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干校

军干校

军干校这个名词在当今中国已很少有人知道了，因为从来没有看到文字记载这段历史，当年参加军干校的那批大中学生，如今绝大部分已在天国安息了。唯有彭大将军曾说过，在抗美援朝期间，几十万知识青年参加我军，他们立了大功。

让我们将历史的闸门打开，回忆发生在70多年前的那场参军运动吧。1950年6月25日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那次战争，用现在的官方语言，是朝鲜内战，可是，当年却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因为美帝国主义已打到我国边境了。那年，我在上海高桥中学念高中，爸爸刚从军队复员，在国棉六厂工作。当诞生不到一年的新中国受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时，保家卫国的号召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最初是捐献飞机大炮，学校的任务是捐献子弹和手榴弹，子弹每发两角，手榴弹每个两元，有钱人可以捐献飞机，每架15万元，我捐献子弹10发，是一个月的零花钱。不久，开始宣传参加军干校，要求大学，高中学生报名。这种情况很像抗日战争后期大后方的知识青年从军，那时的口号是10万青年10万军，许多大学生都报名了。正是青年军用美国的武器在缅甸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这次不同的是，要求参军到军事干部学校，培养技术军官。当时没有公布军干校的名称，只公布了学校的范围，如，空军，海军，通讯，后勤，卫生等。那时全国的气氛好像战争马上就开始了，所以报名非常踊跃，特别是在26轰炸之后，这次对上海的轰炸虽然是国民党的飞机，但造成的紧张气氛是非常浓厚的，在这种形势下，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当然在青年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抗了，记得当时的口号是，保家卫国。

我是学生会学习部副部长，干部带头报名，我和姐姐都报名了，事前并没有和家长商量，等到周六回家后才告诉父母（我和姐姐都住校）。 爸爸当时虽然不希望我们去，但我们宿舍大院里有许多他的战友，都支持我参军，他不能阻止我，只有妈妈希望我高中毕业再去，现在回想起来，一个没有头脑，只有冲动的青年是不会思考的。

报名后，学校初步筛选，送上一部分人的名单，然后体检，我的班有三名同学参军，但团支部干部都留下了，这个班在毕业后除两位留下考大学外，其余全部送到苏联留学。看来，当时是有他们自己的计划的。

上海这次参干的学生有7600人，全部是学校推荐，共青团市委保送。这第一批参军的是1950年冬天，到了1951年春天，第二批参加军干校的11000多名学生也走进了军干校。都没有和学生家长商量，只根据体检结果分配到不同的军干校，我的体检结果是丙下，分配到通讯学校，但不说学校在哪里。

出发那天，我们从早上就集中在复兴中学，不许出门，都坐在广场上。我父亲以为我能给家里打电话，就在电话机旁等了一天，可是，我根本没法打。所以他不知道我们何时离开上海，那一天大概是1950年12月底。出发的时间是夜里，有卡车送到北站，场面很冷清，没有家长，同学送行，也没有红旗，就像一般的军队换防。天亮，火车停在下关车站，这时，我才知道是南京。下车后排队，背着小小的行李步行往城里行军，这时天空飘着小雪花，路旁没有行人，只有我们这批学生军在路上，却不知往哪里走，等到了新街口又往东，看见路边一座大楼门口有牌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通信学校，我的家原来在南京，所以知道，这个院子就是当年的财政部，我现在的学校。

这批学生大约有1000人，男女生比例大约是6:4.分别住在当年的办公楼里，全部是地铺，女生住三楼，男生住楼下。这个原来的财政部只有一栋三层的办公楼，部长孔祥熙在单独的一座老式洋房办公，此时就是我们的校长办公室了。

住的问题是解决了，上课就在院子里的竹棚里，算是预科，其实就是讲从猿到人，中国革命史等，每人一个小板凳，从早到晚就听这些课，吃饭也在这个大棚里，大概就是士兵的伙食标准，用脸盆到伙房打菜，大家围着吃。在这种条件下，有不少学生动摇了，利用到街上买东西的机会逃回上海了。

这样的预科当然让人感到索然无味，我和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学生商量买一部萨本栋编写的大学普通物理，想提高一点物理水平，结果被汇报给指导员了，结果就在上课时被批评为不安心学习，有资产阶级思想。这位来自香港的同学是泰宁镇守史陈孝威将军的儿子，非常聪敏。当时我是中队墙报的主编，在批评之下当然不敢读课外的书了。不过，从这件事知道了军队的厉害。

6个月后，预科结束，转为本科，全校绝大部分学员学习无线报务，毕业后将在团一级的电台担任报务员，手工收发无线电报，还有一少部分学习无线电机务，就是修理无线收发报饥，这两部分学员都在本校学习，由部队的教员讲授，另外还分出一个40多名学员组成一个排，名为快机队，送到南京电信局，在那里接受培训。将操作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电传机。在上世纪50年代，有线电报都是人工在类似打字机的键盘机上按照摩尔斯电码将编好的英文字母或数字打成穿孔带，然后在发报机上发出，接受方的波纹机收到的是大小波纹，然后再由人工将波纹转换为英文字母或数字，最后再由人工翻译成中文。可见其过程相当麻烦。但是，电传机就不同了，这种机器是美国人发明的，其键盘和打字机一样，操作人员在键盘上敲击一个字母，对方的接收机立即打出这个字母，和打字机一样，其速度当然比波纹机快多了，但是要决定于操作人员的熟练程度，最快的打字员的速度大约每分钟可以打出120组数字，每组由4 个数字构成一个中文字，而这种机器更先进的是，可以有几位键盘机操作人员打出 穿孔带，然后在一台电传机上高速发出，对方当然也高速收到字母或数字，当然，在中国，最后的翻译还要靠人工。

