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保定情结 - 怀念我在保定的母校和老师们

人愈古稀，眼前的事一过就忘。可是，五，六十年前我在保定八年求学的诸多往事还能记得，毕生难忘。

1953年3，4月份，当时在河北省人民政府工作的父亲带领姐弟和我从天津迁居保定，暂住省政府大院。曾想就读附近的保定师范附小，未能如愿。后在仓门口小学插班进入四年级后半学年。在校寥寥数月，印象不深了。只记得那时候年岁小，学习不知努力，有时作业不做，让老师留校罚写作业。同年秋，考入保定河北小学，被分在五年级戊班，吃住在校，逢周末才能回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河北小学那时是省干部子弟学校，座落在小北关外几里路的荒凉之地，是个四面砖墙围起来的，孤零零的一座学校。它的正门朝南，正门那一侧隔着一条土路跟保定三中为邻，这条土路上靠近校门的地方，最初还有一个棺材头露出地面。每当周日晚上我独自返校，路过昏暗无人的那里时，头发都会竖立起来。后来棺木被移走了。校园其它三面围墙外都是荒地。西北墙外不太远的地方有鉄路，时有火车通过。进了校门，门口有传达室。走不远，是第一排房子，房前有砖砌的路，东西各一排，分别是校长室，总务室和其它办公室。东西两排房中间也有一条砖砌的路，紧接着后面就是一排排东西向的教室，东西排各有两个教室。教室再往东或往西就是宿舍区，教室与宿舍区之间也有砖砌的路。校园最后是个大操场。在宿舍区，每排宿舍紧挨着砖路的第一间都是老师宿舍，老师宿舍面积较小，其余则是学生宿舍。学生宿舍较大，每排有大约3个宿舍。 每个宿舍里都是用铺板和铺凳搭成的大通铺，能睡大约10个学生。学生自带被褥，枕头，毛巾，香皂，肥皂，牙膏，牙粉等，另外，冬天学校还发给压风被。学校吃住费用先是每月6元5角，后来涨到8元5角。

学校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每天早晨敲钟起床，每个宿舍的学生都有轮流排班，起床后，有同学去锅炉房用桶打热水。水打回来后，分别倒在每个人的小脸盆和漱口盂里。洗漱之后，按班级列队去操场晨练，多是跑步。晨练后，校长白克老师有时站在操场的讲台上训话。白校长是东北口音，有一次他风趣地讲到发生在校园操场上个别同学随地便溺的不雅行为，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在笑声中大家都受到了社会公德的教育。早操之后，就是早饭了。学生按班级在饭厅外面排好队，鱼贯进入大厅坐下。大厅很大，里面是一个个矮小的四方桌及其四周的四个矮长凳，一个桌坐八个学生。高年级的一个学生站在大饭厅中央，看到哪个班坐好了，就喊那个班开饭。早饭一般是大米稀饭或玉米粥，馒头和咸菜。早饭后，稍事休息，即开始上课。上午的课排得满满的，直到中午。午饭后，有午睡。下午继续上课，一般有两节课，课后自由活动。晚饭后，有晚自习课，老师偶尔来课堂查看。我们班的学生多数来自本市，也有来自郊区和外地的，年岁相差也大，能差到5，6岁，个别的都已婚。学生一般都还安分守己，课堂纪律较好。晚自习课时，教室外天色渐黑，静悄悄的。时而听到远方（可能是河北省党校）传来的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前优美的旋律：‖0 55 I 1·7 I 67 12 I 1 5‖（其中55 7 67 5皆为下面带小黑点的低音 - 作者注），美妙的旋律给人以无限遐想。晚自习后，就准备回宿舍休息了。在这样有秩序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里，我受到了良好的知识教育，思想和品德教育，学习成绩也上来了。

