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第十一章 从劳改到二劳改

第11章． 从劳改到二劳改

1975年8月18日，我服完了15年刑期，按国家规定留场就业，成为就业农工，但一般称二劳改，实际上就是继续改造，不得回到城市。三棵树农场的就业农工的去向是在内蒙古边界的图木吉农场，我则继续在修配厂劳动。

刑期结束前，需要交一份总结报告，我在其中写道，我是在一个特定条件下进入监狱的，必然在另一个特定条件下离开监狱。事实上，多年来，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准备，为了在纯粹体力劳动条件下脑力不致衰退，我只要有空就回忆在课堂听课，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情景，一本本地回忆所读过的书，当然也分析中国的变化。同时，为了使双手不长满老茧，我尽可能戴手套，所好的是，劳改队可以买到，每双两角钱，我的零花钱可买五双。十年坚持下来，我的手依然完好，可以绘图，写字。许多年前我看过一幅素描，是一只铁匠的粗大的手，作者是德国著名画家丢勒。丢勒在小时有一个好朋友，他俩都喜欢绘画，可是他们没有钱拜师学画，于是，决定打赌，谁输了就打工供赢了的去学画，结果丢勒赢了，他的好朋友就当了铁匠。许多年后，丢勒学成回到家乡，看望为他牺牲了自己的那位朋友，丢勒握着老铁匠的手，这双手除了能握铁锤外，拿不住画笔了，丢勒百感交集，画下了这幅著名的素描，铁匠的手。

苏联在解冻后曾拍了不少描写斯大林时代的影片，其中之一就是晴朗的天空，导演是丘赫莱依，影片说的是一被俘的飞行员在战后回到祖国，可是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他和妻子在痛苦中挣扎，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天空忽然晴朗了，银幕上只有这几个字；他死了。我在服刑总结中写下必将在另一个特定条件下离开监狱这句话，也正是想到我比他年轻。一个靠大量的劳改队，处决和饥荒来维持的社会绝对不正常，中国一定也会出现晴朗的天空。这个信念当然不是只有我才有，上面叙述的被暗杀的杨运均当然也有相同的信念，才在劳改队学会了三门外语。

还有一个因素，也许有点神秘，事情是这样的：在1972年，我们开始种水稻，有一回我随小班在稻田拔草（就是没有解放军在现场看押），休息时说起算命，旁边的宋光汉（北京航空学院学生）说曾有一位老者教他看手相，魏家庆（北京石油学院右派学生）马上伸手说，你给我看看，宋光汉拿起他的手端详了一会，说道：你结过婚了，魏家庆立刻否认，宋重复一遍，你结过婚了。魏红着脸只得承认当年有个童养媳。我马上也叫宋光汉给我看看，他看完后对我说：你的命运在45岁前后有大变化。我接着问，是怎样的变化，宋说，他看不出来。反正有变化，也许好，也许坏。我合计，到1975年我服刑期满是41岁，也就是说，这变化要到刑期满了以后再过四年才发生，

果然，到1978年，给右派平反的58号文件宣布了，承认反右扩大化，55万1000名遭受无妄之灾的知识份子恢复了名誉，可惜的是，发配到农村，矿井后经过21 年，只有我这样最年轻的右派能活着领到了平反通知，根据民政部发出的回城落户指标，连同被株连的家属，总共是20万份，也就是说，大约有十几万终于回到了原来的城市，除了很少一部分在农村成了家回不来了，其余的不论是大学教授，留学回国的，都在天国安息了。

1979年3月，我得到右派平反通知，7月得到反革命平反裁定书，时间恰恰是宋光汉所预测的45岁，中国的神秘文化到底要相信还是不相信？

现在继续回顾二劳改的境况。按规定，犯人服刑期满后一律留场就业，发工资32元，即一级工待遇，不考虑原来的职务。所谓留场只有极少数留在原来的劳改场，绝大部分送到专门集中“刑满就业人员”的农场，如在内蒙的图木吉农场，其待遇的变化是没有解放军看押，每年可以回家探亲一次，时间为两周，每两周休息一天。我属于那极少数留在原场就业的，因为修配厂需要我干活。工资也高一点，为36.5元，二级工，但是干的活包括热处理，绘图，晒图，技术资料翻译。生活方面的变化是可以到农工食堂的窗口买饭（只有窗口），回到宿舍再吃，仍然睡大通铺，但比较宽一点，可以在休息日到县城逛逛。

