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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张义春深以为憾。现借此网站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这是占据第一位的篇章。
————赵燮雨谨启
《红学那些人》是审美视野下的红学景观，《红学那些人》的核心是对丰富复杂的红学现象进行情感化与情绪性的感性描述。我丝毫不怀疑《红学那些人》具有趣味可读等特色，但理性的缺损恐怕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其实《红学那些人》的作者张义春先生也曾经坦言，出于对审美视野的偏执，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以理性的目光进行审视。
但这一篇写毛泽东红学思想的文章却表现了理性审视的深邃与积极。张义春先生对毛泽东红学是从两点进行把握的。一、毛泽东红学是毛泽东通过红学论述构建个人政治意识与思想意识的结晶，二、毛泽东红学是毛泽东借《红楼梦》大畅胸怀的产物。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广大而深远的人物，毛泽东红学自然得到红学世界的广泛关注。可惜非常遗憾，在繁杂的论述毛泽东红学思想的文章中，客观叙述的内容汗牛充栋，而深入认识似嫌不多。
张义春先生是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表现毛泽东红学的。他行文的意向是表现毛泽东红学的至大与至伟。因为张义春先生顾虑在世俗的范畴中讨论毛泽东红学会遮蔽毛泽东红学的特殊标格，所以他对毛泽东红学的定位是龙性的红学。因为张义春先生担心以具体的学术规范论述毛泽东红学会导致把伟大的毛泽东混同于几个腐儒，所以他论述毛泽东红学放弃了所谓学术规范的视野。
张义春先生关于毛泽东红学思想的论述有许多新颖的提法，如毛泽东红学是毛泽东借红学证明自我，如毛泽东红学相当是以情感判断代替理性分析，如说毛泽东对红学有兴趣值得认识，与其说毛泽东对红学有兴趣不如说毛泽东对自己固有的思想观念更有兴趣,如毛泽东认为读《红楼梦》5遍才有发言权，是精准掩盖下的含糊-------这些提法闻所未闻。
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张义春先生认为，毛泽东极有可能存在“借红学而反红学”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红楼梦》的肯定其实是反讽。这个问题张义春先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但我们觉得还需要继续研究以期切近本质。但不管事实如何，张义春先生的这个观点是一个趣味的红学话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红学话题。倘若毛泽东真的是“借红学而反红学”，这红学研究也就太过幽默了，一部红学史也就让人哭笑不得。
————赵燮雨评论
龙性谁能驯——毛泽东
张义春
毛泽东有丰富的红学论述，毛泽东红学是龙性的红学。所谓龙性的红学，是因龙性的人格建构而有的独特红学成果。“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龙性”者，倔强不折、役使神鬼之性也。
一
理解毛泽东红学，需要从分析毛泽东红学的错误入手，这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也是笔者作为的头绪。毛泽东的红学错误，具体表现为显性、隐性两点。显性是指历史已有结论的部分，隐性是指事实上错误但目前还被作为科学的意见而肯定的部分。
（一）毛泽东红学显性的错误主要有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权威俞平伯与鼓吹《红楼梦》的主题是表现阶级斗争。
1、毛泽东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权威俞平伯在1954年。当时，李希凡、蓝翎写了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寄给《文艺报》，没有被刊用，后寄山东大学《文史哲》发表。此事引起中央领导人注意，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有文艺界负责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人民日报》作为党报刊发此类学术性较强的文章不合适，就决定由《文艺报》转载。此事引起毛泽东主席的不满，认为是不重视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并公开发表《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一文：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权威俞平伯，主要的问题在于以政治的手段处理学术问题，批评与反批评双方在权力上不对等。正因为这一点，1986年1月20日，中科院文学所在北京隆重召开“庆祝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大会”，北京各界百余名学者专家与会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俞平伯先生几十年来为发展我国文学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同时纠正了1954年对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批判。
