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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请不要在六四的旗帜上涂抹……
送交者: 安田 于 2004/04/30 20:50:52 [天安门情人]
戴晴，请不要在六四的旗帜上涂抹……
题目写完，自己也觉得心头一颤。一来，戴晴女士曾经是我青年时代尊敬的师长。特别是她因为“六四”而入狱的经历，一直让我敬佩。二来，安田向来尊重女权，不愿意在这方面有所冒犯。但牵涉到“六四”，而且从戴晴女士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了“不是民主运动”的评价，也让安田忍无可忍。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权当作一次正常的学术交流。
对“六四”的评价，曾经是众口一词：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当初就是那些下令镇压的屠夫们，尽管极尽造谣毁谤之能事，但心里也不得不承认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喊出了人民渴望自由、民主的心声。
整个89学运中，虽然口号变换万千――甚至喊过“拥护共产党”这样的口号――但这并不能否定那场运动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民主”的事实。也许戴晴女士会辩护：要民主争自由的口号，在整个的学运过程中一点也不响亮。确实，相对于“五四”时，学生们高喊“德先生”“赛先生”，“六四”一开始就卷入了比较具体的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然后又提出了急迫的“打官倒”“反腐败”的明确目标。
但这场运动要“民主”的目的性一点也没有被这些细节所掩盖。相反，只要戴晴女士掠去浮云抬望眼，应该一点也不难厘清贯穿整个“六四”过程的主线就是要民主、争自由。
在4月18日学生第一次冲击新华门事件中，学生代表提出了七点要求，主要如下：重新评价胡耀邦是非功过；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认新闻自由；要求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财产收入情况；查处官倒，公布详情；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
其中两条明确提出了争取“自由”的呼声。而另一条重新评价胡耀邦，也是对自由的变相追求。相信戴晴女士比安田更明白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所以，418的新华门之夜，学生以七点要求拉开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序幕的时候，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争取自由民主。而这次事件最后以警察暴力收场，一方面在学生的心里埋下了继续抗争的种子，另一方面，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暗示了整个学运的最终结局。
418可以说是整个学运的起点。如果说在这之前几天还纯粹是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的话，正是当天晚上（其实是419的凌晨），警察的暴力激起了学生的公愤，也凝聚了学生团结抗争的决心。第二天，校园里就贴出了要求调查事件真相的大字报和警察打人的照片。从现在披露的资料看，当时赵紫阳曾经下令武警避免伤害学生。但最终结果，事与愿违。不知道戴晴女士是否责问过“本来在改革的上层”：到底谁下了暴力行动的命令？而在整个89学运期间，这样违背最高层的命令，蓄意激怒群众的行动数不胜数。
正是从418以后，各个高校才有了松散的联盟。也就在这时候，有几个北大往届学生开始在校园里活跃起来。也许这就是戴晴女士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极端冒险份子”，也就是共产党一直强调的“黑手”。六四以后，这些人也很乐于承担“黑手”这样的称谓。不过，安田在这里不得不提醒一下：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黑手”，那么这只手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浸透着“天安门母亲”的孩子们的鲜血！
但从已经有的资料看，并不存在这样的“黑手”，因为贯穿整个学运始终，他们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事实上，跟他们联系最紧密的学生领袖可能只有王丹。象刘晓波和吾尔凯西之间所谓的师生情谊，也是在刘先生于学运中途匆匆忙忙从国外赶回北京以后，建立起来的。而北高联的第一任主席，政法学院的周勇军，与后来的“黑手帮”更是没有什么联系。到了学生绝食广场，以及戒严后期，整个学运的主导权更是被柴玲、封从德、李禄死死地抓在了手里。北高联已经形同虚设，更不要提后来几个自称“黑手”的人搞起来的“知识界联合会”以及后来的“联席会议”了。这一点有柴玲的证词为证：广场指挥部和“联席会议”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关系，“联席会议”只起到参谋的作用。到这时候，就是王丹对整个后期激进的学运方向也影响甚微，更不要提局外的“黑手”了。
权力总是吸引人的，到了谁的手里都一样，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广场指挥部”。由这一点，也更说明了民主制度对于权力约束的重要性。
“六四”后期，由绝食团指挥部派生出来的“广场指挥部”控制了整个学运的方向。这样的权力不由让人眼红，甚至引出了“绑架”风波。那时候，没有谁会想到需要承担今天人们对学生领袖的指责吧？
也许戴晴女士指责的“极端冒险份子”中，除了“黑手”就是这些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学生领袖，而柴玲无疑首当其冲。毫无疑问，柴玲属于激进派，而且掌握了后期学运的领导权。也正因此，在反思六四血案的时候，她成了众矢之的。即使笔者，也曾经多少年怀着怨恨的心情看待她，也会假设：如果不是这样激进的领导……
