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对民众游行示威去政治化引导的失败教训

提到中国的游行示威活动，就会联系到民国时期的学生运动。大部分人首先会想起“五四”、“一二·九”这些具体事件。国内多数文章都是从国民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角度入手，而我们要从国民党处理学运的政策法规和组织角度来分析，尤其是国民党对一切游行示威的去政治化引导的失败教训。

自1928年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统治国家后，23年间对学生运动采取的政策与1927年以前其对于学生参与政治的态度，产生了鲜明的变化。要理解这23年间国民党采取的“去政治化”二方面政策(即“一方面采用限制性规章来制约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则利用效忠国民党的人士进行遏制活动”)。国民党1927年建立统一政权以前，国民党支持学生运动，赞成学生掀起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示威游行，让国民党获得民众的支持，证明其政治上具有正统性、合理性。1927年以后国民党成为了执政党，就有必要优先考虑稳固政权与社会秩序。如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针对的是帝国主义，其立场与政府一致，政府就可以合理利用学生达成外交上的目的。然而，一旦学生抗议的矛头指向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正当性造成威胁，他们就认为学生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采取各种手段平息学运。这一基本导向直到1945年后也没有改变。然而，1927-1945年间的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化多端，国民党处理学运的政策却不能与时俱进，依形势变化而做适当调整，这种僵化的政策，导致政府与学生的矛盾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局面。

1927—1930年，国民党建立政权后，初步形成了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即“戴季陶—蔡元培政策路线”，他们希望学生“少运动，多读书”，不要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教育界的角度来看，这种出发点是好的，1924年以来反对军阀的斗争中，学生确实被卷入了部分党派之争，也付出了一些牺牲。戴季陶考虑到高度集中的全国性学生组织容易受到少数学生政客的摆布，主张禁止学生组织串联，一方面限制学生会的活动，另一方面限制学生参加民众运动，使学生远离政治。当时国民党民众训练委员会不同意戴季陶等人的看法，认为对学生联合会反而应加强联系，才便于国民党高度控制学生运动，降低运动的自发性和独立性。1928年“济南惨案”后，中日军事冲突一触即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会对执政党造成一定压力，但也可以成为一种外交筹码。国民党主流力量不希望学生运动失去控制，扰乱社会秩序，蒋介石也担心党内的“左派”政敌借机拉拢学生，认可了“戴—蔡路线”。1930年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相关法律规章，限制学生运动，实行去政治化的二方面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转变为主要社会矛盾，学生基于爱国热情，不可避免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示威游行浪潮，违反了学生组织不得串联的法规。在此特殊环境下合乎情理，国民党显然不敢对学生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制裁。

国民党向学生灌输三民主义价值观，包括开设各种思想政治课，试图统一青年的价值观，使其理解政府，希望学生远离政治的策略。但这种课程作用不大，这很容易理解，看看今天又有多少大学生会对学校安排的政治理论课程感兴趣呢？

然而，1945年抗战胜利后形势改变，国民党却延续了战时的学运政策，成效就与战时大相径庭了。民众普遍厌战，国民党却发动内战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民众对国民政府已经失望了。学生运动的矛头也直接指向政府，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国民党越是沿用去政治化政策去平息学潮，与学生的矛盾就越是不可调和。

国民党在内战时期继续推行二面政策，也有作为执政党的无奈。国民党政权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秩序，因此要对学生进行去政治化与积极动员进步学生的共产党恰恰相反。再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大部分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并非是获取何种利益，而是受较为单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热情的驱使，自发自觉地针对一些突发事件。大多数学生对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没有深入的认识，无法提出实际可行的手段。学生作为肩负着国家前途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一个富有理想，但还未对社会现实具体方面有深入考虑的群体，仍需要由师长和政府来教授社会经验。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国情下，让学生潜心学术反而脱离现实，他们有必要在社会活动中认清国家和民众真正的需要。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一味镇压、破坏学运，而不是适当转变策略引导学生，才迅速地丧失了民心。

国民党的去政治化政策，意味着它希望将学生精力从政治运动转移到非政治性事务方面，以达到使学生远离政治纷争的目的。国民党也没有为学生提供直接参与政治的通道，然而其在学校的运作过程中确实存在许多政治手段。国民党的去政治化政策，不仅不能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而且这种消极的做法与当时共产党笼络人心的统一战线，积极争取学生的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将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推向共产党一方，使反国民党力量如虎添翼，导致国民党最终丧失政权，退守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