2、毛泽东主张《红楼梦》主题是反映阶级斗争，最早出现在1962年1月30日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4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4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府，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表现阶级斗争属于错误，是文革结束以后随着中央关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矛盾的重新认识而做出的。毛泽东的这些话，危言高论、大海回风，是极左思潮的滥觞。文革期间，北京市委大批判组化名洪广思对毛泽东的谈话进行了极端的发挥引申。他们以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混淆政治与思想界限，把极左的学术思潮推向顶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全面拨乱反正，而红学拨乱反正的主旋律就是肃清洪广思的流毒。
（二）毛泽东红学隐性的错误有三点。一是评价《红楼梦》地位大而无当；一是读《红楼梦》5遍才有发言权不可理喻；一是借《红楼梦》幽默戏谑。
1、毛泽东非常看重《红楼梦》，曾经以极端的态度肯定《红楼梦》。他曾经对贺龙、徐海东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谈中国的状况时，他指出，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毛泽东以上言论的要害是极端情绪化，极端的以情感判断代替理性判断。这里毛泽东不是追求表达不违事实，而是进行激烈的抒情与宣泄，高音独唱，夸大其词，语不惊人誓不休，于无声处听惊雷。如果不读《红楼梦》，就不算中国人。中国不读《红楼梦》者也多，可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
2、毛泽东红学很富神秘色彩，典型莫过读5遍《红楼梦》才有发言权的观点。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与侯波说：“你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1955年，毛泽东问谭启龙读过几遍《红楼梦》，谭说读过一遍，毛泽东说：“读过一遍没资格参加议论，你至少要读五遍。”1959年水静对毛泽东说读过三遍《红楼梦》，毛泽东说，“读三遍不够，至少要读五遍以上。”1973年，毛泽东接见许世友，问他看没看过《红楼梦》，许世友说看过，毛泽东说：“《红楼梦》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5遍。”
对毛泽东这些观点，自然可以认为是强调多读多看。可问题是毛泽东似乎很执着于“5遍”的精准与认真，斩钉截铁，不容质疑，好像“5遍”包含着玄机，“5遍”就是觉悟与蒙昧的分水岭。这样如果笼统理解，估计违背毛泽东的原意。所以，毛泽东强调的读5遍《红楼梦》才有发言权的观点，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这个问题，你似乎不可以模糊，因为他有绝对化的认真，相反如果你拿出绝对化的认真，他则又表现绝对化的模糊。
这“5遍”所由何来，在如此精准与认真的背后有切实的分析与论证吗？如果说5遍是毛泽东自己的阅读经验，但不同人的情况不同，资质悟性基础等各有差别，所以还是不可以作为普遍适用的道理。许世友就曾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准备认真读《红楼梦》，可惜因为性格与文化基础的问题，他连读一遍都难，别说煌煌之“5便”，无奈就借吴新雷节本对付。其次即使他们的情况相同，读5遍也有个以什么样的精神去读与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读的大问题，是精读还是泛读，是观其大略还是务求精熟，如果是泛读是观其大略，即使读过5遍也容易昏昏然不知所以，如果是精读是务求精熟，可能不足5遍就有所收获。
（三）毛泽东曾经多次以《红楼梦》幽默戏谑，这些自然不必认真，因为毛泽东自己在这里就拒绝认真。
1、他曾经与他的生活秘书孟锦云漫谈《红楼梦》与《红与黑》。他说：“真是无巧不成，两个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
2、林黛玉不过一个虚构的艺术形象，在真实的生活中根本没有存在过。但在针对高岗事件的发言中，毛主席竟然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
二
毛泽东反教条，反理性，反规范，毛泽东红学缺乏审慎的分析与论证，感性的成分多，率性的成分多，毛泽东红学零散而富游击习气，简单而简洁，意气而粗线条，毛泽东红学是具体学术规范之外的泛红学形态。毛泽东红学实际与毛泽东龙性的人格建构大有关系。
毛泽东自信非常，自我饱满，自我期许极高。在毛泽东的世界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至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不在话下。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痛斥“独立王国”，追求“天下大乱”，自诩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这种主观精神的强大与膨胀，决定了他在思考问题时，过于迁就自我而缺乏审慎的基本态度。毛泽东认为《红楼梦》主题是表现阶级斗争，其实，《红楼梦》也具备反映阶级斗争的属性，只是阶级斗争远构不成《红楼梦》的主体与核心。对这一点，如果毛泽东不是过于放开怀抱任性任情，如果不是过于惟我独尊以我为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错误或在出现错误后进行自我完善，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事实不曾如此，于是一个命题就在不完善的层面上戛然而止了。
