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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浙學者15家金文研究敘錄4
15、 王國維的彝銘學研究
王國維，1877～1927，浙江海寧人，字靜安，又字靜庵，號觀堂，因旅居日本時住在永觀堂附近，故以“永觀堂”和“觀堂”作為齋名。曾任南書房行走，後任清華學堂國學研究院教授。著名彝銘學家。有《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史籀篇疏證》、《宋代金文著錄表》、《兩周金石文韻讀》、《國朝金文著錄表》、《觀堂古金文考釋五種》等古文字學著作行世。
王國維先生的彝銘研究活動主要集中在民國初期。因此，他作為古代彝銘學研究的仲介者和現代彝銘學研究的開創人，其特殊歷史地位和學術價值是任何人也不能取代的。
在早期發表的著名論文《生霸死霸考》一文中，他提出了有關月相四分說中的生霸、死霸問題的最新解釋。所謂四分說是主張西周時是將一個月均分為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這四份，每份約為七天。此說首創於王國維先生。
他主張：
余覽古器物銘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因悟古者蓋分一月之日為四分：一曰初吉，謂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謂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謂十五、六日以後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謂自二十三日以後至於晦也。八、九日以降，月雖未滿，而未盛之明則生已久。二十三日以降，月雖未晦，然始生之明固已死矣。蓋月受日光之處，雖同此一面，然自地球觀之，則二十三日以後月無光之處，正八日以前有光之處，此即後世上弦下弦之所由分。以始生之明既死，故謂之既死霸，此生霸死霸之確解，即古代一月四分之術也。
在王國維四分月相說的基礎上，有些學者修改為：“初吉”是指每月上旬的第一個吉日，“既望”則是指滿月或其後的一、二天，“既生霸”和“既死霸”分別是指每月的上半月和下半月的二分月相說。王國維先生此說一出，幾乎就成了學術界的定論了。王氏弟子吳其昌先生、戴家祥先生，彝銘學大家郭沫若先生、日本學者新城新藏博士、白川靜博士等人先後公開支持此說。
《史籀篇疏證》一書系以《說文解字》和金文考證《史籀篇》之名作。
王氏在序中以為：“《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許童，而不傳於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
《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是兩部專題研究著作。他在《國朝金文著錄表》一書序中曾概述了古代彝銘學的歷史如下：
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一盛於宋，而中衰於之明。我朝開國百年之時，海內承平，文化溥洽。乾隆初始命儒臣錄內府藏器，仿《宣和博古圖》，為《西清古鑒》。海內士夫聞風承流，相與購致古器，搜集拓本。其集諸家器為專書者，則始於阮文達之《集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而莫富於吳子苾閣學之《捃古錄金文》。其著錄一家藏器者，則始於錢獻之別駕之《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而訖於端忠敏之《陶齋吉金錄》，著錄之器殆四倍於宋人焉。數十年來，古器滋出。其新出土者與以前散在人間未經著錄者，又略得著錄者之半。光緒間，宗室伯羲祭酒廣搜墨本，擬續阮、吳諸家之書。時郁華閣金文拓本之富，號海內第一，然僅排比拓本，未及成書也。稍後，羅叔言參事亦從事於此，其所搜集者又較祭酒為多。辛亥國變後，祭酒遺書散出，所謂郁華閣金文者，亦歸於參事。合兩家之藏，其富過於阮、吳諸家遠甚。汰其重複，猶得二千通，可謂盛矣。
《宋代金文著錄表》一書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目錄。分器名、著錄、字數、雜記四項。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五如是評價此書：“器以類聚，名以主人。其出歧出，分條於下。諸錄所錄古器之有文字者，悉具於是凡有各書互異之處者，備載於雜記內，計著錄六百四十有三器。”
《國朝金文著錄表》一書所收為清代所刊印金文著作中收錄的三代青銅器銘文。無器形圖，無尺寸說明，無釋文，無考證文字，有銘文字數。此書體例分為器名、著錄、字數、雜記四項。
作者序中言道：“自甲寅孟夏迄於仲秋，經涉五月，乃始畢事。盛夏酷暑，墨本堆積，或一器而數名，或一名而數器。其間比勘一器，往往檢書至十餘種，閱搨本至若干冊。窮日之力，僅能盡數十器而已。
