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那拨山东人 （上）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那里有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当初国共内战，蒋军颓势毕现，华东解放军趁势挥军南下，进驻原来的国统区。华东解放军在上海留下了一批干部，就是世人所谓的南下干部。南下干部基本来自山东，当初在上海的山东人里，许多便是这样的南下干部。

我父亲也是那拨南下干部中的一员，他当初到上海时不到二十岁。听父亲说他们到上海后上街去瞎逛十里洋场，有本地的上海人稍带戏谑地称呼他们为小山东，他们脖子一梗说道：小山东怎样，小山东可以解放大上海，可以解放全中国。想必是意气风发自我感觉良好的吧。

父亲来到举目无亲的大上海，最亲近的自然是与他一同南下到上海的老乡和战友。他在上海最要好的是两家：一家住在徐家汇的衡山路，一家住在华师大的师大一村。我们兄弟小的时候，逢年过节，父母总会带我们去走访那两家。

衡山路的那一位是个老者，头发银白，眼皮耷拉着看不到眼珠。他在文革中摔断了腿，最初两个咯吱窝下面拄着双拐，后来好了，双拐换成了一根手杖，就如张灵甫那样，走路还是拖着一条腿。那老者是抗日时期的老革命，和我父亲是同村老乡，还是本家亲戚（同一个老祖宗的意思吧）。是这个同乡老者将我父亲领上了“革命道路”。我稍大后逐步听说，父亲十三岁时，老者从部队回家将父亲和村子里的另一个孩子带去了部队。父亲幼年时，他的父亲也就是本人的爷爷就死了。父亲说他只记得他父亲是高个子，其余记忆是一片空白。父亲还有过不少兄弟姐妹，但都很小就夭折了，只有他一个活了下来，但他与我奶奶孤儿寡母在村里的日子很不好过，那个本家老乡就把他带出去当兵了。可是离家之后他太思念我的奶奶，所以半年之后跑回了家。到了第二年父亲满了十四岁，大概成熟老练点了，那个老乡又将他接回部队，之后便“革命路上不回头”，到部队南下时，他与那个老者都到了上海，老者带出村子的另一个孩子随军打到南京，一直呆在部队，后来是南京军区许世友的部下。

我们小时候去市里玩的机会很少，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可以乘机坐电车公共汽车斜穿半个上海去兜兜风，那使得我们总是兴奋雀跃激动莫名。但真到了那个老者的家里却常常觉得无聊，巴不得赶快离开。那老者家里没有小孩，只有一个老伴和一个年龄比我们大许多的养子。那个老伴是乡下老家带出来的，一个土得掉渣的小老太太。小脚小头，小眼睛小鼻子，笑起来五官走到一处，脸上的皱纹向纵深发展，变成一条条又长又深的沟壑。她似乎总也记不住我们兄弟的名字，用老大老二老三之类的作为我们的称呼，她把老二叫做“唠乐”，还时常将“唠乐”与老三相混肴，我们觉得她搞不清楚，对她十分不耐。那个养子也是乡下老家带出来的，小名叫天津（不知为什么不叫山东），是老者留在乡下老家的弟弟的儿子。据说那天津刚带到上海时犹如润土一般胆怯。但我们见到他时他已在上海呆了好几年，山东腔的普通话里时或夹杂几句上海话，犹如现在许多人说中国话时总要冒出几个OK不OK的英文单词一样。

儿时的对于那老者的记忆还有如下两点：一是他家里饭桌旁的墙上挂着一张镶在镜框里的遗像，像上是老者的父亲，容貌与老者十分相似，只是留着山羊胡，头上还带着一顶瓜皮帽，与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脑袋上的那顶差不多。那使我朦胧之中觉得相片里的山羊胡子是老地主，心中暗自奇怪老革命的爸爸为什么是老地主，而且还公然将老地主的相片挂在墙上。

其二是父亲与那老者相互间的称呼。父亲与他是两代人，但他们彼此却直呼其名（称呼时不带姓）。而其他去老者家里的山东老乡们对那老者极为尊敬，与老者同辈的称其为哥，与父亲同辈的称老者为叔，而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孩则称呼老者为大爷。有一回我跟着其他小孩叫老者为大爷，老者笑着说：你不能叫我大爷的。我奇怪不解，问他为什么，他笑着看看一边的父亲说：回去让你爸爸告诉你吧。后来父亲告诉我，原来父亲在村里的辈分极高，高到按辈分排列，那老者应该称呼我们兄弟为爷爷。

