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的民粹主义将把美国带向何方

 当今世界，“民粹主义”（populism）这政治词汇使用频度越来越高。英国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美国当选总统的川普，法国“民族阵线”主席勒庞，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以及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他们似乎都呈现出相似的特点；强硬而富有煽动力，鼓吹极端的理念和政策，宣称代表底层民众，诉诸他们被漠视的利益和被压抑的愤怒，发誓要根本改变腐败或无能的建制派精英们所造就的黑暗现状，并许诺带给民众一个崭新的光明未来。

 民粹主义似乎是一个现成的概念，用来概括这些新兴政治势力的特征。

民粹主义者需要制造一个神话，全体人民可以通过一个声音表达心声，而民粹主义者自己就是这个声音，是人民独一无二的道德的代表。

 当代美国，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都在强化。很多人认为，当今美国政治已被民粹主义裹挟。

以“民粹主义”命名川普的政治思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何区分“民粹政治”与“民主政治”？

如果说民主的要旨是“人民意志至上”，那么这种民主政治与“以民意为精粹”的民粹政治有何不同？

 进一步而言，为什么“人民意志至上”的道德是可取的，而“以民意为精粹”就是有害的？ 

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尽相同。简单来说，就民主的理论传统而言，存在着两种对民主的理解，一种是多元式民主，亦可被称为自由式民主；而另一种是一元式民主，亦可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后者，那么，本质上“民主”必然走向“民粹”，我们从中可以找到区分民主与民粹的钥匙。

从制度安排来说，多元式民主注重权力制衡与分散，多数与少数、精英与大众、中央与地方、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相互制衡并共享权力。这种理念下，其民主制度设计必然为“多数意志”设定了框架。

相对而言，一元式民主倾向于一种可被称为“选举霸权”式的制度安排，选举产生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收编”立法和司法部门，被“拧成一股绳”的权力又进一步吸纳公民社会、媒体、企业与市场，最终变相的“多数民意”通过选举的胜利得以统领整个社会。

一元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当选政治家往往大幅剪除整个社会的多元性，试图将所有权力机构乃至公民社会“统一”到一种意志之下，而其胜选的事实亦使其“赢者通吃”的制度安排具有相当的道义合法性。

在美国，茶党的兴起、川普在共和党的胜出以及桑德斯旋风，被视为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表现。在欧洲，无论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投决定、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崛起、北欧诸国右翼政党的抬头，还是排外性政党在许多“新欧洲”国家的得势，亦或激进左翼政党Podemos（西班牙）、Syriza（希腊）的选举表现，都被视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征兆。

 这里就要区分民主与 威权，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闭式的精英主义和开放式的精英主义。

川普搞的是威权、平民主义和闭式的精英主义，反对的是开放式的精英主义。

当然自由式民主与威权不同，它反对封闭式的精英主义，而要求一种开放式的精英主义，政治家需要通过选举上台、企业家需要通过创新来获得市场、专家需要通过理性论证来获得影响力。换言之，精英或许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没有人有资格垄断精英位置。本质上，自由式民主依赖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之间的平衡，而民粹政治信奉平民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压倒性胜利。 

一个反讽的局面是，虽然民粹主义敌视精英主义，但它却往往比自由式民主更容易走向“强人政治”甚至“独裁政治”。可以说，民粹民主有滑向民粹专制的天然倾向。

民粹主义往往需要一种“人格化的力量”去唤起和表达。由于对“精英建制”（elite establishment）的敌视，民粹主义往往需要一个“孤胆英雄”式的人物去树立一个“反叛”的旗帜。无论是查韦斯、普京、埃尔多安、穆加贝，或美国总统川普或桑德斯，都试图树立自己“孤胆英雄”的形象。

因此，民粹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其政治的“个人色彩”很强，这与民主政治的“机构色彩”形成鲜明对比。民主政治是冷静的、常规性的甚至乏味的，而民粹政治中充满了“孤胆英雄引领民众振臂高呼”的戏剧化场景。

