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法当年卫嗣公，王岐山将赴美猎狐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最善于用讲故事的形式阐述出深刻的道理，下面两个故事就是他讲的：

卫嗣公当政的时候，有一个犯人畏罪潜逃到了魏国，因其善于医术，深得魏国王后的宠信，而将其养在宫中，使其长期逍遥法外。卫嗣公曾五次要求魏襄王把这名犯人引渡回来，甚至提出愿以五十金的价钱赎买，均遭到魏襄王的拒绝。无奈之下，卫嗣公打算向魏国割让左氏县作为交换条件，决心一定要来一次“违法必究”，将罪犯引渡回来。群臣大惊，一致认为卫嗣公把这么大的城市去换回一个罪犯，实在是一件划不来的买卖。而卫嗣公却不以为然，他说：“治理不分大小，祸乱也不能以大小来区分，如果法律得不到实行，失去的价值远远要比十个左氏县还大，法律要是能够实施，失去十个左氏县也是划得来的。我若不去引渡这个罪犯，就会给天下刁民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告诉他们法律是有空子可钻的，犯了罪是可以幸免处罚的，以后这些刁民作起乱来，损失的何止十个左氏县？”消息传到了魏国，魏襄王并未嘲笑卫嗣公是卖国贼，反而大加赞叹：“寡人不如老卫矣。”主动把罪犯引渡给了卫国。

还有个故事。楚国南部的丽水县盛产黄金，官方规定百姓不许在那里的河道私自采挖，违者就地正法。可来偷采黄金的百姓依旧络绎不绝，即使被处决的人太多，尸首多得把河道都堵塞了，但还是不断有百姓舍生忘死前赴后继跑来以身试法，法律在这里根本不管用。记者现场采访了这些百姓，问他们为什么顶着这么大的风险来采金子？这些人回答说：“利益太大了。”又问：“这利益再大也没有当国王的利益大，要是让你当国王，但要你马上去死，你干不干呢？”这些人说：“这我不干，因为这是必死的。而偷采黄金未见得一定会被抓住，抓住算我倒霉，没被抓住我就发了。”听起来很象现在贩毒分子的心理写照。

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法律无论制订得多么完善，多么地没有漏洞，但执行起来如果不能做到“违法必究”，让人有侥幸的心理，那么其效能将大打折扣。法治必须结合人治才能拾遗补阙，法治和人治两手都得抓，两手都得硬。

我这篇文章其实在早就发表过，听说后来此文传进中南海，连习王也看了，中南海茅房的塞子顿开，使他们深受教育，连忙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下达了《深入学习卫嗣公同志先进事迹》的伟大号召，也要学卫嗣公启动所谓的“猎狐”行动，下定决心要将逃到美国的贪官都引渡回来，从另一个发面来反腐，即断了贪官的后路，让贪腐问题局限在国内，以便瓮中捉鳖，关门打狗。

习王知道，中国的法制问题，并不在于当局没有认识到各种问题，也不在于法律制定得不完善，而在于执法不严，做不到令行禁止，违法必究，而使法律都成了一纸空文。就如柴静那部纪录片所描绘的那样，各级部门早认识到了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也并不是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整治，关键是一落实到地方，就会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得不到执行，基层官员因和煤老板结成了合伙开发关系，而阳奉阴违；地方政府更会以担心影响GDP、增加失业人口为名，故意扯皮；中央各部门官僚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只管坐办公室叹气，不去积极督促，致使现在山西小煤矿已成燎原之势，“取缔不了”了。

之所以做不到违法必究，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犯罪分子有退路，犯罪后可以向敌国一逃了之，从而逃避惩罚，于是大家都有了丽水县刁民们的侥幸心理，使得犯罪行为屡禁不止。就象我以前在文章里说的，帝制有无比的优越性，但又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其中之一，就是在内政容易受别国干涉、要看别国脸色、无法做到闭关锁国、无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刁民能够随便逃到国外，甚至能挟洋自重，叫板祖国的弱国小国，帝制的优越性将大打折扣，清末就是典型的例子。许多人一叶障目，爱拿那段丧权辱国的历史来否定帝制。