毛泽东非常钟情极端。他最具弄潮精神与巅峰情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春天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些一竿子到底的不留后路也反映在学术文化的问题上，所谓知识分子改造，所谓反右，所谓文化革命，都是如此。就毛泽东的性格而言，他关于《红楼梦》地位崇高的偏激与偏执，与“爱吃辣椒者最革命”相比，其实还温和着呢。
毛泽东是一位诗人，极具想象力与罗曼蒂克精神，心思浩茫神游万物，常处于时空倒错之宏伟壮丽之中。他可以把宋江这个虚构的古典小说形象当成近现代才有的“修正主义”者，可以把孔子作为搞复辟与倒退的假想敌批倒批臭，可以在剧场沉浸在法海阻挠白娘子、许仙成婚的愤怒中，当场站起来指责，演出结束而拒绝与法海的扮演者握手-------在相当的程度上，毛泽东精神世界有不稳定的特征。这些决定了毛泽东少理性与随意而零散的红学风格。已经有材料披露，毛泽东对红学思想的阐述往往是突如其来异想天开甚至是神出鬼没莫名其妙的，朝游北海暮苍梧，极具出人意表的魅力。这也是决定其出现错误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是党魂、军魂、民族魂，毛泽东很严肃，毛泽东很活泼，但毛泽东也最倔强。毛泽东越摧越坚，越压越硬，不听劝阻游长江、游湘江、游珠江。在重大问题上，他违心地同意别人，仅只签发林彪关于天才问题的讲话一次。他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他龙性的人格建构不仅表现在红学一隅，红学而外更摧枯拉朽。
1954年6月4日，针对王海蓉讲他们班有个学生不听话的问题，他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谁要你们星期天晚上开会嘛！”。
1968年7月28日，在招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时，他说：“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1964年8月18日，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时，他说：“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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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毛泽东红学最大的特色是不讲理，但毛泽东却最知道自己姓什么。这一点的主要表现就是“有我”。毛泽东有大量的红学论述，但是这并不表示毛泽东对《红楼梦》有兴趣；即使毛泽东真的对红学有兴趣，也不代表毛泽东对红学有感情。毛泽东确实是不懈地对《红楼梦》滔滔不绝，但这只是源于对自我思想与观念的兴趣与感情。因为对自我思想与观念有兴趣有感情才论红，毛泽东自己估计并没有意识到。
毛泽东红学论述丰富，但丰富的毛泽东红学却不是探索《红楼梦》这一客体，而是热情地借《红楼梦》证明自我，毛泽东似乎很把《红楼梦》当回事，毛泽东其实根本没有把《红楼梦》当回事。毛泽东不是周汝昌，没有做“曹雪芹旷世知音”之类的价值追求，毛泽东红学超然而潇洒，毛泽东论红多数是摆个架子虚晃一枪，多数是取些修辞之类的效果，将自己要传达的思想简单化平民化形象化。《红楼梦》客观上是什么不是什么，他也在乎也不在乎。而自己固有思想意识中的什么是与什么不是，才更为根本。对毛泽东来说，红学不过由头和引子，而核心却是说自己的话。就像中国文学传统的铺陈，就像先秦诸子著作中大量的寓言故事，从不经意处入手，在主题之外荡开一点，给主题的出现多留些地界、也让听话人预作些准备。其实，有它没它，是它非它，并不非常要紧。一言以蔽之，红学不过是毛泽东构建个人亢奋政治意识与亢奋思想意识的味精。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曾经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红楼梦》，曾经以社会批评的眼光论《红楼梦》。但不管如何，这些都是注释自己的材料。
1961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他曾明确地说：“对《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
1964年，在与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他再次强调，自己是把《红楼梦》“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1938年。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做“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时说：“《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
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他曾以《红楼梦》为例，论证“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一言以蔽之，毛泽东将《红楼梦》当成一部了解中国社会的通俗历史教科书，“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
