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第四章 命运的转折

第四章  命运的转折

1946年夏天，我们到了南京，开始在玄武湖里面找到一所房子，奇怪的是，这所房屋从墙到屋顶都是用草建造的，而且是新的草，所以通体是绿色，地面就是土地，好象原来是给游人临时休息的。玄武湖给我的印象很好，湖中有五个岛，称做洲，岛上有人家，湖上的游艇不用浆，而是由年轻女子用竹篙抵住湖底，船就前进了，同时还有卖小吃的船，招手就来到船旁，任你挑选。

   在玄武湖的日子很快就过完了，我们的家搬到广州路的随园新村，旁边就是五台山，山上有日本人修建的神社，大概和中国的庙宇相仿，但是其风格迥然不同，首先是上山的路很宽，两旁有许多雕刻精美的灯座，神社的大门实际上是一座高大的牌楼，其结构很简单，就是两根圆形立拄，顶部是两根横梁，梁的两端向上翘，类似中国庙宇的屋顶，结构虽然简单，但是，其高大的形体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对比之下，人是太渺小了，充分显示了神的力量。再继续前进，就是神社所在的广场，大片草地上有三座殿堂，由本色大木料构件造成，顶部没有琉璃瓦，是灰色的很厚的整块材料，似乎是蓬松的，给人的感觉是庄严，肃穆，洁净，与我们的庙宇烦琐的雕刻完全相反。我虽然痛恨日本人，但是，日本的神社却是我所喜欢的。走进殿堂，看不到原来的内部陈设品，因为在战后，这里已改为战利品陈列馆。这种改变实在非常好，神本来是爱，和平与极乐世界的化身，但是，日本人发动了战争，本想征服全世界，但是，到了最后，他的最神圣的，供奉神的地方却被他想要征服的人陈列他被夺走的武器了。在广场上有各种飞机，大炮，在室内陈列的几乎包括所有从战场上得到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有两种，一种是千人针，当丈夫上了前线，妻子拿着针线和一块布到门口请求过往的人每人绣一针，等到绣完1000针，就给丈夫送去，丈夫则随身带着，希望保住生命。在陈列室里可以看到各种颜色，质地的千人针，我不知道中国军人从日本兵的尸体取下这种东西时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原来日本兵是怕死的，真正不怕死的是中国军人，我看到凇沪大战时的一张照片，一个中国士兵在胸前捆满手榴弹，手里拿着导火线往敌人的坦克跑去。那时我们没有可以抵抗日本人坦克的武器，但是我们的将士愿意与敌人的坦克同归于尽，这种精神和怀揣千人针的日本兵相比，就是天壤之别。另一种是战死的马的尾巴，有各种颜色的，大小不一的马尾。这些战马真是可惜，中外历史上死在战场上的战马不知有多少，这种有灵性的动物本来应该在原野上自由地奔跑，可是人类却要在他嘴里安置铁条，叫他驯服，叫他去死。许多年后，我看到一部记录新疆野马的影片，一匹在围拦里的母马因为难产快要死了，他挣扎着走到马圈前依次向同伴告别。当战马和他的主人奔向战场，死在炮火中时，都是生命的陨落，都是令人惋惜的，诗人感叹；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两句话应该含盖所有的战死者，日本兵也不例外，当然，战争的发动者是死有余辜的，在南京时曾看到处决南京大屠杀领导者古寿夫中将的记录片，感受完全不同。

我们在广州路的家是政府提供的两层楼房，每门四户，每户三间，按现在的规范就是两室一厅，大概有80 建筑平方米，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标准了，给一定级别的公务员住。父亲这时在国防部工作，是文官简任二级，一般公务员住工教新村，也是两层长排楼房。在我的印象里，那时没有人为住房问题发愁，因为到家里的客人从来没有谈论起住房问题，虽然住房很挤，但并不想住大房子。我家楼下的单元住的是国防部三个上校，每家一间，共用厨房和厕所。其实，那时的房价远比现在便宜，在我家后面就有一个带小花园的二层红砖楼房，至少有200建筑平方米，出顶价（就是现在的购买使用权）是两根大条子，就是20两黄金，折合620克黄金，按照目前的黄金价格：每克黄金按180元计算，大约是11万人民币，可以买现在单元房的一间厕所。