为了要堵住这一漏洞，就需要给天下官民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向他们做进一步的普法工作，让他们明白一个基本道理：“我党不仅仅会法治，更会人治，你违了法，即使逃到天涯海角，即使逃到月球上，我党也要花血本把你抓回来明正典刑，抓不回来，也会请黑社会做掉你的，你贪再多钱也享受不了多少的。”为此，王岐山同志已经决定近期就“猎狐行动”专程赴美与美方磋商。这将使贪官刁民们头脑里各种各样的犯罪计划流程图失去关键的一环——退路，从而无法实施，失去可操作性，迫使其放弃早就制定好的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如意算盘，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能在战术上，从另外一个方面迂回包抄，断其后路，破其妄想，以遏制贪腐。

当然，一开始必定会付出些代价，美国不会乖乖配合，必会狮子大开口，提出种种苛刻条件，使我党遭受损失。但从长远计，这根本不算什么，就像卫嗣公讲的那样，宁可损失一个左氏县，宁肯把追回的赃款和美国平分，也要维护法律的尊严，把贪腐的退路堵住，否则，再让贪腐持续下去，贪官一逃就逃走几万，每个贪官带走十亿百亿的，损失的何止是十个左氏县呢？丢掉的是芝麻，捡的是西瓜，吃小亏占大便宜。

书归正传，法家的“以法治国”和我们现在说的“以法治国”不同，法律是帝制下统治者自己制定法律，是为维护其统治和利益服务的，没有什么投票的形式。但维护好了统治者的稳定，国家也就能稳定，国家稳定了，百姓就能过上太平的生活。统治者的利益和被统治者的利益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统治者个人的利益建筑在对被统治者进行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之上，所以是对立的。但统治者个人对亿万被统治者的利益进行侵害的程度不会太大，否则，被统治者就会造反，就会反过来影响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同时，维护被统治者的利益又是统治者维护自己利益的重要工作，统治者又需要服务于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则需要统治者做他们之间的裁判，需要统治者作为一个公正的象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统治者的利益和被统治者的利益又是统一的、同一的、连带的一种关系。帝制下的法治往往更多地结合帝王的人治一起治国。

国家没有法律就无法治理，但人又不能成为法律的奴隶，因此只能由君主一人凌驾于法律上，称孤道寡，实行“人治”。这里指的“人治”就是独裁专制，独裁专制就是帝制，一个人说了算。而现在有人说中共就是搞的独裁专制呀，不就是帝制了吗？我看中共根本没有独裁专制，党内和江胡习等党魁实力差不多的帮派多如牛毛，时刻可以联合起来胁迫党魁，有时江还得受乔石李瑞环的气，党魁并无绝对的威权，连终身制都没有，更没世袭了，甚至做个镇压轮子的决定还得去看各帮派的脸色，得江亲自给每个委员写信说服，哪里象个皇帝？各地政府犹如诸侯，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根本体现不了帝制的优越性。而目前实行帝制比较典型的唯有北韩，如此一个小国弱国，远有美国封锁，近有日韩包围、苏联垮台、中国背叛，要不是实行专制独裁的帝制，还能支撑得了吗？还能让美国不敢小看吗？恐怕早灭亡多年了。

可悲的是，现在法治社会的法律不仅不能减少犯罪，反倒成了“专业坏人”们的保护伞了。现在我们“以法治国”，有了系统的程序法和实体法，不讲纠问式审理而用控辩式审理，每一部法律出台都得经过一套复杂的程序以显示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看上去很文明很理性，也确实保护了一些弱者。但这种“法治”一般只能管管好人，整老实人，处理一些偶然犯罪的倒霉蛋。对真正的“专业坏人”却无能为力，很容易被坏人找到漏洞，而且越是刁钻的坏人，这种“法治”越是无能为力，因为越是坏人越有钱请律师，使它们都幻想在犯罪后能找个巧舌如簧的律师去钻法律的空子，帮他免灾，有了这样侥幸的想法，会促使他们以后去犯更大的罪。