那么，民粹主义会滑向法西斯主义吗？民粹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但有可能成为其温床。法西斯主义与民粹主义都是极端主义，两者具有相似性，但彼此的差异是明显的，目前的极端主义者宣称，他们并不要抛弃而是要改善民主，他们批判当代民主运转不良，但并没有提出另辟蹊径的方案，而只是给出含混的许诺：要使政府更强有力、更有效率和更负责任。”

 要说批判当代民主运转不良，看看这篇就职演讲，就能够体会其中意味；

‘今天的（就职）仪式，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今天我们不只是将权力从一个政府转移到另一个政府，或从一个政党转移到另一个政党——我们正在从华盛顿转移权力，并把它交还给你——美国人民。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首都的一个小团体获得了执政带来的利益，而人民却因此承担了（这些）成本。

华盛顿蓬勃发展——但人民没有分享其财富。

政治家兴旺发达——但工作机会却消减，工厂遭关闭。

 企业家保护自己，但不是（保护）我们国家的公民。

 他们的胜利不是你们的胜利；他们的荣耀不是你们的荣耀；虽然他们在我们国家的首都庆祝，但在我们的土地上奋斗的家庭却没有什么可以庆祝。

 所有的变化，从这里开始，现在（就开始），因为这一刻是你（胜利）的时刻：它属于你。’

应该说，具有长期民主传统的美国，民粹主义很难转变为法西斯主义。因此就其特征而言，对目前的极端主义者更恰当的定性是民粹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者上台执政，民主机制的持续存在将会通过下一轮选举将他们淘汰出局。让国家从其错误中恢复，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优势。

再看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

事实上，尽管美国宪法开创了现代政治的第一个大规模民主实践，美国宪法里面根本没有“民主”两个字。在许多开国者看来，政治的多元性和制衡性，而非“民意”的所向披靡，才是自由的保障，而自由才是其追求的终极价值。

正因为美国的民主具有相当的精英主义成分，它的民粹主义传统并不显著。无论是对比法国左翼传统，或德国右翼历史，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的民粹政治，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色彩相对较淡。这是认识美国民粹主义的一个基点。

 尽管民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影响力有限，它绝非无足轻重。事实上，民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不但存在，而且很多时候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政治。

 或许可以将第七任总统杰克逊当做美国民粹主义传统的起点。选举权在杰克逊时代显著扩大——成年白人男子基本上在这个时代获得了普选权，“杰克逊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一词被发明，成为“大众民主”的代名词。

杰克逊本人从登上美国的全国政治舞台开始，就以一个“反精英建制、代表普通民众”的面目出现。他将自己1824年的落选归结为当时的“精英建制”的“腐败交易”，而他在1828年上台后，力推具有民粹色彩的主张。经济上“反对富有银行家”，极力推翻第二国家银行（1836年成功关闭该银行），并大力倡导贸易保护主义（1828年关税法案为其表现）——此为左翼民粹主义的先声。另一方面，他又推行种族主义政策，“1830年印第安人迁徙法案”。他任期开创的政党分赃制度（spoils system），即胜选后将数以万计的公职当做战利品向其支持者分配，更是其民粹主义倾向的直接体现。

或许因为主流政党对激进力量议程的吸收能力，或许因为不同时代的“民粹”的定义发生巨大变化，20世纪美国的民粹主义并不兴盛。1990年代的“佩罗旋风”也被视为一次新的民粹主义抬头——佩罗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赢得了近20%的大众选票，是老罗斯福以来美国第三党所获得的最大成就，而他的政治纲领也以“反精英建制”为其标志。

川普的政治崛起是这一政治戏剧的顶峰。他关于构建美墨边境高墙、暂时中止穆斯林移民的政纲，加上他“刺激性”的语言风格，使其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代言人，而他高位的民调支持率，以及最终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一事实，更是令许多人目瞪口呆。 

从制度上而言，美国复杂的政治制衡也不大可能一夜之间消失，这将使美国的“宿命”只能缓慢呈现。比如，选举人团制度或许会相当程度上延迟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政治后果（比如，虽然西裔亚裔人口比例将大大增加，但如果他们不分布在“政治摇摆州”，那么他们对选举的冲击就会被大大稀释。），而司法审查制度在很多历史时刻成为政治激变的急刹车。如果说“一元化民主”是民粹政治的核心特征，那么美国要从“多元式民主”走向“一元化民主”，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穿过。

