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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盖洛普公司（Gallup ）到中国人中，专门就“云雨”一词的意思做一次民意调查，我估计，99.99％的非文盲都会回答“男女交欢”，0.009%的气象学者可能会回答“天上的云，云中的雨”，只有0.001％的天文爱好者才会回答“古代星宿”。但如果要问及“于飞”一词的意思，我敢断定，百分之百问不出头绪，民众要么语焉不详，支支吾吾，要么干脆“于于飞飞”。
同样是描述男欢女爱的古典文辞，为什么“云雨”的知名度如此之高，而“于飞”却几乎无人知晓？这固然与历代文人的宣传意愿，推介力度，以及传播媒体有关，但也绝对跟“于飞”原始词义的生涩隐晦相涉。
“于飞”发轫于春秋，传载于《诗经》；“云雨”滥觞于战国，典出于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春秋在前，战国在后。很显然，“于飞”比“云雨”出现的早，而且系出名门，因为《诗经》乃五经之首，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远在宋玉的两赋之上。
尽管宋玉在两赋中，极尽文字卖弄之能事，将巫山神女和楚怀王神游梦交中的一夜情，描绘的酣畅淋漓，水乳交融，仿佛人间大乐，非云雨之状之美不足以形容似的；可如果没有人文意识强烈的《金瓶梅》、《二刻拍案惊奇》和理学正统浓厚的《牡丹亭》、《红楼梦》的广泛传播，恐怕“云来也是空，雨来也是空”。
不可否认，文章确有“将兵”与“将将”之分，一如韩信将兵，刘邦将将。将兵之文，通俗易懂，平白如话，把文章当娱乐来写，虽然容易在短时间内就争取到万千读者，可时过境迁便付之阙如；而将将之文，说理深刻，文辞典雅，注重谋篇布局，起承转合，把文章当载道大事来写，纵然读者寥寥，却都是能读懂黄石公兵略的张良，一以当百，一以当千，一以当万。
好文章虽然不能在一时一地汇集到足量的读者，但它可以流传千秋百世，影响天下万邦，异时异地加总起来的读者数量，一定洋洋大观。将兵与将将的比喻，适用于将帅，适用于文章，也适用于媒体。
诗经与明清小说和剧本相比，理应属于将将之文；然而，它对“于飞”古词的传播，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远不及“云雨”。现代学者们解释《诗经》里的“燕燕于飞”、“凤凰于飞”，基本靠蒙；一般读者理解《封神演义》、《初刻拍案惊奇》、《金瓶梅》里的“于飞之乐”、“于飞之愿”，也基本靠混。后者从前者演化嬗变而来。
《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诗经·大雅·卷阿》：“凤凰于飞，翙翙其羽。”
权威的解释，都是把“于”当作语助词，而把“飞”解释为动词的“飞翔”；联系到具体的诗文语境，就是凤凰和双燕“比翼而飞”或“相偕而飞”。
众所周知，诗经是2500年前的地上文物。今人若不借助古人的解释，根本无法理解诗文的原义。然而，古人之前还有古人，解释繁多，却莫衷一是，而且时代越远，越显牵强迂阔，不足为信。
伟大的浪漫诗人闻一多先生，秽眼独具，色胆包地，妙语连裆，他虽然看出了《诗经》“好色而淫”，发现了《诗经》中的很多“隐语”都与性有关，又将《诗经》中先民表达性欲的方式归纳为“名言性交”、“隐喻性交”、“暗示性交”、“联想性交”、“象征性交”等五类，甚至在《说鱼》一文中指明了“鱼”代表女阴，“吃鱼”暗喻房事，吃鱼的“鸟”象征男根，可他却始终没有将“于飞”的隐藏意思揭示出来。
在古希腊阿提卡的红像式陶壶盖上，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图案：三个女阴环绕一个带翅膀的阳物，女阴似鱼，阳物类鸟。（见图）
中国出土陶器上的“三鱼共目”，是不是“一夫多妻”的意思呢？
这种陶器出现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与中国的诗经时代相近或略早。研究资料说，希腊这个时期的彩陶画风是受了东方信仰和文化的影响，因为产品要出口到东方去。而这里的东方，乃是指地中海以东的小亚细亚地区。该区域有拜多产之神巴力的传统，而鱼是繁殖力最强的生物，所以，一直受到崇拜。
阳物如鸟带翅膀，既不是鹈鹕、鸬兹或鸭、鹭，也不是鲲变为鹏的北冥之鱼，因为崇拜鱼，当然不可能再欣赏水鸟捕鱼，猛禽吃鱼，这是常理。我个人根据中东的文化习俗判断，这个阳物鸟绝不是一只吃鱼的鸟，而是天使的形象。
《次经.以诺书》记载说，上帝曾派遣两三百名天使到巴勒斯坦的黑门山地区看顾子民，他们却背着上帝与人间美貌女子发生性关系，并教会女子行巫术，以便于通情达意。这个黑门山事件虽然杂交出人间伟人，破坏了上帝的创造，开启了异端之门，但它对人间女子的情感影响无疑是深远的，难以磨灭的。
汉字的“愛”字，几乎原样未变地记录了天上的天使夺走地上女人心的过程。过去中文把来自西方的天使（Angel）都译作“仙”，而“仙”则指山中人；到底山是哪一座山，人是什么样的人，汉地没有资料告知人们，舶来黑门山事件后，一切就都了然如照了。
行文至此，“于飞”乃“鱼飞”的谐音和隐喻，飞代指鸟。于飞象征男女媾合的意思，已经水落石出，不言而喻了。然而，中国古人的多子旺族观念，鱼崇拜和鸟阳物习俗，为什么与遥远的中东雷同？到底是西学中源，还是中学西源？这些问题很值得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