既然房价这么低，又可以在市里盖房子，按现在人们的想法大概要大量的买，大量的盖了，可是，那时人们却没有这样做，是那时的人太傻，太穷吗？我的父亲受过高等教育，又通过高等文官考试，应该不傻，他的工资到解放后按保留工资计算（就是保留解放前的工资标准）是460元，相当于上海技师工资四倍（1949年在上海的技师或普通工程师的月工资是120 元，按通涨40倍计算，折合现在的工资，大约4800元），这些钱首先要养活妻子和四个儿女，其次要满足本人的爱好，他曾买到一部清代木刻版二十四史，装在很大的樟木箱里，这套书在解放后捐赠给南京博物院了，得到一封感谢信。我曾到中国书店打听这套书的价格，回答是至少几百万。

那时，大家都不用为住房问题发愁，都安心地住在拥挤的房间里。我家的三间房，一间是 客厅兼餐厅，一间是父母的卧室，第三间是四个孩子的卧室。念中学的姐姐和我各有自己的床，上小学的小弟和小妹共用一张大床，一间房子放三张床还能留下多少空间呢，就是这种条件，我们住的很高兴，楼下的三家上校，每家只有一间房，也没有听到他们抱怨。

我的家安装了电话，当然不是现在的按键式或拨盘式，而是手摇式，这种电话要带两个非常大的圆形电池，每个至少有一斤重。其次，要用手摇动一个手柄发出信号，电话员才能知道你要打电话，然后转接到对方，其过程和电影上描写二次大战的通话场面完全一样，有趣的是，这个电话对我们只是个摆设，它只能通到父亲的机关，只能为他工作服务，不能打到其他地方，所以我们享受不到。

其次，我家也属于有车阶级了，不过，那辆吉普车只能每天接送父亲上下班，决不给我们用，这辆吉普车还接送另一个人，就是父亲的同事郑彦芬，这个人到台湾以后成了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

随园新村在南京高级住宅区，，后面就是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也在附近。金女大是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女子大学，校长是著名教育家吴贻芳。校园里面非常漂亮，尤其是对着大门的高大的雪松，再往前走，到五台山下，就是随园诗话作者袁枚的随园了，所以，我的家就有了这么漂亮的名字。

我的学校是南京市立第五中学，是男中，旁边就是民德女中。初中的少年已到了喜欢异性的年龄了，我们最高兴的就是放学后马上跑到民德女中的大门口看她们放学，但很规矩，只看不说话，这些女生走过我们的队列从来不看我们，相信她们的心也是怦怦地跳吧。

在学校大门外有一家卖烧饼的小店，只有爸爸和女儿，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很爱去的，一方面是烧饼很好吃，更主要的是看那女儿，爸爸将做好的烧饼一个个地贴到烤炉的炉壁上，女儿用扁头的大夹子把烤好的烧饼从炉壁上铲下来，炉里的炭火把女儿胖胖的手臂烤得红红的，这是我们最爱看的，我不知道那女孩是否感到世间的不公平，为什么那些快乐的男孩能上学，我为什么要陪伴这个烤炉呢。看这个女孩的心情和看民德女中的女孩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个女孩是一种怜惜的心情，很想摸一下那红红的手臂，但是对民德女中的学生则是仰慕的心，很圣洁，这种微妙的心理差别在一个14岁的男孩心中居然能够产生。

第五中学很普通，校舍是长条平房，没有图书馆，教学设备也不多，与所有公立学校一样，不收任何费用。这是解放以前国家的特点之一，所有国立学校一律免费，在国立大学，如南京中央大学甚至提供免费伙食和宿舍，这个传统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这次革命彻底打破了中国历来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传统，今天的现实可以解释了）。一个家长如果不为子女的教育发愁，其幸福指数就要上升许多，而社会自然进步。我们四个孩子中，姐姐上中华女中，是教会学校，收费每年两担大米，折合300斤，按现在大米价格计算，大约700元，但是，其校舍精美，设备好，这么一点学费只是象征性的，主要经费还是教会提供。我在第五中学，小妹和小弟在邵立子，傅学文夫妇主办的力学小学念书，都是免费。所幸的是，解放后，一直到弟弟考上北京大学，这个传统才被打破，我们兄弟姐妹才得以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姐姐毕业于大连医学院，终身服务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我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除去劳改19年，在北方工业大学服务13年并为外国公司在中国的驻华机构工作19年，小妹毕业于上海卫生学校并终身在上海精神病院服务，小弟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在一家国防电子工厂服务直到退休。这个家庭有三个子女受过高等教育，小妹是中等专科学校毕业，但最后在主治医师岗位上退休。在衡量人们对社会贡献方面，在国际上有一个指标，智能劳动者，技能劳动者，体能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分别是： 100：10：1。智能劳动的代表是律师，技能劳动的代表是速记员，体能劳动的代表是铸工。可见教育的作用有多么重要。可惜的是，时至今日还有人不明白。

