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法官在“东京审判”主张日本甲级战犯全员无罪

    日本首相访问印度，日印举行海上联合军演，两国的密切合作令世人瞩目。说起两国间一些特殊情感就不得不提二战后的东京审判，印度大法官是唯一力主开释日本战犯的法官。帕尔的辩护使一些日本甲级罪犯被免于定罪，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岸信介。那么，帕尔在东京审判中究竟是怎样为日本战犯辩护的呢？


　　当审判日本战犯之时，联合国方面共安排了11位法官，为了保持审判的公正性，除战胜国的法官外，还特意加入殖民地国家的法官，帕尔即为其代表。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法庭开庭。5月17日，巴尔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在落座之前，他面向被告方向双手合十，静静地行了一礼。从这一天起，这个印度人的名字永久载入了日本史册。

   东京审判为什么从十一国的法官共同审判开始，后来只有同盟国六国的法官草拟“东京审判”判决书。

   印度法官为什么主张日本甲级战犯全员无罪。

   由于“东京审判”的不同意见，为战后的日本带来什么后果。

1948年，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长达2年半的审判之后，包括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内的来自同盟国六国的法官开始草拟“东京审判”判决书。

虽然荷兰和法国的法官各自对个别量刑发表了异议意见，但是和其他8名法官一样，他们都认为25名日本甲级战犯有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来自印度的法官拉达•帕尔（Radha Binod Pal）不同意其他10名法官的看法，认为这25名战犯无罪。

帕尔当时提出了一份英文长达25万字的意见书，主张日本甲级战犯全员无罪，应将包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在内的众人释放。

在帕尔的异议书中，认为甲级战犯无罪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基于“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是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去约束昨天的行为。

他认为被告受指控的“普通战争罪”属于法庭管辖范围，因为这种罪行在当时的国际法里面已经被列为犯罪。但是，对于东京审判里提到的“破坏和平罪”和“危害人类罪”，这两项罪行在此前的国际法中并不存在，是属于“事后法”。帕尔认为从国际法角度上来说，东京法庭不能依照这两项罪名给被告人定罪。

对这种说法，余先予在《东京审判》一书中指出，审判需要从历史发展角度考虑。德国和日本当时犯下了空前规模的战争罪行，那么国际法必须要增加新的内容和概念来应对。如果还遵循传统的国际法进行审判，将是不公正的，也会失去法律本身的意义。

尽管对于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帕尔在异议书中也进行了谴责。但是他认为日本甲级嫌疑人对暴行的刑事责任由于“缺乏证据”而不能得到证实。

在历史层面上，帕尔的观点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认为日本侵略行为的基本原因是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他认为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与美国、俄国、英国、法国、荷兰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国家的“模仿”导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产生。因此日本走向帝国主义“不应该被责怪”。

帕尔的观点后来被日本的右翼断章取义大肆利用，用来支撑“日本无罪”、“没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说法。帕尔在日本也成了除了甘地之外最出名的印度人，东京靖国神社、京都灵山护国神社到处都有他的纪念碑。

印度于1947年宣告独立，帕尔正好经历了殖民地时期，对英国殖民非常反感，因此接受了日本关于“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他的反殖民观点也体现在了他对东京审判的异议书中。

从帕尔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当时东京审判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和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审判时不一样的复杂地缘政治背景——亚洲包括印度、新加坡在内的国家曾经属于西方各国的殖民地，由美国负责组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想把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殖民主义分割开；除此之外，1947年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冷战的开始。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对东京审判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对此后日本政府对二战的态度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不同在哪儿？

1946年，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描述了东京审判的法庭现场。

“东京审判法庭就像一个三流的纽伦堡秀。很多精力都花在了布置上，暗色的背板、装饰用的菊花、为媒体摄像专门设置的区域。照明用的弧光灯看上去像是好莱坞电影首映。纽伦堡法庭的装饰要简单的多，但是气场更为庄严。纽伦堡有种瓦格纳歌剧的氛围，而东京审判法庭更像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轻歌剧。”

在历史上，关于东京审判的记录比纽伦堡审判的记录要少得多。纽伦堡审判的过程在1947年就出版了英语和法语双语版本，而东京审判的审判全文直到1977年之前都只有油印版。

纽伦堡审判从1945年开始持续到1946年，是二战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在德国纽伦堡对纳粹首要战犯进行的数10次审判。

纽伦堡审判对包括戈林在内的24名纳粹独裁主要人物进行了审判，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同时还对7个组织机构进行了审判。在大规模后续审判中，至少有36名重要工业集团的领导人被送上法庭，还有各行各业不计其数可能与纳粹有关的普通人在审判台上接受审问。

纽伦堡审判的三大罪状包括了“普通战争罪”以及首次提出的“破坏和平罪”和“危害人类罪”。东京审判沿用了纽伦堡审判中的罪状。

根据百度文库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日共同发布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资料，最初有28名被告被作为“甲级”战犯被捕，全部都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其中有两人在审讯期间自然死亡，一人送往精神病院。

在最终接受审判的25人里，有7人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被处死刑，16人被判终身监禁，2人被判有期徒刑。主要获罪都属于“破坏和平罪”，虽然审判中列出了南京大屠杀，但没有一名被告被判“危害人类罪”。

百度文库：日军侵华期间中国地域迫害程度图

与纽伦堡审判时法庭组成根据苏美英法四国平等原则不同，东京审判的11个法官是由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的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从同盟国政府中挑选的。

最终麦克阿瑟任命了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为东京法庭庭长，前美国司法部刑事司司长约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为检察长。在此前的纽伦堡审判中，除了对纳粹军官的审判，还有对协助纳粹的机构和商人的审判。而在东京审判中，由于当时没有搜集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日本国内的财阀协助了政府发动侵略战争，因此没有对任何商人和机构进行起诉。

这也在侧面上反映出了东京审判在搜集证据上所面临的问题。纳粹德国战败的时候，苏联和美军在德国境内快速推进，德军来不及销毁文件和档案资料，这些资料成了纽伦堡审判中的铁证。在犹太集中营，盟军发现了焚尸炉中尚未被处理完毕的遗骸，解救了一批幸存者，这些都成为了人证和物证。

而日本在从1945年投降到由盟军正式接管期间，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文件和档案，包括日本天皇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日本的皇军、海军、战俘营、政府部门销毁了大量可以在审判中使用的文件，包括“慰安妇”制度的资料。

有可能被作为战犯接受审判的军官也得到了各种建议，有的人甚至提前就跑路了。为了搜集证据，中国检查组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说服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百度文库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资料就记录了审判当时的证词原稿。

溥仪在东京审判中作证

从最终的审判结果上，东京审判判定了25名日本甲级战犯有罪，在庭审中列举出了日军侵略战争中的残忍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和纽伦堡审判一起，东京审判肯定了惩罚侵略战争罪犯的原则、提出了“危害人类罪”，这些都开了国际法上先河，为此后国际法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但是，如前所述，东京审判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美国主导、美苏冷战开始、审判主要针对亚太战场而非欧洲战场，严重局限了审判的范围，从而为日本政府和民间在战后对二战的认识留下了模棱两可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