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夏天，父亲送我去老者的家里呆了三个星期。因为老者的老伴，就是那个“唠乐”过世了，家里很冷清。父亲送我去增加点生气。我在那里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个叫跃进的小胖子与我最好。他住在老者的楼上，每日来老者家里与我下象棋讲故事。跃进的小胖肚皮里装着许多有趣的故事，他那时给我讲过的一个李大卵的故事后来一直储藏在我的记忆里。许多年后有一次我在某机场的书店里赫然看见一本书，名字叫做《天下卵》，是冯唐的小说集。看到《天下卵》傲然挺立在一排马云于丹等大师们兜售正能量的书籍当中，不觉哑然失笑。《天下卵》激活了我遥远记忆中的“李大卵”，当时想起那句“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老话，颇感叹李大卵与冯大卵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却说那个跃进，他爸爸从前是解放军，打过淮海战役，腰上被打出一个抢眼成了残废军人。跃进毫不掩饰对他爸爸的崇拜，常常鼓吹他爸爸的英雄事迹，有一次又对我鼓吹，说他爸爸十六岁就当了解放军，我立马告诉他：我爸十四岁就当了解放军。那老者兴致勃勃地在边上听我们两个小赤佬瞎吹，听到这里，笑呵呵地对我说：你爸还是我把他领出来当兵的呢。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父亲与老者之间的往事。

我后来问父亲他与那个老者从前在老家时候的往事，父亲说那个老者年轻时与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同，不爱下地干活，经常摇着扇子在村子里晃来晃去。说他胆子大，那时候有个豪绅恶霸叫做尹汉卿（不是张汉卿，不然没人敢惹）在那一带势力很大没人敢惹，但那老者却敢与之抗争。后来老者参加革命，那个尹汉卿成了汉奸，一解放就公审枪毙了。我问父亲那老者的弟弟为什么没有出来参军，父亲说他弟弟是个老实农民，那时候敢出来的通常都是胆子大不安分的人。老实人愿意留在家里种地，老婆孩子热炕头。我问父亲那他自己是不是也是不安分的人，父亲说他那时候还是小孩子，那老者说带他走，他就跟着走了。但如果不走，他可能会去跟人学中医，他说那时候有个老中医看他机灵，曾想收他为徒。我说你如果去做了中医，那我也不会在上海了啊。父亲说就是那样的，人生许多偶然，有时候面前出现不同选择，好像走到岔路口，向左拐是一种人生，向右拐是另一种人生。而至于向左还是向右，往往只是一念之差。这些话，我日后随着生活阅历增加，时常想起。

那个老者的弟弟后来去上海看他哥哥和儿子（就是天津）时曾去我们家看父亲。果然与他哥哥大相径庭，是个地道的乡下农民。说着话儿，不时向地下吐口水，吐完用脚去地面上来回搓搓。父亲面不改色坦然相对，母亲则不断邹眉头，事后直说“脏死了”。打水取拖把拼命拖地板。那个乡下农民虽然未见过世面，但熟知三国演义，与父亲唠嗑时，用浓重山东口音唾沫横飞地说父亲与他哥哥还有那个南京军区许世友的部下（就是当初老者从老家带出当兵的另一个孩子）三人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使得在边上听他们唠嗑的本人觉得十分好笑。但我猜想那个老者和我父亲他们几个当年离家随军南下的为数不多的人，大概是乡下村子里的村民们的羡慕对象和闲聊时的谈资吧。

八十年代前期，老者住进医院，那时我已工作。有一次父亲去医院看过老者回来对我说老者年纪大了，可能来日无多，要我去医院看看他。我去黄浦区的一家医院看老者。他睡在病床里，鼻子里插着管子，看着已很虚弱，神志清醒，但已无精神说话了。天津在边上陪他。那之后不久，老者就过世了。老者去世后，我们再未去过徐家汇衡山路。天津偶尔来家里看看我父母，但彼此住的远，渐渐便也疏于来往。到我父母过世，我们兄弟也已都在国外，与那一家便彻底失去了联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