五中的第二个特点是只求把课本教好，决不增加课外教材，其实，这也是那时所有学校的共同特点。学生负担轻，就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发展。那时的中学生不用书包，用一根专用的书包带子就可以了，可见书的重量很小。到初二时，喜欢英语的同学就开始通过报纸找美国朋友，老师则帮忙修改学生的英文信，当然美国的学生也马上回信，通常是互相交换邮票，其结果是孩子们对英语的兴趣大增。相比之下，如今的孩子苦苦面对英语单词本的状况，真是天壤之别。我们班有一个名叫陈锡番的同学的英文信写的最好，他于1949年到台湾，后来当了外交部次长（副部长）。

我和姐姐的兴趣在读书上，那时开明书店有一种简装本的世界名著，是把书页上下空白部分缩小，使每页的字数多一些，价格就能降低一点，这种书可以成套卖，也可以单买，父亲给我们买了全套，装了一个柜子。如今我们出版业尽量加大书页空白，加大行距以求提高书价的办法实在是南辕北辙。当时的书店还有一个办法联系读者，就是买书留下联系地址，书店会不断将新书目录邮寄给读者，当然就扩大了业务。我的很多书就是这样买的。

我深切的体会是读书对人的发展意义极大，爱收藏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爱好，当然不是到书店乱买，而是到各种旧书店，图书展览会，好的书店去淘，要到淘宝的境界，那就是精神享受，如今年轻人在电脑上阅读的比例已经超过了读印刷的书，这是文化堕落的信号。电脑上读的书是网站编辑人员挑选过的，实际上只是出版物的极小的一部分，等于他让你看什么，你就只能看什么，他不让你看的，你就根本不知道。比如，当年我念初中，可以看到法国作家罗狄的“冰岛渔夫”，对于海上风暴的描写，和渔民困苦的生活令人终生不忘，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选和海明威的西线无战事，尤其是西线无战事使我对战争的残酷印象极深。这些书即使当今的大学生也不一定知道，更不用说阅读了。上世纪40年代的物质水平和现在完全不能相比，不用说冰箱彩电，有自行车的在我们全班也只有一人，我家最贵重的电子产品就是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但在精神上的享受，是远远超过现在的。

南京有商业型电影院， 比如大华电影院，新都电影院都放映美国片，比如，出水芙蓉，无论彩色和场面都很好，影院设备也好，当然票价也高。记得放映国产间谍片天字第一号时，大华电影院的铁门都被挤垮了，因为观众要看女演员欧阳莎菲，但是，南京有专门放映文艺片的影院，是为知识分子看的，比如，魂断蓝桥。时光过去了70年，在我们这个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影院?

在初中时曾看过一本很厚的书，本来不是给少年看的，但是我看到了，书名是“我择取了自由”，是苏联一个特工人员叛逃到美国以后写的，内容很多，如今只记得一个场景，就是当发现他对苏联的制度发生怀疑时，对他采用 一种刑法，就是用湿毛布抽打其下体，使他失去生育能力，当时不明白这种刑法对人有多大影响，后来知道古代的宫刑仅比大辟低一个档次，就明白了。

多年以后，我看到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莉莉倍丽绍娃被处死的报道，她在日记中记载了对赫鲁晓夫赞同的话，结果被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了，她请求等怀里的孩子降生后再被处决，但是党的最高领导霍查不许，结果她连同那未来到人间的孩子一同到了天国。

