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阶级专政——强暴的思维

 
              无产阶级专政——强暴的思维        

    无产阶级专政的构想最早是由卡尔·马克思在上个世纪初提出，是让做为多数者的无产阶级取得独裁专政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各国政府都是阶级的独裁专政，所以他认为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自己的专政。不过，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时代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然而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果，并不是由无产阶级多数者的阶级专政，而是由一个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专政。
    不同于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而是像乔治·奥威尔及米哈伊尔·巴枯宁所预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作法最终变成由先前无产者（但已变有产者）的独裁专政政体。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批评列宁“用一小撮人的专政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备受推崇的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具备普选和结社自由的。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其《我的根本意见》中主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这里的“无产阶级独裁”就是指“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理念是封建专制政治已经过时，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现代工业诞生，资产阶级从小到大，蓬勃发展时问世的。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创造了辉煌的社会财富，但是贫富差别的愈演愈烈却让人倍感生存的压力。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学家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一定会导致社会底层的人们，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造反，进而实现对资本拥有者的专政，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让广大劳动者看到了翻身的希望。
   从1871年法国的“巴黎公社运动”到1917年俄国的苏维埃武装起义，即“十月革命”，让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得以验证。
   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的影响下，上个世纪的3、4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让马克思主义迎来了发展的春天。雨后春笋般的诞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进而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即“社会主义阵营”。
   然而世界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见的那样演变：即资本主义彻底崩溃，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而是随着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矛盾的日益深化，资本家意识到只有让工人也得到实惠才能有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让利于民，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彻底崩溃并没有出现。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造就了繁华的现代文明。进而使美、欧为代表的拥有先进生产力的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楷模。
    与之相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计划经济”缺乏竞争机制；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推行了强化阶级矛盾的“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是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光辉伟业，但是，顽固推行其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体制，在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比较中相形见绌。与望梅止渴的“商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目标越来越远，最终不得不改弦更张，倒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这种背离了多数无产者意愿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却能大行其道而风靡一时？这是因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体人们还不甚了解。而领袖人物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推介中，趁机垄断了最高权利，成为最大受益者。他们利用拥护者的无限崇拜，偷梁换柱，把“无产阶级专政”帨化为领袖的独裁专制。更让人无奈的是，这样“领袖的独裁专制”竟成为中国近代的“规矩”，沿袭至今，爱不释手。
    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就是用政党专政代替了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悄悄变成了共产党专政，并最终演变成个人的专政。虽然斯大林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苏联，而在他主政期间推行独裁专制的“肃反扩大化”（注1），肆意打压异见者，使其人民公仆的角色变成了人民的新主人。
    在新中国，毛泽东成功的扮演了这个角色。他利用自己的核心地位，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挤压、控制了民主党派。然后又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打造了近乎神圣的威信。“文革”中彻底铲除了一切异己势力，踢开党委闹革命，实现了至高无上的个人绝对权威。
    作为政治精英，毛谙熟封建社会的专权治国之道以及经营权利的诡秘变术。利用其“伟大领袖”的金字招牌，瞒天过海，把封建王权包装上“马列主义”的外套。数十年来为维护其最高权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消除个性，把上下级的职务行为变成说一不二的奴仆关系，芸芸众生由他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打造了一个绝对忠于自己的红色王国。可谓“风光无限”，也费尽了心机。
    在“推翻旧世界”的口号下，代表着进步生产力的致富阶层，被斥之为“剥削阶级”“历史罪人”。使传统的普世价值观遭到颠覆。在毛泽东时代，穷人是被宣传成最有尊严、最可靠的群体。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因此在“毛时代”穷是扬眉吐气的。如果有人希望追求更精致的生活，就会被视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受到批评和谴责而成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
    有网友吐槽：在野时讲的一切都在上位后成为虚幻，打天下时忽悠穷人上路时的革命目标.现在不大好意思提了。其实提也白提 ，专制制度与社会民主往往是情同水火！
    回首新中国60多年的风雨兼程，两个30年恍如隔世。建国初期的“人民民主专政”是由毛泽东提出。到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政权基本稳固之后，就把阶级矛盾提升为主要社会矛盾。而变身的“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把“资产阶级”树为新的“敌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维就是不断树立“敌人”，并将其设定为斗争的目标，把它消灭。用所谓“继续革命”的没有硝烟的“内战”来巩固政权。
    50年代末以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为先导，开始公开强调阶级出身即家庭成份，把人划定几十种阶级成份，“家庭成分”成为个人档案中最重要的内容。在明确了阶级属性基础上，设定和谋划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盘局。把亿万人纳入“敌我矛盾”范畴，从人格的侮辱到政治的歧视与日俱增。事实上，这个理直气壮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以强暴的手段对非我族裔实行彻底的打击和围剿。
    列宁认为：划分阶级只能用经济标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实践上都是以 “富人和穷人来作为划分无产阶级的标准”。40年代中国农村的“土改”运动，就是在这个标准指导下，用强暴的方式没收富人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分给穷人。“有资产即有罪”，如此颠倒是非是非的混账理论竟飞扬跋扈，大行其道。回首当年简直不可思议。
    历史步入20世纪60年代，由“人民民主专政”演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后，又变脸为毛思想为核心的“毛泽东专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十年浩劫”中，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注2）以及风光一时的“四人帮”在毛的唆使下，把包括国家主席、总理在内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甚至置于死地。从而形成了全国性的人人自危，人人诚惶诚恐，前所未有的红色恐怖社会氛围。
