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盛世前的那场文风改革

　　公元584年,一个强大的皇帝即将统一中国?

　　这位皇帝有一个很酷的鲜卑族名字,叫做“普六茹那罗延”,意思是“金刚不坏”；他的汉名叫做杨坚,也就是后来的隋文帝。

　　中国已经分裂了三个世纪,两汉的大一统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为了来之不易的统一,这一年杨坚十分忙碌,他有许多大事要办:

　　在西北,他的军队正在进攻凶悍的吐谷浑；在北方,他的使者正在出使突厥,给对方的贵女赐予姓氏和封号；在南方,陈朝的后主虽然昏聩无能,但仍在凭借长江天险苟延残喘,况且首都建康城宏大坚固,军资储备颇丰；在内部,杨坚刚刚迁入新的首都,由于渭水水少,不敷漕运之重,需要加紧修渠。

　　然而,在无数紧迫的军政事务之中,杨坚却抽出时间,把目光投向了一件似乎并不很紧急的事——文学。

　　在文学、文艺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吸引他的大事?

　　杨坚所生活的朝代,是一个笔、墨、纸、砚终于齐备,纸张完全取代了竹木简册的时代。然而讽刺的是,崭新的工具却没有带来足够多的伟大作品,尤其是诗歌,普遍文风浮华、题材单调、乏善可陈。

　　杨坚极不满意,甚至是忍无可忍。他专门下达了命令,要求改变文风——

　　过去的诗文,都是靡靡之音。从此刻起,朕要提倡一种新的文风,让那些浮华虚文都成为过去!

　　当时的文风究竟糟糕到什么地步呢?说一句你就明白了:

　　偌大的中国,已经接近一百年没出过一个一流的诗人了。

　　往上追溯一个世纪,公元499年,一位名叫谢朓的大诗人死去了。

　　他卷入了一场政治阴谋,悄无声息地死在狱中；然而,这却是一个诗歌江湖上天崩地塌般的大事。

　　今天,许多普通读者或许不知道谢朓的名字,也不知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或是“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但只说一点你就知道他有多牛了——谢朓在后世有一个死忠粉,叫做李白。

　　李白对别人的作品表示服气的有同时代人崔颢。在黄鹤楼,因为崔颢的诗太精彩,李白觉得难以超越,不得不放弃了写作——“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但真正让李白一生都低头服膺的诗人,则首推这位谢朓。这种思慕之严重,几乎使李白一生都在频繁地碎碎念:我登上了高楼,就想起了谢朓；风吹起来了,我想起了谢朓；看着那月色啊,我想起了谢朓……

　　在谢朓生前,诗歌的江湖大致可分为两大门派——山水派和宫廷派。谢朓是山水派掌门人、最后一根台柱子。他的死,使南朝诗坛失却擎天巨柱,山水派的武功日渐式微,世上再也无人能写出“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的美丽诗句。

　　更大的损失还不止于此。当时害死他的所有人可能都没意识到,他们所亲手毁灭的,也许是6世纪中国唯一的一个一流诗人。

　　谢朓去后,宫廷诗派一统江湖,开始肆意妄为。这一派武功的特色,用隋文帝的话说,就是“多淫丽”。

　　其中“丽”字是没错的,此派中人确实极力追求辞藻的精致、声律的和谐；“淫”字就略有点委屈人家了,人家也写乐府诗、也写应景诗,数量都不少,只不过都没写出太大的成就来,唯独小黄诗的创作高潮迭起。

　　例如宫廷派的开山掌门人之一——简文帝萧纲,就开创了宫廷派里的一大支派“放荡门”。这不是我胡诌的,是萧纲自己说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立身谨重”是幌子,他一辈子大概是从来没有谨重过的；至于文章放荡,他倒是充分付诸了实践。

　　这位大宗师的主要诗歌题材是两个——一是大姑娘；二是大姑娘的床上用品。他的几首代表作的题目,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那正在睡觉的老婆》《我那正在制作床上用品的老婆》,以及《我那长得像大姑娘一样的小白脸》。

　　在那些年里,南中国发生了无数大事:国家战乱频繁,权贵互相屠戮,人民流离失所,但是这些内容你在他们的诗里几乎看不到、读不到。如果只看这些诗,你会以为那时中国人的生活天天歌舞升平、花好月圆。

　　南朝的诗坛那么惨,那北朝呢?是不是可以用它的苍凉、古直、雄浑,撑起诗的大厦?

　　答案是:你想多了,北朝比南朝还惨。

　　惨到什么程度呢?后来唐朝还流传一个段子,说南朝第一才子庾信去北朝出使,人们问他北方文士水平如何,庾信说:“能和我抗衡的,大概只有韩陵山上的一块碑文。此外也就算薛道衡、卢思道这俩人略微能涂上两笔。其余的货,都是驴鸣狗叫、汪汪哞哞罢了!”

　　庾信是不是真说过这么张狂的话,我不得而知。但唐代距离南北朝不远,既然流传着这样的段子,大致可以窥见北朝诗坛的荒芜。

　　诗人凋零怎么办?北朝的人开动脑筋,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让后世的我每次读到,都禁不住举双手佩服:

　　既然我们不出产诗人,那么把南朝的诗人抓过来不就是了?