后来发生的反苏大游行使我对苏联这个国家有了深刻的认识，那次游行的起因是在战后中国要恢复日本原来占领的领土的主权，但是苏联占领我们东三省不交还，中国派代表团到大连准备接收旅顺，大连，团长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张莘夫。但是，火车刚到达火车站，就被苏联军人用刺刀刺死了，就是张莘夫事件。从此，我对苏联这个国家的制度绝对没有好感。

少年时期受家长的影响很大，父亲不抽烟，不喝酒，家里预备了待客的好烟，就在茶几上，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抽一支尝尝味道，这就是身教的效果。那时，有一种回力牌球鞋，高鞋帮上有一块园形的标志，是裸体大力士拉弓的图样，我很想要一双，但是，父亲始终不买，他让我穿的是矮鞋帮的普通胶鞋，理由是鞋帮高矮对鞋的功能没有影响。当然也是普通胶鞋比较实惠，高帮鞋刚出现在市面，好看但很贵。这种教育使我始终对于购买物品考虑三个条件： 是否需要，质量是否好，价格是否适当，满足着三个条件就买，否则决不买。回到今日，有一回，我的一个学生来我的家，穿了一双有气垫的旅游鞋，花了1000元，我问他：你知道1000元能办多少事吗？我买一套10 卷精装本大英视觉艺术百科全书花了1260元，这就是人们对金钱意义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可以影响人的一生，我用大约20年的时间建成了自己的书房，一半是艺术图册， 另一半是传记和文学作品，有了这些材料，我可以在大学讲台上说自己的话，得到学生认可，多年以后见到学生还提到我在课堂上讲的话。另一方面，也能和外国人在同一办公室工作了19年，一点不比他们差。

在五中期间，全校没有一个学生有汽车接送，也没有骑自行车的，当然不是没有这些车，也不是买不起，有的同学的家长也很富有，或是当官，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家长用公家的汽车接送孩子，这就是社会的风气，公私分明，一个社会如果到了公私不分的地步，就有危机了。在这里还要举一个例子， 父亲的一位朋友在国防部担任储备司司长，我们叫他毛伯伯，孩子在大学学音乐，有一回毛伯母到我家做客，我和姐姐希望毛哥哥能为我们演奏一回小提琴，毛伯母说，现在他还没有小提琴，等我们攒够了钱给他买了小提琴，一定为你们演奏。一个堂堂少将储备司长，掌握大量物资，居然没钱给儿子买一把提琴，现在人们看到这段话一定大笑不止，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毛伯伯的名字叫毛茂猷。

尽管为了政治的需要可以把旧社会描写得一塌糊涂，就像过去要解放世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三分之二的外国人一样，但事实倒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使我们的有关学者苦恼不已；为什么中国在近代有两个出人才的高峰，一个是北洋军阀时期，另一个是二次大战时期，前者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后者就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那两个年轻人。到了如今，我们大学的高楼不知建起了多少座，计算机不知买了多少台，怎么就出不了高端人才？警钟又在外国大学敲响了，我国到国外留学的硕士，博士生的水平不断下降，这是怎么回事？

倒退60 年，那些一手拎着捆书的带子，一手拎着饭盒，每天走路上学的孩子们要比现在的学生轻松的多，首先，他们不会拿着交费条子让他们的父母心惊肉跳，也从来不会做课后作业到半夜，遇到问题也不会没人商量，因为哥哥姐姐就在身边，这方面我的感受很深。那时的书店常常要求读者留下联系地址，不久，新书目录就寄来了，这时，最高兴的就是我和姐姐商量好，拿着铅笔在想买的书名上画一个圈，然后向母亲要钱。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的图书出版业给请少年准备的读物是相当丰富的，首先是商务版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是为大中学校图书馆预备的，大概有好几千册，纸张和装帧都好，尤其是封面上方万有文库和王云五主编九个大字，十分耐看。我想，这个人不但能编这么大一套书，还编了王云五大词典，并且发明了查字典的四角号码，世界上真有学问这么大的人。