    直到毛泽东去世后的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随着一系列的平反，歧视性阶级身份体系才逐渐开始消退。
    反观“无产阶级专政”长期以来对亿万人的迫害与摧残，尤其是“十年浩劫”中，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给社会留下的创伤，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曾经是革命领袖呼风唤雨法宝的群众运动，把中国人折腾了几十年，口口声声为了人民的革命党竟会与法西斯主义殊途同归，一言难尽的苦涩和伤痛给不止一代人留下终生难忘的遗恨。
　  耄耋之年的离休干部邵正祥老人，晚年幡然醒悟，奋笔疾书。先后写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毛泽东的罪恶和身份》等十多篇文章。揭开了“毛泽东思想”真实的一面， 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反响巨大。
    邵老在文中指出：“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在他的三万字的《政治遗言》中说：“用暴力手段夺得的政权，不可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无产阶级通过党的专政，将最后演变为（领袖）个人专政……”。而列宁在1918年所写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定义：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暴力即是恐怖，辞海解释：凡厉行恐怖和独裁的政党，即是法西斯政党）。尽管人们不愿将法西斯政党的帽子加到中共头上，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之辈，才不折不扣地给共产党戴上了法西斯政党的帽子。
    邵老说：“历史实践已证明，无产阶级从来没有专过政，也永远不可能专政。相反，无产阶级在毛泽东死前，却是被专政的对象之一。在毛泽东掌权期间，凡不愿做驯服工具，善于独立思考者，或不同意毛泽东错误意见和罪恶措施者，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都是被专政的对象。”。
    在东南亚的柬埔寨，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也称“红色高棉”。1975年至1979年间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后，奉行“毛主义”，仿效中共，建立极权主义的民主柬埔寨政权。在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恐怖统治赤柬时期，在柬埔寨这个只有1400多万人口的小国，估计有150万至300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处决等非正常原因。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
    1997年，柬埔寨成立审判红色高棉委员会。2003年柬政府又与联合国达成协议成立审判红色高棉的特别法庭。对其“毛主义”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尽管马克思主义给共产主义描绘出诱人的美好，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用暴力夺取政权，然后对非我者施以专政。因为专政是独裁的同义词，专政意味着一部分人对其他人的压迫，甚至于是蹂躏。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文明世界不共戴天的反动。
     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由于不能成为多数人的专政，自然就成了少数人的专政。而少数人的专政必然要借助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国家机器。所以前苏联的国家机器空前强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剥削阶级专政，成为历史上最庞大的国家机器。官吏最多，军队最多，警察最多。这样，就和巴黎公社原则倒退了一大步，与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目南辕北辙。
    斯大林的分配政策同样背离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党政官员的等级高薪制推行结果，腐蚀了战斗的共产党，自然形成了脱离人民的新阶级。加上这个阶层手中掌握一切权力，支配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这个阶级就必然成为权贵的利益集团，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而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因为他不明白，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参与，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例如公有制，如果人民群众不直接参与，没有支配权，公有制就是假的，是特权阶级所有制，这些已被共运历史所证明。因此可以说：列宁和斯大林在前苏联虽然一度成功的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历史实践证明这个大胆的的尝试基本上是失败的。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的模式，必须改变。
    前国家主席李先念是木匠出身，投身革命时曾说：“我是给旧社会打棺材的！”。然而，当“无产阶级专政”也需要装进棺材的时候，李主席显然是无能为力了！
    毛泽东在实践中并没有意识到斯大林模式存在的问题，他基本上照搬了苏联那一套。尽管也曾有过反思，但由于其未能摆脱嗜权如命、狭隘的农民领袖的局限性，最终演变为历史悲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而前苏联的解体导致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大体上被搁置。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告诉我们：下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潮将遥遥无期。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是一种设想，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尝试。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体现了人类的理智与良知，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进化。
    尽管今天仍然有学者在探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总结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大陆期盼“无产阶级专政”卷土重来者也不乏其人；但是，在共产主义价值观退潮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饱尝了“无产阶级专政”强暴苦果的中国大陆，盼其重现的图谋，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倒行逆施必然会造成社会的撕裂，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领袖人物丧失理智的个人崇拜，甚至给他们戴上造极登峰的神化光环，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和伤害，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对领袖人物正常的履职行为过度的赞扬、歌颂甚至于吹捧的同时也过度的做贱了自己，是重蹈覆辙的作孽。相反严格要求和监督他们才是最好的爱护，对其错误要敢于抵制，敢于问责，坚决的要求其纠正，这才是他们最应该需要的。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监督和敢于问责就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当今社会屡禁不绝的农民工讨薪难问题，为什么总不能彻底解决？为什么我国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是发达国家的六、七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倍多？为什么？如此落后的生产模式谈何可持续发展？说的文雅一点这叫“粗放”，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生糟”哇！
    格力电器的董明珠说的好：“发现问题，往死里整，才能有高质量的产品！”。而我们却总是碍于权利的威慑，习惯于委曲求全。动辄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都当“鼓掌俑”，那就没希望了！俗话说：优点不说没不了，缺点不说改不了。说出来他们会难堪，但是没有难堪哪能有压力，没有压力哪能有动力，实现有效的社会监督又从何谈起？没有切实的群众参与和监督，什么激发社会活力，优胜劣汰，选贤任能，都只能是空话。
    时代在进步，我们的传统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和充实。通过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思，可以使我们更达观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也是我们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必不可少的一步。
                                                                                                           

    （注1） 斯大林肃反扩大化： 也称大清洗。是指在1934年，苏联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着“间谍破坏”的怀疑、公审、关押和死刑。有人回忆说：“那时早晨去上班，就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在这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之中，使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同时也使苏联的党、政、军失去了一大批优秀骨干，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一次自我完善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