但历史就是定稿，没有假设只有事实。而这些事实，也充满了历史的必然性。试问：学生领袖中也不乏温和派，但为什么大浪淘沙的时候，却成了滚滚洪流下的石子？学运领导权并不是一开始就在柴玲手中的。周勇军、吾尔凯西、王丹都曾经掌握了这样的权利。周勇军因为想取消427的游行，失去了领导权；吾尔凯西因为在戒严后主张撤离，也失去了领导权；王丹当时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大包大揽的领袖，所以，在整个学运中风头一直不是最足的。
这样对比，我们是不是很明白：在那样的氛围下，只有激进派才会被群众接受？十五年后的今天，如果还有人一定要撇清自己当时激进的嘴脸，还要否认当时全民激进的事实，安田只有对他们认错：是我这样的极少数激进派害了你们。但我清楚地记得，大约5月22日左右，有研究所的人到广场征询大家的意见，是否撤离。当时我和身边的同学都投了反对票：我们还在憧憬着一个巴黎公社的梦想。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如果我们是极少数，谁是大多数呢？
历史之河奔腾不息，在那个特定的转折点，柴玲因为符合条件漂浮上来，引领潮头。这就和木头一定会飘在水面一个道理：不是因为她的轻飘而是因为流水的沉重。这样的选择不是她所可以掌握的。而她被选择的本性却必然引领着潮流奔向宿命。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激进派。这是一个悲剧，但不应该由柴玲一个人承担。
戴晴女士应该明白，在共产党40年的严酷统治下的人民，一旦得到了爆发的突破口，积蓄的能量决不是“上层”美好的愿望所可以控制的。也希望当今为政者，从正面吸取“六四”的教训，不要忘记：即使有排气孔的锅炉，也有爆炸的时候。但戴晴女士开出了拯救锅炉的良方：下层人民只应该做锅炉里面的水而不要变成蒸汽，这样才不会全民变成“极端冒险份子”，这样才可以让锐意改革的“上层”可以按部就班地实施大计。
这样的愿望当然没有错，如果能够实施，也就是中国人有福了。因为这很符合中华文化的传统模式：皇天后土，清官大人。但是我们的传统，哪一次选对了正确的方向了呢？以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戊戌变法为例，那只是一次小小的维护皇权的改良，最终的结果也是以流血告终。根本的原因，不过是触动了皇权中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已。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要提国家民族大义，就是皇权也比不上自己当时当事的权位重要。而在六四中，一小撮来自“上层”的以邓、李为代表的小丑，只不过又一次演绎了这样的故事而已。
但“六四”不是改良，是一场伟大爱国的全民民主运动。这不仅体现在学运一开始就提出“争自由”的主张，也不仅体现在全国人民的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中，根本而具体的表现是：学运由始至终要求的“对话”。
谁跟谁对话？中共建立政权以后，除了自说自话，又跟谁对过话？而89民运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仅如此，还明确要求对话的层次和公开性。倒是想问戴晴女士：这不是在争取民主，是什么呢？而这样对话的主张，却一次次被中共当局要么拒之门外，要么敷衍了事。我相信他们也看穿了“对话”的本质在于还权于民（当然还不是全部），而这正是他们中一小撮的心头之恨。所以，才会有422拒绝接见学生代表的蛮横，让他们下跪了半小时，进一步激化矛盾。这如果不是故意，至少说明愚蠢。但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在这场伟大的争民主运动一开始，就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篡取“儿皇帝”宝座（还不是最高权力呢）的良机，阳奉阴违，倒告黑状。4月25日在邓的寓所，获得了“不怕流血”的谕旨，炮制了426社论，引发了427百万人大游行，终于让已经渐趋平息的学运再次走上街头。学生中的“极端分子”哪里有李鹏陈希同的小报告厉害呢？
作为同情改革派官员的戴晴女士，本应该追究李鹏等保守派官僚阴谋诡计倒行逆施的责任，却无端把“一个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完全归咎于“下层”的热情上，实在让人不可思议。这只能说明她的幼稚：认识不清民众运动的无序性。象六四前期那样全民激愤的状态，任何事情发生都是可能的，这决不是柴玲、王丹几个乳臭未干的学生可以控制的。而当时掌握了国家行政立法执法全部资源的中共，由于内部派系斗争的原因，反应迟钝进退失据，才是造成这场爱国民主运动走投无路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不仅邓、李一小撮应该负责，即使赵紫阳先生――行文至此，容许安田对他的伟大人格表达敬意，也强烈呼吁中共当局还他自由――也要负担一部分判断失误的责任。
比如，423出访朝鲜。那样一个民不聊生的独裁王朝，值得吗？特别是在田纪云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执意前行。何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朝鲜之行也。而貌似愚钝的李鹏恰恰大事不含糊，抓住了这个权力真空期，抛出了426社论，点燃了学生抗争的熊熊大火，也烤焦了“儿皇帝”的小龙椅。赵紫阳后来和邓由此分道扬镳：赵主张否定426。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没有朝鲜之行，何有426社论之歇斯底里？
不过，看看今天戴晴女士的文章，也就可以明白赵紫阳当初的无奈：如果周围都是这样的糊涂谋士，“主公”的大业哪里还有成功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六四民运与赵系的改革派缺乏良性的互动。按照当时学生的说法，就是“不要卷入政治斗争”。但最后的结果证明，民运恰恰成了被保守派利用的筹码。其实道理很简单，在事实上存在两派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作为第三方的学生不愿意和改革派合作，本质上就是在和保守派合作。套用共产党的官话，就是“不以个人的美好愿望为转移的”。而幼稚的学生们就是看不清这个事实。但这并不是戴晴女士可以做个事后诸葛亮的理由。怨天尤人地怪罪“下层”，只说明了自己的是非不清罢了。