时间到了1976年，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发出第三次沉痛宣告时，我马上意识到他死了，这一年离宋光汉预测的我命运的大变化还有三年，但是有了一个小变化，我当二劳改一年了，可以回家探亲，同时攒下了回家的路费。于是开始了探亲之旅，第一站是辽宁省西丰县，我姐姐的家。她原来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按照伟大领袖的指示，医院要为工农兵服务，于是医科大学便分成四个红旗医疗队到乡下去了。西丰县在辽宁省最东部，这个医疗队并不在县人民医院，而是在离县城几十公里的山里，我先坐火车，再转长途汽车，然后步行。医疗队在一条山沟里，周围没有村庄，山是秃山，但是可以在休息日到山上捡一点柴火补充燃煤的不足。我到的时候是下午，所以招待我吃晚餐，姐夫抱歉地告诉我这里进城太困难，只能招待我吃当地特有的柞蚕蛹（柞蚕丝是当地特产，蛹为黑色，富含蛋白质），一个大医院心脏教研室主任招待多年不见的妻弟只有蚕蛹，这就是当年中国的现实。

当晚住医疗队招待所，姐夫家四口人（两个孩子），只有一间平房，是上下铺。次日匆匆在长途汽车站告别，赶往北京。

到北京是看望弟弟和71岁的老父亲，父亲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铁道桥梁专业，是毛以升的同学，命运使他没有走上专家的道路而是在抗战爆发时从河南的一所乡村师范学校随校长带领学生参加了抗战，胜利后以简任二级文官担任联勤总部济南被服厂厂长，1948年济南战役后因完整地保护了这座4000员工的工厂而得到起义人员待遇并参军，率领干部学校学员过长江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轻工业部秘书，后任上海市国棉六厂科长，在建设完西安和北京的和石家庄棉纺厂后，于1955年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在石家庄国棉二厂当仓库管理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于1966年9月被扫地出门，坐地富反坏右专列到家乡（安徽肥东县）管制劳动，两年后母亲去世，他孤身又过了8年，1976年我弟弟看望他时，发现他快要死了，于是伴随他逃往北京，1978年他死于白血病。死前多次要求平反，但直到1982年胡耀邦总书记到河北视察落实政策，知道还有7个原国民党将官没有平反，其中就有我的父亲（国民党文官按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划分，简任相当武官的少将）。有了总书记过问，他很快得到平反，结论是在解放前后为我党做了一些好事，恢复干部身份，工龄连续计算。至于扫地出门时抄没的全部财产（走时只许带一个包袱）按当时变卖的价格归还，不计利息。

父亲的历史我已写完并请我的干女儿送给台湾国史馆作为资料保存，让他们的研究人员知道当年留在大陆的官员的结局，当年这个党的官员有四种结局，第一种，战死在战场，在8年抗战期间，阵亡将士达460万，包括160多位将军。这段历史直到前几年影片血战台儿庄播放，人们才知道国民党打日本是这般惨烈，至于解放战争期间战死的有多少，至今不见材料。第二种，撤退到台湾的，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改革开放后回家探亲，或投资在大陆建厂赚钱，我的四哥就是这样的，他当年不过是空军机械士，撤退到台湾后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从中山研究院以空军少校退休，在1989年“六四”后回大陆探亲，他的妻子已在土改时自杀，两个女儿已成年。第三种是在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两个运动中处决的相当与连长以上的官员，这部分有多少，至今没有资料可查，但就以下两点可以大致想到其规模，伟大领袖曾自豪地说：我比秦始皇厉害100倍，言下之意是秦始皇坑儒不过250人，在大陆处决的国民党的官员中的知识份子不止两万五千人，我在1951年在南京军校时看到南京新华日报处决反革命名单，每人只有官阶几个字，整整两版，该有多少人！这只是在一次处决的人数。我在北京看守所时也听说，在处决高潮时，头天晚上塞满“K”字楼一个筒道的犯人，第二天早上就空了。第四部分就是没有被处决，但在经受了许多折磨后结束生命，我的父亲就属于这一种。

