕相比，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

 作为负主责的军团长，刘畴西不会承认自己的欠缺，对歼灭补充第一旅，他也表现得相当乐观

 刘畴西的乐观，其实包含了不少水分。

 你要是仅凭“补充”两字，就认定补充第一旅是一支二流部队，那就完全错了。

 除了武器装备较好外，这支部队的兵员素质也很高，士兵多为北方人，作战风格硬朗，军官则大多是军校毕业生，官兵训练有素，敢打且能打硬仗。

 1934年12月14日，王耀武率部到达乌泥关。他很快发现乌泥关地势险要，为避免不测，特地留下一个团防守乌泥关及其附近高地，其余人马则继续前进。

 红军出没的地带，多为险要区域，王耀武也不会算命，他事前当然不会知道对方要在这里设伏，能以1/3兵力做后手，已经比其他将领要精明谨慎得多了。

 眼看王耀武的那两个团就要完全进入伏击圈，这时意外发生了，一名红军战士因过于紧张，枪突然走火。

 补充第一旅的前卫部队立即警觉起来，发现有红军埋伏后，他们一边抢占路边高地，一边派人向王耀武飞报情况。

 在前沿指挥的刘畴西见状又气又急，只得提前下达出击命令，伏击战也瞬间演变成了遭遇战。

 王耀武虽然暂时处于被动地位，但他在很短时间内便判明了战场势态。看出红二十师战斗力并不强，所据阵地又是控制战场的制高点，王耀武便首先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对其进行火力压制，同时向高地发起猛攻。

 红二十师以前没打过这样硬碰硬的阵地战，一时慌乱起来。王耀武找准弱点后，便不断增调兵力向这个点进行突破，最终红二十师的阵地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随着补充第一旅的官兵不断涌入，乌泥关及谭家桥高地尽被王耀武所夺，战场主动权完全易手。

 按照原计划，当主攻方向的战斗打响时，寻淮洲即率红十九师前去乌泥关抄袭敌军后路，但这时红二十师已呈溃散之状，再抄袭后路已无意义，刘畴西急忙改变计划，令红十九师回援。

 遗憾的是，寻淮洲没有遵令，即使方志敏写信去调，也没能调来。

 也许长时间的压抑，让寻淮洲分外渴望能出奇制胜，在这关键时刻，他也失去了大局观，失去了智，只剩下勇。

 寻淮洲要“单独自打一方”，只是他和刘畴西一样，都太低估王耀武了。

 当红十九师到达乌泥关时，王耀武留下的那个团早就占领了制高点，并能居高临下地俯瞰北面低地，穿插行进中的红十九师被隔断在悬崖峭壁之下，兵力难以展开。

 寻淮洲杀红了眼，干脆端起一挺机枪，带头发起冲锋。

 几经反复，制高点终于拿了下来，但已无实际意义——红十九师伤亡过重，失去了继续攻坚的锐气，也根本起不到断敌后路的效果。

 更不幸的是，寻淮洲在冲锋中腹部中弹，受了重伤。在送往茂林的途中，又因山路颠簸从担架上摔下来，导致失血过多，于第二天去世，死时年仅22岁。

 谭家桥战斗从早上打到下午，战况异常激烈，王耀武在上报时称：“是役也，为本旅各次剿匪战役中最猛烈之战争。”

 当战斗进行到下午，红二十一师的阵地也被王耀武突破。补充第一旅一部已攻至红十军团指挥所附近，再打下去的话，整个红十军团就得被人家“包饺子”了。

 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方志敏和刘畴西下达了撤出战场的命令，此时王耀武也精疲力竭，无力再进行追赶。

 谭家桥一战对双方都至关重要。若是这一战能打赢，红十军团不仅能补充大量匮乏的物资装备，而且能挫灭敌军气焰，真正在皖南站住脚，相反，其处境就变得十分艰难和被动。

 谭家桥战后，俞济时不断向皖南一带调集重兵，包括补充第一旅在内，已集结了20个团的兵力。

 面对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只能在寒冷的山区里饥一顿、饱一顿，靠不停地兜圈子来避敌锋芒，部队的战斗意志大为削弱，与此同时，刘畴西也由乐观者变成悲观者，决策时优柔寡断，常常难以下定决心。

 红十军团转移时，曾遭遇一个保安团。这时红十军团兵力加一块，仍相当于3个整团，如果刘畴西能审时度势，下狠心全军扑上，是有望予以全歼的，但他能避就避，抠抠搜搜，只派了一个营上去作战，后来发现一个营不行，又派一个营，直把歼灭战搞成了“添油式”的消耗战。