提起我在河北小学的老师们，首先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课老师，马建波老师。马老师为人严肃，不苟言笑，教学认真，是一位严师。后来得知，他去了河北大学任教。数学老师林玉璞老师，高个儿，人黑黑的，其它印象就不深了。地理课老师王秀兰，中等身才，留短发，胖瘦适中，白净的皮肤，长得秀美。她讲课有特点，就是每讲到一个省，她都会带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画着该省的地图，把小黑板立在大黑板下部的边沿上。我现在脑子里的中国分省地图就是那时候刻上去的。历史课老师王老师，恕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那时恐怕也就20刚出头儿，一头黑发，留着小黑胡，洁白的脸上还泛着红润，一个健康英俊的小伙儿。他讲起课来头头是道，就像历史学家。1996年，他任职保定市教育局，曾带队到天津走访河北小学在津校友，有幸跟王老师重逢，并合影留念，感到十分亲切。自然课老师是张国成，张老师讲课也有特点，他经常把课文的内容编成顺口溜，便于学生记忆。以前我还能背诵一些，年代久了，现已记不确切了。体育课老师薛树森，个子不高，篮球打得不错。他除了进行操场教学之外，有时还做课堂教学。有一次室内上课，他也不告诉学生干什么，拿出多件东西，一件一件地让我们看，然后突然让我们说出刚才都看到了什么。尽管一个班40几个学生，你一句，我一句，往往也说不齐全。后来薛老师改行从事画业，据说在画界已颇有名气。最令我怀念的还是音乐课老师魏淑芬。魏老师个子不高，扎着两个小辫儿，白哲的圆脸上泛着红润，一说一笑，和蔼可亲。在魏老师的精心组织下，从较高年级各班里挑选出唱歌比较好的学生，创建起河北小学合唱团。还有一位身材较高的女老师，外出演出时给合唱团做钢琴伴奏。很遗憾，我记不得这位老师的名字了。我当时就是合唱团的成员。我们河北小学合唱团经常参加保定市小学歌咏比赛，还曾到当时在保定的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去录音。我记得我们唱的歌曲有：“夏令营旅行歌”,“我们的田野”，朝鲜民歌“哩哩哩”等。后来听说魏老师不幸年轻早逝，令人扼腕。

1955年，我从河北小学毕业后，考入保定二中。不记得为什么要进这所学校，可能是学校离我家比较近的缘故。没想到的是，这是所名师云集的名校。我经常对比起现在的中学，我想恐难再找到拥有像当年二中那样师资的学校了。

保定二中的旧址是慈禧太后的行宫。有些房屋尽管经修改，仍不失原建筑的风格。1996年路过保定，仓促顺访二中旧址，眼前所见已面目全非。 昔日的古建筑在文革中损失殆尽，使我万分感伤。

我刚进校的时候，校长是王正之先生。大约我上到初二的时候，他被调到大学去工作，由田柳堂先生继任校长，教务主任是陈中孚先生，这种安排一直到我1961年高中毕业离开保定二中。常想起全校师生大会的情景：校领导们在图书馆前汉白玉铺就的台阶上入座，老师和全校学生搬凳子坐在下面，聆听田校长的老生常谈。田校长那时候头发已经花白，慈祥的面容永远记在我的心里。他老人家一讲就是个把小时，循循善诱，谆谆嘱托，就像老人关心自己家里的孩子一样，关心着我们每一个学子们。在田校长的领导下，从保定二中向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他老人家为国家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不愧为人民的教育家。陈主任做教务处主任，管理着整个学校教务方面的工作，引进教师人才，安排教师工作等等，使二中师资力量越来越强，学校越来越昌盛。陈主任也是多才多艺，我就聆听过他的高亢优美的歌声。陈主任中等偏上的身材，白净的面庞，宽阔的前额，他的形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我入学后被分在初中第39班。二中的学习紧张，早晨和晚上都有自习课。上午的课排得满满，下午一般有两节课，其余的时间就自由活动了。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刘芰村老师，他身高体大，是教植物课的，后来调到保定一中去了。继任班主任是李恒府老师，他那时恐怕也有50多岁，高高的个子，长得不白，他还兼任我们的地理课。他给我的印象是个严肃又善良的老先生。李老师给我的年终评语是四个字: 天真活泼，这份成绩单妈妈为我保存了下来。后来，谢希正老师在一段短时间里做过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谢老师喜欢我，记得有一次过元旦，他让我和王新民同学一起在班里唱陕北民歌“信天游”，还到别的班去唱。37班的同学也到我们班里来演唱“大实话”。谢老师只是做过我们的班主任，没有给我们讲过课。后来他调到了保定日报社。我在保定二中学习期间，也曾路遇谢老师，他还是那么喜欢我，停下来问长问短。谢老师走后，班主任换成了田世昌老师。田老师人黑瘦，大约过度吸烟的缘故，气色不好。田老师口才极佳，出口成章。记得有一次，我同班的一个住校同学告诉我，当时学校后面的大厅曾一度作为学生宿舍。一次有学生在大厅内丢了东西，晚上睡觉前，田老师到大厅去训话。他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未为。纸里包不住火。” 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找到丢失的东西。田老师后来也离开了班主任的位置，由许瑞老师兼任班主任，她也是我们的语文课老师。许老师那时到校时间不长，还是单身。后来她结婚了，她的先生是二中团支书记李香远老师。许老师应该是河北省某地人，说话带有地方口音，不是当地的保定话。许老师个子不高，留着短发，白净的皮肤，朴实大方，是个十分善良可亲的人。那时候，语文被分为文学和汉语两门课。汉语就是讲语法。学了汉语语法，为尔后学习外语语法奠定了基础。文学课则是选择毛主席的诗词，我国古代大诗人的诗词，我国历史名著的选段，鲁迅先生的作品，还有国外著名作家的短篇散文等。我记得学过红楼梦里的选段：“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鲁迅的“孔乙己”，“藤野先生”，外国著名作家莫伯桑的“项链”，等等。许老师讲课很认真，很投入，她当年授课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在讲到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的最后两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许老师说这最后一句指的是人民。其实，毛主席在他的诗词里此前几句说的都是中国历代皇帝，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成吉思汗，是他们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然是指打下天下而坐天下的诗作者毛主席自己。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未免难为语文老师了，讲也只能讲到这个份儿上。许老师后来在我上到保定二中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又做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这是后话。在许老师之前，白玉玺老师曾经教过我们语文，白老师那时稀疏的头发全白了，年事已高，是位老学究。我们的代数老师先后是王惠兰老师（女），后来有朱老师，一位说话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高个儿女老师，她们讲课都十分认真。生物老师是崔佩玉老师，她大学毕业后到保定二中任教。不久，她调到北京，跟她的家庭团聚。初中时还有些任课老师记不清了。音乐老师是冯云鹏老师，那时他恐怕有50多岁，泄顶了。他是个颇有资历和才华的老师。早年赴国外留学，据说弹一手好琵琶。我的二姐刘恒滋保定二中初中毕业后，经冯老师精心培养，顺利考入天津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保送升入院部声乐系。1966年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被分配在河北省歌舞剧院。在河北省是小有名气的美声唱法女高音歌唱家。