这个快机队的40多人是我军第一批电传机操作及维护人员，其中维护人员有一个班12人，大概是校方再三挑选出来的，我和陈将军的儿子都在这个班，我俩在1955年复员后都考上了大学。

在这里要说的是，那30多名键盘操作手的培训过程其实很简单，每人发一个木头做的键盘机，上面只有和打字机的键盘完全相同的有弹性的键，他们每天上课就练习，没有其他功课，一年后，他们的敲击速度都达到了每分钟120组数字。我们这12 名维护人员的学习期限当然要长得多，两年后，通过在电信局机房的实际操作合格，就转到当年日本人的一个电台旧址等候分配工作。1953年本科毕业开始分配，第一组两人到南京军区，第二组两人去志愿军总部，第三组两人去福建军区，这个组有我。当路过上海时，特地去上海市委机要处，想告诉在那里工作的同学，我们到福州后就可以在工作上联系了，但是，很遗憾，机要处的接待人员拒绝我们和同学见面，这时，我明白了，干这种工作的人是没有自由的。

到福建军区集中台报到后，给我们的工作就是维护有线台的设备。之前，是请福州电信局的机务员维修，现在有了自己的技术人员，当然很好。工作也很轻松，每天早上到机房检查设备，然后接通福州电信局，看看信号是否正常，然后就可以自己安排了。不久，同来的那位机务员被调走了，走前并未通知我他将去哪里，走后也没有和我联系，好像突然失踪了，这件事让我感到，当兵真是身不由己。从此我一人上下班，机房的其他人员也从不到我房间串门，在机房时，彼此都不说话，似乎他们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感到非常孤单，所以，常到旁边的屏山上的林森纪念堂待一会。这时已到1954年，朝鲜已停战，福建成了前线，一列列火车满载着从朝鲜撤回的大炮开往福建，火炮旁边的士兵穿的是被烧坏的军服，看样子都来不及更换新装了。

有一次看朝鲜战争的纪录片，其中有一段让我产生了疑问，大批老百姓和汽车正挤在汉江大铁桥上往南逃亡，大桥被爆破了，人和车辆都飞上了天。我感到很奇怪，战争是美国发动的，可是汉城当局的撤退居然匆忙到如此程度，都来不及阻挡老百姓上桥了，美国兵在哪里？多年以后，我在北京良乡监狱听一个当时家在38线的朝鲜偷渡犯人告诉我战争爆发的情况，才证实了的怀疑，1950年6月25日那天黎明，大批坦克和大炮从北方突然打过来了。

大约到了1954年底，集中台的一位领导找我谈话，主题是有一个单位需要水平比较高的文化教员，准备把我调到独立高射炮营，我明白了，需要淘汰家庭出生不好的干部了，那时我是副排级机务员。

文化教员是大多数参军的大中学生的职务，每连两名，分别教语文，数学。说实在的，到连队比在集中台要轻松多了，记得一位集中台的值班员把一份需要立即发出的电报耽误了一天，马上就复员了。

这个高射炮营有四个连，火炮是原来傅作义将军起义后转给解放军的一个37小高射炮营的美国装备，担任福建的空中保卫，那时台湾的飞机几乎每天都低空飞入大陆，我们这支部队就不断沿海边移动，总是黄昏时出发，半夜到驻地，战士忙着构筑阵地，我们则找民房设立连指挥所，然后赶快睡觉，天亮时，四门高射炮的炮口已指向南方的天空了。

我们这支部队常年在海边值勤，闽南的渔村非常安静，男人都下南洋了，只留下老人和妇女，北方农村有牛在耕田，马车在路上奔跑，农家有狗叫，母鸡下蛋后在呼叫，但在闽南海边，一点声音都没有。而且，有严格规定，不许和当地人接触，特别不许和妇女说话，在围头半岛，连部住在一家很大的院子里，这家的三兄弟都在南洋，留下的是三个媳妇和一个小男孩，我们每天见面，但绝不许说话。在我的连部没有图书报纸，只有一台收音机，但没有电池。只有当福州有重要会议时，我们全营才能回到城里，才有机会到商店转转，特别是一次到仓前山的福州师范学院，看到校园里的男女学生，再看看自己的军服，心里的失落感特别强烈，如果不参军，我当然也和他们一样。

到了1955年，朝鲜之战结束，大裁军开始，我想到该考虑自己了，于是打报告，希望复员回家继续上学，报告很快得到批复，可以复员，但不能保送。按照规定，军人可以转业，到地方安置相应的工作，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上中学或大学，享受原来工资，第二种方式是复员回家乡，由地方安置，也可以上学，但需经考试，入学后享受调干助学金。我于1955年三月回到北京，因为我父亲的工作已调动到北京了。

过程很简单，带着复员证和密封的个人资料到北京市转业委员会， 表示准备考大学，接待人员非常高兴，因为不需要麻烦他们为我安排工作了，按规定，需要有一封推荐信，上面需要有原工作单位的鉴定。那位工作人员太忙，让我自己打开档案包，抄下鉴定，我看到通信学校的鉴定：该同志的暴露是比较晚的。

1955年，我参加高考并被北京钢铁学院金属学专业录取，当我报到时，恰巧遇到五年前上海高桥中学的一位同班同学，他已在莫斯科钢铁学院留学三年。

最后要记下来的是，当年由南京电信局培养的我军第一批12名电传机机务员的归宿，陈孝威将军的儿子复员后考上了安徽大学，还有一位资本家的儿子复员后在南京一家工厂任工程师，文革时跳楼自杀。其余九人没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