但长期来看，美国政治的未来却令人担忧。固然，一种理想的情形是，美国主流政党通过吸收部分民粹议程来推动温和改革，以此防止重大变革。

如果说乐观的情形是美国的欧洲化，悲观的情形则是美国的拉美化。无数研究显示，美国当代政治两极化程度是二战以来闻所未闻（无论是最高法院法官投票的不相上下程度，或两党在国会中的投票与“对方党派”的距离，都显示政治的两极化在显著加剧。），而两极化——正如埃及、泰国、阿根廷等地历史显示——对于政治发展极为不祥。

问题在于，很难看到滋生民粹精神的土壤会在可见的未来消失。滋生左翼思潮的“权利观念泛化”趋势还在继续，可能突破“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平衡点，形成“平民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压倒性优势，而右翼在左翼攻势下越来越绝望愤怒，以至于“狗急跳墙”，也可能变成一种极端主义势力。

持续的政治僵局和频繁的街头运动还不是最糟的情形，拉美化的最经典局面，是左翼通过其“数量优势”不断赢得选举，并逐渐将分立制衡的“多元式民主”改造成赢者通吃的“一元式民主”，而右翼在选举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之后，开始诉诸政变、暴力和极端主义组织。这一情形如果出现，不但意味着美国的衰落，西方文明的存在性危机，而且意味着二战以来大致维持了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国际体系的衰落。

制度上而言，美国复杂的政治制衡也不大可能一夜之间消失，这将使美国的“宿命”只能缓慢呈现。比如，选举人团制度或许会相当程度上延迟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政治后果（比如，虽然西裔亚裔人口比例将大大增加，但如果他们不分布在“政治摇摆州”，那么他们对选举的冲击就会被大大稀释。），而司法审查制度在很多历史时刻成为政治激变的急刹车。如果说“一元化民主”是民粹政治的核心特征，那么美国要从“多元式民主”走向“一元化民主”，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穿过。

但长期来看，美国政治的未来却令人担忧。固然，一种理想的情形是，美国主流政党通过吸收部分民粹议程来推动温和改革，以此防止革命或者“反革命”，正如历史上所发生的那样。

从代际观念变化出发，美国未来的最乐观情形，是通过又一场“进步主义革命”（桑德斯革命）将美国建设成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欧洲式的国家。但是，且不说欧洲自身也正在陷入“左右两极化”，问题在于，当美国不再是美国，由于全球安全体系、贸易体系和创新体系的变化，欧洲还能否是欧洲？并且，当欧美的代际观念继续左转，观念的多元性迅速消失，又有什么力量能够防止桑德斯成为查韦斯？

如果说乐观的情形是美国的欧洲化，悲观的情形则是美国的拉美化。无数研究显示，美国当代政治两极化程度是二战以来闻所未闻（无论是最高法院法官投票的不相上下程度，或两党在国会中的投票与“对方党派”的距离，都显示政治的两极化在显著加剧。），而两极化——正如埃及、泰国、阿根廷等地历史显示——对于政治发展极为不祥。

问题在于，很难看到滋生民粹精神的土壤会在可见的未来消失。滋生左翼思潮的“权利观念泛化”趋势还在继续，可能突破“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平衡点，形成“平民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压倒性优势，而右翼在左翼攻势下越来越绝望愤怒，以至于“狗急跳墙”，也可能变成一种极端主义势力。

持续的政治僵局和频繁的街头运动还不是最糟的情形，拉美化的最经典局面，是左翼通过其“数量优势”不断赢得选举，并逐渐将分立制衡的“多元式民主”改造成赢者通吃的“一元式民主”，而右翼在选举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之后，开始诉诸政变、暴力和极端主义组织。这一情形如果出现，不但意味着美国的衰落，西方文明的存在性危机，而且意味着二战以来大致维持了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国际体系的衰落。

(转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