反右运动应该是始于1957年，我记得我还在上初三，学校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我那时年岁还小，不懂那里面的事情。只记得有人泄私愤，写大字报攻击别人，个别学生也跟着起哄，写老师的大字报，故意把老师的名字写错，戏弄老师。1958年是个值得记忆的年代。那一年，我初中毕业后直接升入保定二中高中，被分在高中第16班，大跃进也是那一年开始的。我记得白天上课，晚上参加劳动。学校大门外的空地上，搭起了多座小高炉，试图炼钢。我没有被分在炼钢炉那里，不知道有没有钢炼出来，只是听说总墩炉。墩炉后，炉子就报废了。我和许多其他同学晚上一起也拉过大车，这原先由马驾缘的两轮胶皮轱辘大车，那时由我们学生们去拉。装满了材料的大车，由健壮力大的高腾同学驾缘，我们则有的帮着压车把，有的在侧面和后面推车，倒也没有出过事故。我班的许守仁同学，在校园里炼焦炉那里工作，不幸被炉口喷出的火烧伤，脸上落下终生疤痕。我们也参加过校外勤工俭学活动，边上课边到外面的工厂参加体力劳动，经受了锻炼。先后去过保定市机械厂刷沙车间劳动，设法把模子从铸件中取出来，到钢丝绳厂拔钢丝和压吊链，到焦炭厂推独轮车运送炼好的焦炭，也做过和泥，搬砖的小工等。1959年困难时期，我还曾在校办化工厂里用大铁锅熬制过烧碱（氢氧化钠），液体烧碱装在瓷坛子里，由学校出售给厂家。体力劳动一天干下来也很累，但心理上和身体上都经受了锻炼，为尔后在学校里更加刻苦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精神基础。