我和姐姐买的主要是开明书局和启明书局的书，因为这两个书局的书特别便宜，翻译的书的译文也好，比如，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的景象，它没有描写炮火连天的场景，而是书的主人公保罗背着受伤的战友到战地医院的情景，他们一路说着话，到了医院，刚把伤员放在地上， 军医走过来看了看，告诉保罗，他死了，保罗说，不对，他是腿部受伤，可是这时，他也看见了战友脑后汩汩流出的血。他是保罗最后一个同班同学。

书的最后一页只有几行：他是朝前倒下的，可以看出他没受多大痛苦，因为结局已经到了。

那天的战线报告只有一句：西部前线完全平静。

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 泪水。书籍对于一个初中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让他们知道战争，灾难，生死存亡，向他们提出问题，让他们去思考，这对青少年的成长大有好处。

快乐的学习生活很快结束了，1948年冬天，济南战役爆发，在联勤总部济南被服厂担任厂长的父亲在济南战役后随溃败的军政人员往青岛撤退，在青州被阻，在查明他的身份后，请他赶快回厂工作，因为这么大的工厂已停工了，部队首长不知是怎么回事，父亲提出的条件是，原来工人享受的待遇不能改变（原来吃的白面不得改成小米），答应了这个条件后，工厂立即复工，为军队生产大批棉军装。复工后，他很快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托人带信告诉母亲，他已经担任济南军区干部学校副校长，培养解放上海以后管理工厂的干部，并叫我们千万不要离开南京。可是，南京的党政机关开始往广州和台湾撤退，我们的邻居也陆续搬走了。有一天晚上，父亲的一位朋友到我家，告诉母亲，他们很快要离开南京，希望我们跟他的家一起走，母亲说，孩子的爸爸回不来，如果我们去台湾，就永远不能见面了，只能留在南京。那人临走时说，你实在不走，我把两个大的（就是姐姐和我）带走，这个要求也被母亲拒绝了。这最后的话决定了我们的命运。1949年春节前，母亲考虑解放军一旦打到南京，一定战斗很惨烈，所以决定到苏州的亲戚家避难。苏州的亲戚在苏州高等法院担任推事，在道前街有一套石库们的住宅，我们就住在二楼的正房里。

江南城市里的石库门住宅，通常是供小有产者居住的，而且基本上是统一的格式。进了大铁门就是天井，可以养花或夏天乘凉，正房和两侧的厢房构成了一个很紧凑的“U”字形，大约有十多间房间。所以，一个家庭住是非常宽敞的。这种建筑的布局很像现在的联体式别墅，每家有自己的大门，前面的墙很高，私密性特别好。

住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自从父亲在济南战役中失踪后，（当时派军舰到青岛等候溃败的人员，但是，连最高职位的王耀武也被俘了），联勤总部就停发父亲的工资了，幸好联勤总部的郭司令派人送来600斤糙米（只碾去稻壳），我们就靠这些大米维持到上海解放，其他的开支就只能靠卖衣物换得一点钱。那时的苏州有很多信托商店，比现在宣传的旧社会的当铺好的多，送去的衣物由商店估价，再陈列在柜台里，出售后抽取7%的手续费。过一定时间如果没有卖出去，可以商量降价，我们就靠信托商店生活了五个月。

在这期间，我们的学习没有间断，姐姐在东吴大学附中借读高中，我在苏州县立中学借读初三，小妹和小弟念小学。也许有人会说，靠卖衣物过日子，还能供四个孩子读书？这要感谢那时的教育制度，公立学校不收学杂费，私立学校每年的学费也不过两担大米（300斤）。所谓借读，说来也很有趣，因为我们是1948年冬天插班，就是在苏州念书，原来在南京的母校承认苏州的学校发出的成绩报告，颁发毕业证书，所以，我于1949年在苏州修完初三课程，南京市立第五中学给我毕业证书。苏州中学向我提供所有的教学资源（教学设备，师资，图书，实验等），分文不取。这种情况在21世纪的我国教育工作者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的学校在沧浪亭对面，隔壁就是江苏省图书馆。图书馆院子很大，读者很少，下课后我和同学常到大厅里看那些线装书，当然不是看书的内容，而是数书架上的一排排的书。这一带都是古老的，非常考究的庭院，沧浪亭里有一幢带回廊的西洋式建筑，就是江苏省立美术专科学校，我最喜欢的就是站在回廊里看学生素描，因为模特都是裸体石膏像，窗帘不拉上，也不撵我们。那种情景实在令人难忘，下午的阳光把大厅照得非常明亮，旁边就是池水，假山和水中的倒影，整个沧浪亭没有游人，静悄悄地。（苏州园林太多了，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不象如今的人，看到一块草地加上几棵树就兴奋得很）。