中国的一夫一妻的法律管得了何鸿燊这种大流氓吗？中国不仅不敢治他的罪，还得给这黑社会头子送上政协委员的头衔来代表人民利益。这种“法治”只能限制平头百姓而已，做不到“违法必究”。一旦出现了新的情况还得动用繁琐的程序时刻打个法律的补丁，机动性差，更容易使坏人产生侥幸心理，继而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对欧美日本那些相对而言比较老实的人或许有效，而对中国人等于是拿感冒药去治癌症。

我今天着重要说的“法治”，是专制独载下结合了“人治”的“法治”，要远远优越于民猪社会下的“法治”。“人治”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弹性，人是活的，人怎么能被那象机器一样僵死的“法治”给限制住手脚呢？“人治”是靠人的大脑来作出判断，而”法治”只能由条文代替大脑做判断，你说谁更合理吧？皇帝是超越法律之上的，当下面有重大争议的案子交由他裁决时，他一旦感觉到恶人在利用法律的不完善和矛盾而在狡辩玩文字游戏，在学阿凡提强词夺理侮辱大家的智商，不会作茧自缚反被法律困住手脚，无论律师辩护得如何天花乱坠，都可以不必理会，甚至连那自作聪明的律师都可以抓起来，他甚至可以出尔反尔推翻自己以前订的法而直接改变判决结果，这就是“法无定法”，使真正的专业坏人黑社会断了妄图利用法律颠倒黑白的念头。

别的因素先不谈，就从实施法律这方面来看，“人治”也远比“法治”有用，我们还是先举例说明。大家知道，目前象逃到魏国而长期逍遥法外的人就是那雷哄稚。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发，找了很多借口拒不引渡，极象当年的魏襄王。早在1999年大陆通缉雷哄稚的时候，就有传言说中共私下欲以五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作为交换条件引渡此公回国。雷哄稚在惊恐之余，于当年6月2日发表了所谓的经文《我的一点感想》，声称“美国是民主的国家，不会被中共五亿贸易顺差收买，呼吁全世界来关注此事。”以杜绝美国为了五亿元引渡它的可能。美国为顾及自己“民主自由”光辉形象，只好对中共的要求置之不理，否则即使没拿中共五亿美元，也会被说成是为了五亿美元而出卖了“民主自由”。看来雷哄的确棋高一着，逼迫美国保护它。

愚蠢而可怜的中共，死要面子，为了证明自己也是“现代民主自由”忠实信徒，不仅对此讳莫如深，不敢公开承认曾经想用贸易顺差引渡雷哄，而且不敢象当年卫嗣公那样提出更高足以打动美国人心的价码以显示自己严格执法的决心。

卫嗣公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根本不觉得用土地换人有什么丢脸的，大大方方地做了，他的对立面魏襄王甚至还为此赞美他。而到了现代，人们观念来了个大颠倒，中共做这事情得偷偷摸摸地做，一旦被雷哄揭穿，就象裤子被雷哄当众扒掉一样羞得满脸通红，再不敢走这条这条路了。尽管中共自己在搞独裁专制，是在搞“人治”，但在其的内心认为“西方的那套法治”是对的，在洋人面前是一种自卑的奴才心理，觉得自己那套想得太下三滥太见不得人了，为了证明“我们也是讲民主法制的”，怕被人说自己“独裁”、“野蛮”，只好暗气暗憋，含恨吃了这哑巴亏。所以说，中共这帮人治国就是“蠢猪治国”。

如果当时江有魄力，不为所动，态度坚决，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而突破“做出任何决定都要通过法律”的这种框框，也学卫嗣公的样子搞“人治”，毅然堂堂正正地公开向美国加拿大提出：“你把雷以及在名单上的所有我要的人全部遣返回来让我杀掉，我就放弃对台湾的要求，割让给你就是了。它们贪污到美国的钱我也不要了，就算送给你们美国了。”美国早吓得目瞪口呆，全世界都惊得手脚冰凉，还会不答应吗？人民也未见得就反对。