父亲逃到北京后住在弟弟家，弟弟在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76年在一家军工厂当电子工程师，工资56元，住房一间，已结婚。只得把父亲安排在厨房住下，三人吃两人的口粮，其困苦可以想见，我能提供的只有节省下来的一点粮票。

1978年春天，父亲患白血病经同仁医院医生检查，从血相判断，可能因化学品所致，我告诉医生，父亲在乡下熬制胶水使用了苯，但没有任何劳动保护（他的死和河北白沟制鞋女工的死亡原因相同，不同的是，父亲是高级文官，女工是农村少女，相同的是，他们都死于恶劣的生存条件）。医生告诉我们，病人大概能活三个月。对于这个判断，我们并不难过，因为三个月后父亲的心灵和肉体的痛苦都解脱了，我们为难的是如何凑400元的住院费，当时中国的医院还不象现在这么黑暗，400元只相当于一个工程师7个月的工资，可是我们五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姐姐和姐夫是医生，弟弟和弟媳是工程师，我）却凑不够这笔钱，这时，我想到了一个人，我问父亲，你还记得倪文亚吗，他点头说，他在我对面办公。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当年的同事，一个去了台湾，当上了行政院长，一个留在大陆，在死前等候子女去筹措医疗费。

父亲在医院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没有等到平反。他的一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附在我的回忆的后面，算是中国两代知识份子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生存写照。

父亲火化后，我也有了一个变化。原来的农场子弟中学要建高中部，却没有教师，大概劳改局也没办法解决，于是决定从就业农工里选择一批，共14人，我也在内。名单确定后就通知我们搬到学校宿舍，下一步就是开会宣布，由于我们改造态度好，决定提前摘掉帽子，成为公民，同时告诉我们，从此可以在干部食堂吃饭，对干部称同志。对于这些恩惠我毫无兴趣，我关心的是从此可在床上睡觉，可以有自己的办公室了。想来也很有趣，昨天见了他们要喊报告，今天却教育他们的子女了。

从此刻起我成为二等公民。一个工业大学的右派大学生经过18年的劳改生活，从生理上说，已是44岁的中年人了，在心理上有什么变化？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恩仇记的主角，年轻的船长邓梯斯在犀隆古堡地下室生活了15年，逃出古堡后成为伯爵，在这位作家看来，15年的冤狱实在是太长了。到了20世纪，英国作家伏契尼夫人也写了著名的“牛虻”，书的主人公是一个神学院的学生，也是蒙冤入狱，被家人赎出后逃亡南美，经受种种苦难后回到故乡，成了农民起义的领袖，最后死在刑场。两位作者都是将他们书中的主人公从天真的青年安排到苦难中，经过15年的磨练，最后走上了与青年时代完全不同的道路。

过去的18年也将我的思想完全改变了，回忆起来，17岁时凭一个无知少年的满腔热情报名参军去打美帝国主义，保家卫国，然后拿着“张X同志艰苦奋斗四年半。。。”的复员证成为大学生中的调干生，并且是功课全5分的优等生，这个称号可以说明这个学生比较用功，素质也好，无奈我国的政治气候多变，在1957年，需要从知识分子中挑出5%，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送去改造。我被选上后，还想着能拿到毕业文凭，后来的情况实在忍受不了，于是想到离开这个国家，可是“企图逃往帝国主义国家”的罪名，给了我15年有期徒刑和5年剥夺政治权利，相加等于20年。