　　北朝人说干就干。于是乎,南朝三个最牛的诗人——庾信、王褒、徐陵,统统被抓了,一出使北朝就被扣住不放。其中徐陵还好,没过几年放了回去。前两个就惨了,北朝下决心要留他们终老,软硬兼施,大官给做,骏马给骑,充分进行情感留人、待遇留人,就是不让回家。

　　北朝给这两人的待遇好到什么地步呢?先看庾信,西魏给他的待遇,是开府仪同三司,做车骑大将军,就是当年刘备封给张飞做的官；后来又做骠骑大将军,就是刘备给马超做的官——“五虎上将”的官他一人干了俩。再看王褒,直封到太子少保,就是岳飞、于谦后来的那个封号,居然和后世两个最大的民族英雄一般待遇。

　　俩人就此滞留北朝多年。好不容易等到时局变化,南北两边关系和缓,政策松动了,允许双方人员互相交流探亲了。南朝那边打来申请:您以前扣留的我们的人,现在可以放回来了吧?北朝爽快地答应了:放!都放!不过只有两个人例外——庾信和王褒不准回去。

　　北朝真是直爽得可爱,也真舍得下血本。每当读到这一段历史,我就忍不住想,庾信来了就抓住封一品官,不知道李白、杜甫被抓到了该给什么官,是不是皇帝要直接禅让?

　　隋文帝的愤怒,还不仅仅是指诗歌。在那个年代,浮华的文风深入人们骨髓,写公文、搞音乐都是如此,就连写史书都是骈四俪六。

　　比如《后汉书》,当时的大家范晔写的,文笔好得没话说,但写人物传记时总忍不住要来点骈四俪六。例如写马援,非要来个“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写董卓,非要来个“残寇乘之,倒山倾海；昆冈之火,自兹而焚”,空洞重复,比起《史记》《汉书》的爽利,总觉得有点多余。

　　文风,也要树典型。

　　先抓反面典型,隋文帝需要杀鸡儆猴,他很快找到了那只鸡——泗州刺史司马幼之。

　　这位老兄颇有来历,是大名鼎鼎的司马懿的后代,少年时就曾在北齐当高官,后来又在隋朝当地方大员,也算是乱世中的一号人物。

　　《北齐书》里还专门提到了他,说他为人清廉、高尚。他早年出使南朝,朋友写诗给他送行,诗写得还不坏,颇为慷慨激昂。有朋友如此,料想他本人也不是个庸蠹之人。

　　然而这家伙却成了文风改革的倒霉蛋。开皇四年九月,正是文风改革发动后的敏感时期。司马幼之顶风作案,“文表华艳”,估计是文章写得有点假大空,套话略多了些,被皇帝抓了反面典型,居然“付所司治罪”。

　　司马幼之到底被治了什么罪,我不得而知。但他出事时是泗州刺史,治所在江苏；最后去世时是眉州刺史,治所在四川,被发配到西部去了,大概和这次挫折不无关系。

　　抓了反面典型,皇帝又大力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治书侍御史李谔。

　　对于皇帝的文风改革,这位李谔先生响应最积极,放炮最猛烈,很快就写出了多达一千字的长篇心得体会,叫做《上高祖革文华书》。

　　在文中,他强烈抨击浮华文风,“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而且指出坏风气的源头,是“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

　　李谔还表态说,坚决支持朝廷依法严惩司马幼之的决定,抓得好,抓得对,起到了教育警示作用；并积极声明:对这种类似的家伙,要“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搞大走访、大排查,一旦发现,决不姑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积极支持文风改革的大人物中,还有一个影响比李谔大得多、地位也高得多的人——太子杨广。

　　杨广力挺文学改革,激烈抨击浮华的南朝文学,还努力写作一种新的诗歌,比如:

　　“肃肃秋风起,

　　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

　　横漠筑长城。”

　　诗不是一流的,仅论炼字对仗上的造诣,杨广似乎也不如他的手下败将——南陈后主陈叔宝。但在他的秋风里,涌动着一种新的东西。

　　时隔千年,我们回头看这一年,确实是文学史上极普通、极平淡的一年。

　　然而,在表面的平淡之中,却难以掩盖这个时代的独特——中国历史上极少有这样的时候,皇帝和太子,都成了提倡文学新风的战士。

　　这不禁让我想起此前350多年前,中国曾经有一对帝王父子,曾擎起了中国诗歌的天穹。他们是伟大的曹氏父子,而那个了不起的时代,叫做建安。

　　相比之下,杨坚和杨广父子没有曹操、曹植父子的天分和才华,但他们却同样站在了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开端,看到了变革的方向。他们努力推动了那扇门,发出了呐喊。

　　这一年,距离后来的王勃出生只有66年,距离陈子昂出生只有77年。新的诗歌的种子正在血色、动荡中悄无声息地孕育,伺机绽放,直到唐诗的盛世。

　　伟大的时代往往都是这样开启的:当门被推开时,悄然无声,人们尚在沉睡。只有光照进来之后,人们才被惊醒,发出赞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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