此中甘苦，已經道明。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五如是評價此書：“是表照《宋代金文著錄表》例，分器名諸家著錄字數雜記四格。綜計三千三百六十有四，除偽器外，得三千二百九十有四器，可見清代吉金之盛也。”
以上二書共收錄銅器3937器，為傳統彝銘學在現代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後來，在王國維未定稿基礎上，又產生了《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一書。至此，一份完整的古代金文著錄表徹底完成。在該書中，羅福頤校補序中言：“自海甯王忠慤公著《國朝金文著錄表》而後，傳世古器始有目錄專書，學者檢閱良便。顧公書成於甲寅，越十四年頤奉家大人命，重為增益，印入公全集，乃以成書期迫，不及詳校致，仍不免偽誤。又三年，家大人居遼東，編《貞松堂集古遺文》，命頤從事摹寫，時家藏墨本，復增於舊，因命頤並重校補是表，乃一一詳校諸家著錄，補記其篇葉，每器之下復增器之行款及藏器家與出土之地。”
所收多為三代青銅器，亦涉及秦漢器。
王氏的另一部研究專著是《兩周金石文韻讀》一書。在該書中，王氏序中云：“惟前哲言韻，皆以《詩》三百五篇為主，余更搜周世韻語見於金石文字者，得數十篇。中有杞、鄫、許、邾、徐、楚諸國之文，出商魯二頌，與十五國風之外。其時亦上起宗周，下訖戰國，亙五六百年。然其用韻與三百篇無乎不合。”
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用韻，按韻部編排。無器形圖，無尺寸說明，無釋文，無考證文字。此書出版後先後有郭沫若、陳邦懷、陳世輝等先生為其增補，影響至今，已經是研究商周語言學和古音學的入門必讀之作了。
早在他為《齊魯封泥集存》一書寫的序中，他就公開主張：“自宋人始為金石之學，歐、趙、黃、洪各據古代遺文，以證據考史，鹹又創獲，然其術雖啟而流派未宏。近二百餘年始益光大，於是三古遺物應世而出，金石之出於丘隴窟穴者，既數十倍於往昔。此外如漁陽之甲骨、燕齊之陶器、西域之簡牘、巴蜀齊魯之封泥，皆出於近數十年間，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該之矣。”
《觀堂古金文考釋五種》一書所收為研究三代青銅器銘文題跋五篇：《毛公鼎考釋》、《散氏盤考釋》、《不娸敦蓋銘考釋》、《孟鼎銘考釋》、《克鼎銘考釋》。無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十五如是評價此書為“是編遍徵諸說，詮釋確當”。
在著名的《毛公鼎考釋》一文中，他表達了研究彝銘學的基本方法：“三代重器存於今日者，器以《盂鼎》、《克鼎》為最巨；文以《毛公鼎》為最多。此三器者皆出道鹹之後，而《毛公鼎》首歸濰縣陳氏。其打本、摹本亦最先出。一時學者競相考訂。嘉興徐壽臧明經（同柏）、海豐吳子苾閣學（式芬）、里安孫仲容比部（詒讓）、吳縣吳清卿中丞（大澂），先後有作。明經首釋是器，有鑿空之功，閣學矜慎，比部閎通，中丞於古文尤有懸解。於是此器文字可讀者十且八九。顧自周初訖今垂三千年，其訖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多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誼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從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無不識，無一誼之無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不可識、誼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我輩之知古代不如現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明求其文之誼例。考之古音，以通其誼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字之變化。由此以至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識、誼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則庶乎其近之矣。孫、吳諸家之釋此器，亦大都本此方法，惟用之有疏密，故得失亦准之。今為此釋，於前人之是者證之，可疑者闕之。不備者補之。雖較之諸前輩所得無多，然可知古代文字自有其可識者與可通者，亦有其不可識與不可強通者，而非如世俗之所云也。”
這些論述極為值得深思，他給今後專治彝銘學的學者指明了具體的操作方法。可以說，王氏把劉心淵、陳介祺等人發起的彝銘學研究的近代化研究趨勢正式發揚光大，從他出現以後，長達數千年之久的傳統的彝銘學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徹底走上了現代！他對彝銘稱謂的研究、曆法的研究、商周銅器斷代的研究、商周史和彝銘在軍事、政治、經濟、法制等方方面面的對比研究、彝銘解讀對商周禮制起源和實際運用的研究等等，都啟到了前人所不能及的作用，作出了跨時代的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