 在红十军团，方志敏是项英任命的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权威超过乐少华，但他不懂军事，同时身上又带有很多文人气质，在为人做事的风格上，与乐少华等人迥然不同，即便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愿意与刘畴西闹得太僵，因此只好在一旁干着急。

 最后刘畴西做出决定，避战撤离，一个拣软柿子捏从而重振士气的机会就这样白白丢掉了。

 半个月内，红十军团往返十余县，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这些战斗大多是遭遇战和消耗战。刘畴西无心恋战，一打就走，什么好处都捞不到，弄得整个军团人困马乏，士气越来越低落。

 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高层在浙西遂安开会。会上分成两种观点：一种以乐少华和粟裕为主，主张就地分兵游击，以减小目标，保存实力；另一种以方志敏和刘畴西为主，他们提出，应继续大兵团作战，争取早日返回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

 经过争论，方志敏拍板定案，决定采用后者。

 会者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把红十军团送入了覆亡的不归之路。

 方志敏和刘畴西一心要打回老根据地，让疲惫的红十军团得到休整，这当然是必要的，问题是，俞济时已在前往苏区的路上设置了十几道封锁线，而且苏区内外地域狭小，实际已无法展开大兵团作战。

 从遂安到闽浙赣苏区，不过两百多里路，正常情况下，急行军两天即可到达，但红十军团不是光赶路就行，他们还得和一支接一支的“拦路虎”周旋。

 首先遭遇到的是敌方一个步兵团。在前卫部队已与敌军接火的情况下，刘畴西也不通知他们，就率大部队改道夜行，结果大部队是甩开了敌人，前卫部队却就此与军团总部失去了联系。

 让粟裕为之扼腕的还是接下来的一幕。

 1935年1月12日，红十军团到达杨林。由杨林向南越过南华山，就到达了化婺德苏区，这是闽浙赣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方圆约50公里，那里仍有游击队活动。

 粟裕向刘畴西建议，全军应加速通过南华山，到达化婺德苏区后再休整隐蔽，但刘畴西顾虑主力部队过于疲劳，下令宿营休息一夜，天亮再出发。

 无奈之下，粟裕只得和方志敏一起率部先行。

 随粟裕行动的，主要是军团机关、后勤人员以及伤病员，加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总共800余人。

 他们翻过南华山，一直前进至靠近闽浙赣苏区的地方，才停下来休息。

 

第二天上午，当刘畴西和军团主力出发时，已经被一个保安团卡住了通道。前后仅相差半个小时！

 

刘畴西指挥部队攻击，但保安团占据着有利地形，且火力密集，以至于屡次进攻均无法得手，这时刘畴西又开始举棋不定，既舍不得立即撤兵，又无决心投入血本，全军压上。

 

左拖右拖，拖到傍晚，仍然过不去，最终还是不得不绕道而行。

 时间越来越紧迫，在俞济时的严令督促下，前来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全是分秒必争，那个卡道的保安团一夜走了70里，才赶在了刘畴西前面。

 偏偏这时刘畴西仍未充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部队还在缓慢行军，整个队伍拖拖沓沓，前后距离足有十几里长。

 一直到1月15日，红十军团主力才大部进入化婺德苏区。

 离闽浙赣苏区越来越近，举眼望去，不过一步之遥，方志敏和粟裕看法一致，如今宜快不宜慢，只有进入闽浙赣，才能稍稍松上一口气。

 1月16日，仍不见主力到来，方志敏派人送信给刘畴西，让其率主力迅速跟上，并于当晚通过敌军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下午6点，方志敏、粟裕正要整队出发，刘畴西那边传来回话：主力已经到齐，但是人员疲惫不堪，晚上不能再走了。

 粟裕一听就急了：“情况这样紧张，哪能再迟疑啊。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全部通过封锁线！”

 

方志敏完全赞同粟裕的意见，因为担心刘畴西再犹豫摇摆，他当即决定让粟裕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行，自己则回去接应大部队。

 粟裕指挥先头部队连夜疾行，碉堡里的敌军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

 这时俞济时虽在两苏区之间建立了以碉堡为主的封锁线，但兵力不足，加上不明红军虚实，不敢轻易接仗。粟裕就派两个战斗班对碉堡进行佯攻，虚张声势，其余人马趁此机会，加快步伐通过。

 