我在高中的第一任班主任是沈文鑫老师，沈老师也是我们的体育课老师。沈老师高高的个子，皮肤黝黑，善言谈。我记得在我们上高一的时候，他有时利用晚自习时间查看教室，经常在教室里循循善诱的教导我们，有时不免涉及到哲学问题。我们班有个同学叫王致恒，他有时就对沈老师的说法提出不同见解。沈老师并无师道尊严，往往倾听学生的看法，并予以解释。后来，葛振家老师接替沈老师做我们的体育老师。葛老师大约是练体操出身，肌肉丰硕，体魄健美，人却温和善良，从未见他训斥过学生。我们的第二任班主任是韩恒山老师。那时听说，他曾是苏联专家翻译，因了所谓“右派”言论，被下放到保定二中做俄语课老师。我从高一开始有了外语课，在当时那个年代在二中就是俄语，因此，韩老师是我的俄语启蒙老师。韩老师中等身材，皮肤较黑，四方脸，说话带有明显东北口音。他的俄语发音纯正，口语相当之好。当年他站在校长室和教务处门外的台阶上，对着麦克风用俄语讲话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管理我们班，低调处理班上同学之间发生的矛盾，看得出他曾承受过很大的冤屈。在韩老师的教导下，我的俄语基础打得牢固，复杂的俄语语法学得好，成绩一直不错。后来到了大学，作为外文课，我又继续学俄语三年。我没有辜负韩老师当年对学生的期望，参加工作后，我曾翻译过一本俄文专著，24万6千字，1987年由科学出版社（北京）出版，全国发行。去年我从网上看到，韩老师后来调到保定三中任教，不幸英年早逝。我想这本译著就献给我尊敬的韩老师。韩老师若地下有知，会为他的学生感到欣慰。高中语文课，曾有几位老师教授我们，记得先有苏湘云老师。我和几位同学多次去苏老师在学校的住处接受她的个别辅导。在语文学习上，我也得益于李益青老师。有一次她到我们班代课，下课后，我追上李老师，问什么是“举一反三”。她耐心地做了确切的解答，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到了高三，语文课老师还是许瑞老师，她也再次兼任我们的班主任。许老师对我在高三时的语文学习上鼓励很大，我的写作能力有提高，跟许老师的教导不无关系。我跟许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1961年暑假期间，那时我家已随省会搬迁天津。我从天津乘火车到保定二中去取录取通知书，在许老师的家里跟她见面。许老师为我能考上名牌大学感到十分高兴，也给了我很多嘱咐的话语，当时谈话的情景至今记忆尤深。说起理科的那几位老师，更是使我不能忘怀。首先是数学老师，代数老师金凤仪老师，三角函数老师，恕我记不得他名字了，是位身材不高的南方人，几何老师潘同琥老师，都是杰出的名师。金老师是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十分了解学生的理解和接收能力的老师，代数课讲得精彩。三角函数老师沉默寡语，但三角函数讲得娴熟。潘老师讲几何课，深入浅出，颇见其数学功底。他也颇有资历，听说是复旦大学天文数学系毕业，被分到二中作为高中数学教师，屈才了。正是在这几位名师教导下，我的数学基础打得牢固。记得1961年高中毕业选择高考报名志愿的时候，那时是先报志愿，后高考，我曾想报数学系。我的化学老师吴元龙老师也是位名师，他教授我们化学课三年。吴老师人瘦瘦的，高高的身材，讲课慢条斯理，每句话出口前都经过斟酌，句句都讲到点子上。听了吴老师的课，再去翻阅课本，做习题，都驾轻就熟。我的物理老师，先是郭平凡老师，他大学毕业后刚被分配到二中。郭老师是华侨，头发梳理得油黑锃亮，穿的衣服也与众不同，这样的打扮，在保定，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他人也长得英俊，不夸张地说，是位美男子。他教我们物理，课讲得很好。后来，在“文革”年代，我在天津参加工作后，曾在天津市内路遇郭老师，他那时还在二中任教。我在高中的最后一位物理老师是朱宝璋老师。我在初中时就见过朱老师。有一次，我们的一位初中物理老师有事，朱老师代课。他一口标准的京腔，我当时还以为他是北京人。后来他作了我们的高中物理课老师，才知道他保定话说得纯正。朱老师是老资格的物理教师，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有条不紊，使我受益匪浅。另有一位值得怀念的高中老师，是我们的历史老师，恕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他是位残疾老人，拄一条拐杖，长年穿旗袍。他一只腿站在那里，一条拐杖拄在地上，一站就是一节课，下得课来常是满脸汗水。他讲历史讲得绘声绘色。还有一些老师，年代久远，恕我不敬，记忆不深，甚至记不起了。

在保定二中众多名师的培育下，我于1961年参加全国高考后离开了保定。我选择化学作为我的专业，也有缘由。中学年代，有时到马号后面隔街对面的新华书店去看书。曾看到一本中译本化学书里，一位化学工作者穿着白色实验服做实验的照片。这幅照片影响了我一生，最终也走上了化学这条路。人生几多博？我一生都在博。“文革”使我荒废了十年，专业丢掉了又捡起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有时还在思考着学术问题。现已退休，旅居美国。可是无论我在哪里，始终不能忘怀的是我的保定情结：保定河北小学和保定二中，以及教我育我的尊敬的老师们，他/她们是我永远的爱，永远的怀念。

刘恒潜

2014年2月 写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