沧浪亭的厅堂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花格窗上的磨光的贝壳片，在过去，一般人家用一种专门的纸糊窗户，江南的有钱人用磨的很薄的大贝壳片镶在木格里，太阳照上能透光，又发出彩色，很像当年在湖北看见的天主堂的彩色玻璃窗，这种贝壳片后来我在任何古老的建筑上都不曾见到。

学校隔壁的江苏省馆阅览室外的大树把阳光挡住了，老馆员旁边的“大清图书集成”放在书架上，占满了一面墙，有一种震撼力，使我想到要多少学者花费多少精力才能完成这部大书呢？

半个世纪后，我再去苏州，我的学校和省图书馆都没有了，原来的地方盖起了楼房，沧浪亭也装修一新，美术专科学校的大厅也没有了，花大价钱买了门票的游人来来往往，热闹非凡，往日秀美，恬静的沧浪亭不复存在，惆怅的心情正如古诗所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其实，整个苏州的变化也如此，当年苏州城里不通汽车，长途汽车只通到阊门车站，市内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马蹄踩到铺满鹅卵石的大街，发出清脆的达达声。我家旁边是道前街，旧书店一家连一家，顾客又少，非常安静。最繁华的观前街上有著名的玄妙观，大殿外面是形形色色的地摊，大殿里面有人烧香拜佛。街上则有各式各样的食品店，都是古老的店铺，没有楼房，店铺古色古香，货物也各有特色。

东吴大学是苏州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校园完全是西洋式的，大草坪四周分布着红砖建筑，其园形窗户四周的雕刻异常精美，尤其是孔祥熙捐赠的体育馆，是用一种形状不规则的深红色砖建造的，很有特色。回想，在上世纪初，中国的经济还非常落后，但是国家却愿意花费大量经费开办高等学校，无论是校园建筑，还是师资，都是最高级的，在社会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大学也逐步具备了自己的特点，重点培养高级人才。如东吴的法律就是一例（当然，也有复旦的新闻，清华的水利，交大的铁道，）。再看如今的高等学校，盖的是千篇一律的高楼，教的是统一的教材，教师说的不是自己的话，学生只会上网看现成的材料，像小学生那样背讲义，再加上整天考虑明年的学费怎么办，饭卡上没钱了，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有教育专家还在研究，怎么我国的大学出不了高级人才。

到了1949年初夏，渡江战役开始，解放军从江阴过了长江。所谓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其实就是在国民党江阴要塞的司令起义后从苏北直接过江的，南京根本就是一座空城，后来我们看到的占领总统府的相片其实一枪没放，其情景好比游人爬到公园的假山上留影一样。苏州的解放就更有意思了，当地守军烧毁仓库后悄然退出苏州城，我在上学途中看到了解放军，他们在马路边上吃饭，是很大的馒头和脸盆里的炒黄豆芽，他们像是行军到了苏州，显得很轻松。他们带的是步枪，身穿灰黄色粗布军装，没看见坦克或大炮。我们初次见面，有点好奇，很友好，但也没有表示欢迎，当然也没有想到从此我们的生活将有何等变化。他们对于从贫穷的苏北来到一座苏南的城市也没有显出新鲜感，所以，苏州的市民照样过日子，商店照样做生意，我照样上学。

父亲是随过江大军最后到上海的，他带领是部队的非常重要的人员，是到上海接收工厂并准备担任军代表的，经过父亲培训的部队知识分子，同时，还有整船的钞票。上海的守军抵抗得很顽强，我后来在浦东高桥中学念书时就看到当时的地堡，有水泥的，也有在地面挖洞，上面是钢板盖子的，在公路上还有水陆两用坦克。其实，上海之战就是掩护最后的撤退，根本不是保护上海。多年以后，我看到评论蒋经国的书，说他在组织上海撤退时把人员，物资和财宝安全运到了台湾。