学生方面和改革派最不合作的一个决定无过于绝食。安田也觉得，这是学生方面的失算。在究竟谁提议绝食这一点上，现在出现了许多推诿抵赖的文章。但根据安田接触的资料看，绝食是完全由王丹提出的、吾尔凯西赞同的违背北高联决议的个人主义行为。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个人是否能够凌驾于组织程序之上？但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一场争取民主的运动中发生了。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赞成绝食的学生，当时是以“改革派希望我们闹大”为理由，劝说北高联接受既成事实的。北高联最后屈服于王丹、吾尔凯西的领袖压力，通过了保留北高联意见的绝食决议。
由此看来，即使在“最不合作”的事件上，也曾经有过“下层”盲目遵循“上层”权威的话。想必戴晴女士知道的内幕比安田还多，是不是还掌握了什么证据没有暴露，不妨在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拿出来，还历史以清白。
不过无论合作也罢，不合作也罢，在那样的历史关头，都只能是个人的意见而代表不了运动的主流：因为人民被束缚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一旦铁笼子露出了一点的缝隙，对自由的向往就吸引了所有人前进的方向。但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拥挤不堪的人潮，即使有愿意逆水行舟的清醒者，也必将被淹没。反而是那些顺应了潮流的人，登高一呼，立刻被赋予了合法领导的权力。这样的事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并不鲜见。所以，反思“六四”中学生这方面的责任，实在太过苛求，他们不过是时势造英雄的必然。何况他们由始至终也没有提出过，足以构成血腥屠杀借口的暴力主张。
“六四”的悲剧，就是由那些习惯于黑箱操作的“上层”一手制造的冤案。也许，诚如戴晴女士所言，他们已经启动了“扒拉扒拉扒拉”一系列的改革。但那种黑箱体制，让局外的人民如同瞎子摸象。从这一点看，“六四”血案也无疑是中共黑箱操作体系的必然结果。如果硬要倒过头来，责怪瞎子看不清大象的全貌，不知戴晴女士是否应该首先打碎“黑箱政治”，让人民看见光明？
在中共当局继续坚持对“六四”错误定性的今天，信口否定“六四”民主运动的伟大意义，无疑是忘记了“天安门母亲”们的伤痛，助纣为虐。不可否认，在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中有心怀叵测的人，但我们不要忘记法拉奇的话：“即使是最崇高、最纯洁的旗帜上，都沾有鲜血和粪便”。所以，在这里我想提醒戴晴女士，在牺牲的英烈犹未瞑目的今天，请不要在六四的旗帜上涂抹……
Apr 20 2004
附：美国之音对戴晴女士的采访报道
中国自由撰稿人、1989年曾因支持民主运动而入狱的戴晴女士日前在美国某大学举行的一次有关中国民主化的讨论会上说，十五年前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不是“遭到镇压的伟大的民主运动”，而是中国在实现社会转型时的“倒退”和“悲剧”。戴晴认为，六四悲剧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道。
上层本来在改革
美国之音报道，她说，198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中国本来存在着自上而下、以比较小的代价和比较公平的方式向法治与民主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处于最上层的领导人，不但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并且正打算在重大领域继续向前推进。
她举例说，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就已经打算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来放进共产党党章，这明显是多党制的第一步。戴晴还说，另外一个方面，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提出撤消“书记处研究室”，把最优秀的干部朱厚泽先放在中宣部，以密切关注所有制转化过程中对工人利益的保护；另外，人大委员长彭真提出并策动基层村民直选。而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不仅同意公开讨论《新闻法》草案，还公开许诺 “报纸的版面由总编辑自己决定”。
戴晴说，所有这些，都在艰难地推进，不仅遭到党内僵化强硬的“老革命”顽强抵抗，而且由于典型中共式的不公开和不透明，也使得身受专制压迫、却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中国民众不耐烦、不放心。
改革断送在“极端冒险份子”手中
戴晴指出，当时叫得最响亮的“民主”，其实是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心中的一种憧憬。她认为，改革派的努力与民众推进改革的热情，断送在她所说的“极端冒险份子”手中。
戴晴说：“自天安门事件发生，已经过去十五年。这不是一场得到了控制的暴乱，也不是一个遭到镇压的伟大民主运动。它是中国在实现其社会转型时候的一个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这一挫折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道。”
谁破坏了中共温和派和解努力？
戴晴还认为，调查六四真相，除了要弄清楚谁下令镇压之外，也要知道抗议示威者中，究竟是什么人在“一次次踢开温和领袖”，破坏了她所说的中共“党内温和派”的“一次次”和解努力。
戴晴是星期六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比洛伊特学院举行的中国民主化问题研讨会上发表的这番看法。戴晴目前是这所大学的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