先头部队上半夜就全部通过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到达之后，粟裕一面同地方人员联系，一面等待主力跟进。

 下半夜，没有等到。

 第二天，依旧。

 第三天，第四天，还是一样。

 粟裕组织了大批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可是均未能联系得上。一开始还能听到远处传来依稀的枪炮之声，后来也沉寂消失了。

 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粟裕变得异常焦灼不安。

 战场直觉告诉他，情况十分不妙，若是再苦等下去，先头部队也可能自身难保。

 粟裕率部离开了原定的会合地点。他的估计没错，方志敏、刘畴西及其主力再也来不了了。

1935年1月16日，刘畴西接到了方志敏的信件，但在回信中，仍坚持休息一夜再走。

 

方志敏苦等回信，在看到刘畴西的答复后，他长叹一声，久久无语。

 方志敏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他本可以去追赶先头部队，但为了再做一次努力，又毅然返身折回，找到了刘畴西和大部队。

 刘畴西即将为他连续的迟疑不决付出惨痛代价。当天晚上，共达14个团的国民党部队分路赶到，将红十军团主力紧紧包围在怀玉山区。

 红十军团主力这时仅剩2000余人，在7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下，已是弹尽粮绝，基本失去了强行突围的能力。方志敏和刘畴西只能率部在山区里左兜右转，希望能寻找出一条生路。

 

1935年1月18日夜，在一位向导的带领下，红十军团向金竹坑封锁线发起攻击。

 

只要冲过金竹坑，便可进入闽浙赣苏区，因此这次刘畴西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做困兽之斗。在他的指挥下，军团主力蜂拥而上，全力猛扑。

 就像粟裕的先头部队通过时一样，黑暗中，碉堡里的国民党士兵搞不清外面状况，能做的只是不间断地朝外开火。

 刘畴西一马当先，完好的右臂又中了一颗子弹，警卫员急忙将他扶下来。

 刘畴西并未下达撤退令，但后续部队不清楚，见军团长都撤了下来，也就跟着一起撤退。

 事后得知，金竹坑的国民党守军仅一个排，而红十军团可投入千余人攻击，如果再咬一咬牙，是完全可以乘着夜色突出去的。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没有了。

 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十军团被完全锁于牢笼之中。那些天，怀玉山区雨雪交加，官兵们早已断粮断食，不得不以草根树皮充饥，就连方志敏本人，也整整七天都没有吃上什么东西。

 又冷，又饿，加上看不见突围的希望，使得红十军团再也支持不住，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崩溃瓦解之状，官兵不断被分割和打散，方志敏和刘畴西就此失去了联系。

 虽然已把对手逼入绝境，但参加“追剿”的国民党各部队也已是冻累交加，疲惫不堪，俞济时不断收到要求撤回休整的报告，他这时也认为“追剿”任务已完成，方志敏很可能已经突围，便向蒋介石请求撤军。

 就在这时，方志敏的警卫员下山寻找食物，被俘叛变，供出了方志敏仍在山中躲藏的情况。

 坐镇南昌的蒋介石得悉后，向俞济时发来电报。这份电报被闽浙赣省委所截获，其内容是：方志敏、刘畴西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军休整者“杀勿赦”。

 1935年1月27日，刘畴西被搜出。仅隔两天，方志敏亦被捕。

 失败者的结局通常是悲惨的。俞济时与刘畴西同为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见面时，刘畴西衣衫褴褛，已是冻得浑身发抖，而俞济时则身披将军大氅，双手还烤着炭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虽为对手，但毕竟曾是同窗，这俞济时却连句寒暄话都没有，就挥挥手，让人把刘畴西给带走了。

 后来也是黄埔一期的黄维听到了这件事，很是鄙夷俞济时的为人，当着面数落他：“天那么冷，你也该叫人吃顿好饭，穿件棉袄嘛！大家同学一场，你也太狠心了。”

 失败者唯一可以坚持和守护的是自己的尊严。作为黄埔生，刘畴西拒绝了来自“校长”蒋介石和其他黄埔校友的劝降，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说：“死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因为生命已经握在我的敌人的掌心。”

 更为人所熟知的，还是方志敏在牢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在这部感动了很多人的随笔作品中，方志敏总结道：是“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以及“军事指挥上的迟疑”，使红十军团遭到了失败。

 被俘了怎么办，方志敏的回答是：“现在准备着越狱，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

 方志敏的铮铮铁骨和硬汉本色，连看守所的所长都被打动了，自愿为他送出文稿。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南昌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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