父亲从上海到苏州接我们，他穿的军服是用美国产的草绿色细布做的，佩带兰色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袖箍，他这时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轻工业部工作。这身军装着实把我们这家当苏州高等法院推事的亲戚吓了一跳。到了上海，房子已经预备好了，在国棉六厂的宿舍，是日本式联排二层楼房，每户一个单元，

这个工厂是二战期间日本人建设的，有六万纱锭和4000台布机，名叫日华纱厂，战后按敌产没收，归中国纺织公司，解放后归华东纺织管理局，在上海绵防工业里属于中等规模（上海是中国纺织工业的基地，有国棉系统的20多个厂，如国绵12厂有十几万纱锭，是大厂，另外是荣德生家族的申新系统，有20多个厂，占上海绵纺工业的50%，）。从这个工厂大致可以看出在上世纪日本在轻工业方面的水平，也看到国民党接收后基本按照原来的编制，首先，设厂长一人，是专家，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一人，纺部，织部，电气，机械各设工程师一人，管理方面是科，父亲后来担任该厂的机物料科科长。全体干部在一间大办公室工作，厂长和总工在旁边有单独的办公室，有门与大办公室相通。机物料科按现在的编制是设备科和原材料科，至少有几十名工作人员，因为现在一般管理人员占全体职工的25%，上海国绵六厂有职工4000人，所以脱产人员有1000人，而50年前，该厂的机物料科只有科长一人，科员二人。同样的设备，同样的产品，脱产人员却增加到几十倍，特别是，同样用中国人干活，效率却下降了几十倍，怎么解释？

这样的管理水品水平自然有相应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在六厂的对面，距工厂大约200米就是员工的住宅区，总工程师和工程师都是三层独立的花园洋房，拿莫温（车间领班）以上的员工住日式联体两层住宅，养成工（学徒工）住集体宿舍。院子里有游泳池和小学。日本的房子很有特点，进门后要上台阶，楼下是客厅，厨房和盥洗室，有煤气灶。出后门有很宽的走廊，走廊外就是小花园。房间内是深红色地板，上面铺踏踏米，这种铺地材料是用稻草压成，厚度大约有五厘米，上面有一层草席，尺寸是1米宽，两米长，所以，日本的房间都按席计算，，每席是两平方米。客厅外面是很窄的楼梯，二楼有大小两间，大间有整面墙的壁橱，足有一米深，可以放全部被褥，衣服，大间还有拉门，打开拉门就是大约一米半宽度的走廊，这间给父母当卧室，另有小间，安置了两个双层床，四个孩子，每人一张床，中间有桌子，很像学校宿舍。

宿舍是工厂提供的，不用花钱，所以，工薪阶层没有住房和孩子教育费用的苦恼，这对于当今的人们无疑是天堂神话。

至于工资水平，到了解放以后，仍然按照解放前的标准，厂长是1000元，总工是900元，科长460元，拿莫温120元，中等工人76元，当时的烧饼是两分钱一个，加糖的豆浆五分钱一碗，大黄花鱼是一毛六一斤。按北京我的学校食堂现在的价格，烧饼是1元一个，豆浆二元一杯，也就是说从1949年到现在，物价大约上涨40倍，那时的科长的工资相当于目前的460X40=18400元。我想，这就是60年前一个科长带领两个科员能完成现在几十人的工作量的原因了。

1949年暑期，我考高中，那时各校都是单独招生，我参加了六个学校的考试，录取三所，但是父亲执意要我念上海纺织专科学校，也许他认为纺织业在中国很好，就像邮政业，有很高的待遇，（那时上海铁路局的工程师月薪120元），特别是他认识纺专的校长，那位校长也是学铁道专业的，和父亲是同行。这学校是私立的，学费比较贵（其实也只有160个折实单位，是当时的计算工资的单位，每个单位大约是四毛六分钱 ），但是对我免费，大约也是因为父亲原先是军管会的干部吧。上海纺织专科学校是五年制，只有两百名学生，但是校舍非常漂亮，在大西路，就是现在的延安西路，是解放前的美国乡下总会。楼上原来的餐厅成了学校的办公楼，楼下的舞厅空着没有用，因为那时没有党团活动，我们的教室是在花园里的三层小楼。学生几乎全部来自资本家家庭，特别是纺织厂主，在我旁边的学生名叫关祝宗，他的父亲叫关勒铭，著名的关勒铭钢笔就是用的他父亲的名字。

