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VS普世价值（二）义

中国古代的皇帝，明知道‘义’带有不公平的成分。但依然要推崇‘义’。因为，皇帝没有那个精力摆平各方面的利益，往往忽视了某些人。这些被忽视的人如果‘忠’的话，岂不是‘热脸贴到冷屁股上’，自尊心往哪里放？但是‘义’比较容易，就那几个哥们，各自都有过过命的人情债，几个人奋力把别人的利益往自家圈子里面搂，目标明确，亲、疏立竿见影。皇帝要想做得稳当，就得认可这个‘义’，给这些人留面子。苏格拉底说：（《理想国》 P54-60）为什么有人愿意表现正义？因为它能够捞取别人得不到的好处。有正义之名的不正义者，甚至能够骗过神的眼睛。因此，他从正义推导出法律的概念。这正是现代对于‘义’的认识，而没有法律意识的‘义’就是小集团主义。中国自古就缺乏宪政概念，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就是说，以‘私义’主导的思维方法，无处不在。人人都为小集团卖命，小集团内部也是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没有公共的是非标准。真正说实话的只有皇帝一人，因为，他的小集团就是这个国家。小集团的资金并非一个人使用，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成员的生活保底，甚至成员的小老婆保底。这就要有一笔可观的数目作为储备；这笔多出来的钱只能通过不正当手段或贪污得来。如果，一个国家能统一保底，这钱就不必存在，帮派也无法生存。遗憾的是，各政党创建之初，都只能先考虑小集团利益。

东方的‘义’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家长认为孩子应该早早的学会暴力，武侠小说就告诉大家，正义是由拳头决定的，长大后是拳头加小集团说了算。西方国家则对于校园欺凌深恶痛绝。原因是：在未来的社会中，完全是以理服人，不管是拳头多硬，都没有道理厉害，所以从小要学会说理。一个孩子受到欺凌，不敢说理，而加害者却洋洋得意。这对前者是不公和侵犯也是对后者的放纵和腐蚀，都没有好处。

现代中国对‘义’的崇拜来自文革时代，当时政府逃避一切责任，人们只能依靠私人关系生存。由此可知，‘义’是根据政府的作为决定的。政府多负一些责任，私 ‘义’就小一些。要是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义’比什么都靠得住，那么，政府就别干了。这种想法蔓延到学术界，就出现一个个学阀，而中国的学术也就成了小智小慧以及山寨的天下。蔓延到政治上，议会就变成的‘义会’。据说，雷洋案的背后就是某些警察的哥们义气在作祟。警察部队打着维持士气的旗号，干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了。如果纪律部队不讲纪律，只要小团体内部的仗义与和气，那不成了拿公帑的义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