要是美国实在不肯也不要紧，那就只要花几万美元，找一个中间人出面，在美国当地雇一个黑社会杀手，找着雷哄一枪爆头了事，或者打晕后装麻袋运回大陆受审就完了。反正死无对证，那杀手就是被捕，就说是雷哄和当地黑社会发生了过节才去杀他的。只要有人愿顶罪，就算全世界人心里都清楚这是中共背后操纵的，中共也可以拒不承认。这不能算中共不厚道，因为这是美国耍赖在先，为了雷哄，连台湾都不想要了，中共已经仁至义尽，不得不出此下三滥的办法。

那些还冥顽不化不肯主动回国受审的贪污犯看我党要打超限战了，早吓成惊弓之鸟，吓都吓死一大批。即使这些人都被美国特工保护起来，下半辈子也得永远在极度惊恐和忧郁中度过，度日如年，钱再多也再不会有一天好日子过了。那就最大限度地做到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然后我党将这些例子做成节目在电视天天播出，贴在居委会黑板报上，震慑十几亿蠢蠢欲动不老实的贪官与奸民，只要做掉一两个雷哄，天下千千万万的小雷哄稚就都老实了。

美国会就此和中国翻脸吗？一是他们藏污纳垢、招降纳叛本来就理亏，二来是他们自己手头没有证据指责是中共干的，第三，仅仅为保护这些小丑而和中共闹翻，将会失去广阔的资本投资地和产品倾销地，绝对划不来，美国的大资本家绝不答应。

说来说去，中共还是太老实，人家美国的斯诺登叛逃，已经到了香港，中国也不敢接收，急忙往外推，连和美国作交换，换回雷哄都不敢，害怕得罪美国，还有什么出息？而美国要抓自己想要的人，却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再无赖的方式都会用上。

我要恢复了帝制掌了权，有你们这些贪官奸民叫苦的了，保证会让你们怀念现在的中共统治，保证你们会埋怨自己：“中共这么好的体制，我当初为什么要鬼迷心窍反对呢？”

那些贪污分子原本就钻法律的漏洞，搞了大量不义之财，它们的心里状态和那些前赴后继去偷采金子的刁民一样：“你要查到我算我倒霉，你要查不到我，我就发了，我让子女把财产转移到西方民主国家，我们全家逃那里去养老，过好日子，让你们这些SB留在这里穷下去。”这下这条路给断了，知道中共是要玩真的，是“严肃执法”的，是讲智慧百出的“人治”的，是不讲效率低下漏洞百出机械无用只能整老实人的“法治”的，是真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是会“不惜一切手段”的，是连“台湾都肯放弃”的，实在不行“还会派杀手来”的，对自己是“舍得打超限战”的，是心狠手黑的，是不墨守成规的，想到这里，它们都心寒了，除非能逃到火星，反正只要在地球上，中共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干掉的，比金二还厉害，这才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

那么国内那些做官的听说后还敢贪污受贿吗？谁还敢抱侥幸心理？贪污受贿再多，又不敢在国内大肆消费，连个可以逃的的地方也不会有了，贪污那么多钱还有什么用呢？只会带给自己被杀身之祸。贪污受贿马上可以制止，每年因为少贪污受贿而节省下来的钱足以买十艘航母，日本都得老实了，那台湾还敢独立吗？社会上象雷哄稚这样的奸人，一见做了坏事是没地方可躲的，没有了侥幸的心理，只好唉声叹气，低下头去老老实实倒腾它的兰花赚几个小钱，社会风气马上好转，以前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连带着迎刃而解，境内大治。

要是当初卫嗣公没有的这个“舍”，就不会有后来的“得”。人就是不悟，总是只看到眼前的那点利益，为了保住芝麻，却丢了西瓜。中共还喜欢追时髦，喜欢洋人传来的一切东西，包括从洋人那里学来的那套可笑的“法治”，那“法治”听起来很美妙很动听很慈悲，却根本无法管理生性顽劣的中国人，要知道在中国，可以说一半以上的人，本质上都是些小雷哄稚，“法治”治那些相对比较老实的洋人还勉强可以，不用“人治”怎么治得了中国人呢？搞“法治”搞到最后，反而邯郸学步，把自己老祖宗传下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治”和“帝制”搞没了，变成了法律的奴隶，信法律给信傻了，倒过来被法律所操纵，手里拿着着法律，却只能对坏人望洋兴叹，无可奈何，最后连那“法治”也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