学校的教师也很过硬，数学教师是上海工务局的技正，技正是那时科技人员的最高等级，相当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以下是技佐，技士，分别相当于工程师，技师）英语教师是现在著名指挥家郑小瑛的父亲。有一天，他邀请几个同学到家里玩，我们找到地址是一座花园洋房，在沪西郊区，进门就向我们介绍他的女儿，郑小瑛抱着一只小猫坐在沙发上，很有一点架子，大概少女见到年龄相仿的男子都是这个样子吧，她很美丽，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另外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客厅里有一个军舰大炮弹壳的下半截，翻过来成了凳子，撞针留下的凹痕还在上面，那大炮口径足有12英寸。60年过去了，不知郑小瑛是否还记得那次会面。

一个学期后，我决定离开这所小开集中的贵族学校（小开是上海话、就是小老板），同时，原来学校的资助人颜惠庆在解放后无力继续拨款给学校了，看到学校毫无生气的样子，我自己想法转到普通中学去，但是，一般学校在寒假不招生，我想，乡下的中学也许能方便一点，就到浦东的高桥中学，要求办理转学手续，结果教务处非常痛快地同意了，当然无需赞助费，但住校要收伙食费，每月收16个折实单位，大约是16X0.46=7.4元。回到家里把情况报告父亲，他大概看到上海当时的经济状况（1950年2.6轰炸以后，上海曾发生抢购风潮，连火柴都很难买到），转到公立学校好一点，就同意了。

高桥中学是上海有名的中学，教学非常严格，校舍是古老的平房，建筑很考究，好象是过去大户人家的住宅，宿舍是在校外一个很大的两个“口”字形连在一起的两层楼，有回廊，用料和工艺都非常考究。许多年后，我看到北京恭王府的住宅，就是这个布局。每天晚自习后，我们穿过高桥镇的古老街道，闻着著名松饼的香味，到街头的豆腐店喝浓浓的豆浆，花两分钱，店主就从锅里舀出一大碗滚烫的豆浆，再给一个很小的纸包，里面有两粒糖精。这时，可以看到锅里豆浆表面漂浮着一层软软的腐竹，那是黄豆里最精华的成分，再给店主三分钱，他就用细竹条挑起一张腐竹放到碗里，那软软，甜甜又滑润的点心，完全不是用水发开的腐竹能比得了的。另一种享受就是宿舍外的烧饼，两分一个，是在陶瓷缸里烤出的，外面有一层糖浆，里面是椒盐和葱花，母亲给我的零花钱是每个星期五毛钱，过江的渡轮费在外，所以每天晚上都能躺在被卧里一边吃烧饼，一边和同学聊天，宿舍里的晚宴都如此，可能是青年发育时期特别需要多吃东西吧。

英语教师一位是原经济部的官员，有学问，但同学们不喜欢他，另一位是远征军的翻译，他告诉我们许多当年在缅甸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的情景，真是解恨。同时再加上我在二战期间的经历，所以，早在高中时就明确了八年抗战是国民党的军队坚持到底的，完全不是解放后宣传的那样，所谓共产党打日本，蒋介石下峨眉山摘桃子的话，实在叫我恶心。

在南京第五中学已习惯了男中的环境，所以不敢接触高桥中学的同班女生，她们也不爱搭理我，可是有一件事改变了我在班里的地位，那是我们班和另一班打架，班主任开全班的会找原因，点名叫我说，我站起来说，这次打架非一日之寒，没有早解决才有今天的事，可能这句话给班主任留下点印象，他在会后叫我到他的房间去，第一句话是，你父亲的职业是什么，我回答，在工厂工作，他接着问，他的名字是什么，我回答了父亲的名字，他马上说，他是我的老师呀，原来在抗战爆发后，随河南内乡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和我父亲参军的学生中就有这位班主任，后来，在班会总结时，他特别提出我的意见非常正确。从此，班上同学对我特别好，女同学也对我表示好感，当然，我的功课好也起了作用。

到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英语老师和班主任都被送到监狱去了。中国的革命在成功以后也是注定要牺牲许多人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