我在思考，一个新社会的建立，为什么要牺牲那么多人的生命？让那么多人蒙受痛苦？需要毁掉那么多年轻人的前途？劳改队的确是个学校，可以认识许多人，知道许多事，会许多生存的办法，有军人告诉我，什么是人海战术，用250人换一挺轻机枪，参加土改的干部告诉我，在土地改革时，怎么将处决后冻硬了的地主一层层堆起来，当记者的告诉我，怎么从报纸上公布的材料看出其反面的真相，抽烟的人教会我怎么用一块瓷片和铁片取火，甚至一个从朝鲜板门店偷渡到中国的小孩告诉我当年朝鲜人民军如何发动突然袭击，引发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一点与我看到的解放汉城的记录片完全吻合）。许多当初听过的报告，看过的报纸，本来都习以为常的，此刻都复活重新思考了，比如，刘少奇在1958年提出的“作党的驯服工具”，既然人成了工具，当然没有思想了，一个只有工具的社会能有生命力吗？人民日报在1959年的一篇社论“列宁主义万岁”中提出，“我们可以在原子弹的废墟上建设光辉的未来”，这样的疯话是在我国的党报上发表的，这样的党不是疯了吗！我们的外交部长陈毅这样鼓动各国：我们希望你们借美帝国主义的钱不要还，你们借我们的钱也可以不还。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这样胡言乱语，这个国家能不乱吗！伟大领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说：国外说我们杀了三千万，没有那么多，七十万，这句话说的多么轻松。

想想这些话，再听听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劳改犯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可以从新犯人口中听到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国家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1978年，在泰来这样偏僻的地方，看不到什么变化，四人帮虽然倒台了，但是晴朗的天空并没有出现，不过，在县城的文化馆看到了一篇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短文，题目是“谭静，一个女孩的名字。这篇大约一千多字的纪念文章居然让我这个经历过生死大关的中年人几次流泪，听我重述这篇文章的人也落泪。这是最早出现的伤感文学，它给我一个信号，一个新的时代快要来了。

希望文汇报副刊的编辑和这篇文章的作者原谅我没有得到你们的许可就将这篇文章简要地写在下面，希望能看到我的回忆的人也能对这个早死孩子说几句安慰她的话。

这篇文章是上海的一位医生的回忆，那天，下班后，医生回到家里，在躺椅上休息，忽然，谭静穿着宽大的病号服跑过来，医生马上站起来想接住她，可是，眼前什么都没有。

她是这个医生的小病人，12岁，患先天性心脏病。在儿童病房里的小病人是父母的心肝宝贝，不断有亲人送来各种吃的，玩的，可是谭静什么都没有，只有妈妈有时送来几只小苹果，每当别的家长来看望孩子时，谭静总是转过身对着墙，有一回，护士送药，有一粒掉到地上了，谭静马上爬到床下去找，护士说，别找，我再去拿，谭静说，不行，我要找，再拿一份要花钱。医生不知道谭静的妈妈干什么工作，只看见她似乎很累，穿着也普通。

到了给谭静动手术的时候了，发出给家属的通知却迟吃没有人来，问谭静妈妈的住址，回答是火车站。不能再等了，医生只能签字。不幸的是，谭静没能熬过着一关。在龙华公墓留下她的骨灰，上面只有这几个字：谭静 12 岁。

过了很久，有一个女子找到医生，想知道谭静的下落。这女子从青海一个劳改场回来，她被打成右派后送到青海改造，在狱中和谭静的妈妈相识。原来，谭静的父亲在彭德怀部下当团长，彭老总在庐山会议时出了问题，其下属一律要表态划清界限，但谭静爸爸坚决不同意对老上级的处分，结果就失踪了，谭静的妈妈带着孩子到北京上访，寻找丈夫，到了许多单位都没有结果，倒是自己被按照无理取闹送到青海劳动教养了。她与这位也是劳动教养的右派相识的时候已得了肺病，便托她出狱后想法找到医生，希望知道孩子的下落。

听完这个女子的叙述，医生说，明天我们去看望潭静吧。第二天，他们来到龙华公墓，找到了谭静的骨灰盒，他们擦去上面厚厚的灰尘，放下带来的菊花，轻轻地告诉孩子：谭静，爸爸和妈妈来看你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