1962年1月30日，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1934年，他与贺子珍谈论《红楼梦》时，指出该书“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里写了两派的斗争”。
1951年，在与周世钊谈话时，他又把《红楼梦》看做是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衰亡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充分肯定贾宝玉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性格。
1963年，在杭州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说：“《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此外，他多次引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说明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
四
毛泽东读红论红有一个根本点，那就是追求精神的愉悦，情感的解放。毛泽东从来不委屈自己，生杀予夺，快意人生，不白活一世。所以，毛泽东借《红楼梦》证明自我，也借《红楼梦》大畅胸怀。毛泽东是红学的狂者，也是红学的强者。毛泽东红学的“强”与“狂”主要的表现是自我的饱满与充沛。
毛泽东有王者气，举止直似雄风吹败叶。毛泽东表达红学认识自由而率性，情绪的得意与情感的惬意，是决定毛泽东说与不说以及怎么说得根本点。他确实在表达，这表达就是舒展自我，他确实在判断，这判断就是成就自我，他确实是在陈述，这陈述就是抒发自我。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毛泽东论《红楼梦》很富游击习气，毛泽东红学边缘化色彩鲜明，这充分说明，毛泽东论红不过是自我充分的派生。
毛泽东红学有时似哭，有时似叹，毛泽东红学极度沮丧，毛泽东红学极其得意。毛泽东红学似乎有一条总纲，那就是极端的情绪化情感化，有时内容极尽夸张，有时语气极致愤怒，有时感觉极为舒服。毛泽东最大的红学文章，是因李希凡、蓝翎而有的《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这是一篇什么色彩的红学文章呢。这是一篇宣泄愤怒的红学，宣泄对“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阻拦“小人物”的不满；这是一篇抒发希望的红学，希望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这是一篇表达遗憾的红学，表达对意识形态存在很大问题的作品，但至今没有受到批判-------毛泽东这封信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写信者毛泽东鲜明而生动的形象。如果不为牵强，我以为毛泽东红学可以概括为形象的红学，这形象的红学不是毛泽东揭示了所谓的红学客观形象，而是毛泽东论红成就了一个富有情绪与情感的毛泽东主观形象。所以，200多年的红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红学是毛泽东红学。
毛泽东红学是对红学价值规范的侮辱。毛泽东曾借红学而放肆，所谓不读《红楼梦》就不是中国人，盖如也；他曾借红学而幽默，所谓“我们的古人林黛玉”，就是典型；他曾经借红学而恶作剧，所谓东西方都有红学，则为证明。毛泽东很喜欢借红学而调侃，通过调侃抒发一己的得意与惬意，1949年1月4日，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的评论中写道：“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1973年7月4日，在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当听到有人说“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长工资”时，毛泽东说：“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此外毛泽东也借红学而苦口婆心，这是毛泽东论红少有的正经处。1963年5月7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他以贾府的兴衰教育广大干部，要人人为国家为集体操劳，而不要只顾自己。
毛泽东智慧非常、非常智慧，激越而审慎，审慎而激越。毛泽东红学的智慧与审慎主要在于借红学而反红学，毛泽东借红学而反红学主要表现在关于《红楼梦》地位的说明上。毛泽东最不迷信、笑傲古今，对孔夫子等一系列历史人物都是肯定、否定，以至否定大于肯定。但在《红楼梦》的评价上，毛泽东似乎一边倒。毛泽东评价《红楼梦》的地位有真诚，也有反讽。这反讽尽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论十大关系》产生于1956年。这是1954年红学大热闹与大繁荣之后的两年。毛泽东是在《论十大关系》第十部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说《红楼梦》问题的，他的本意是表达我们需要向外国学习。既然要学习外国，必须对我们的情况有一个评价，所以他说：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这里，仔细体味不难发现，“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反庄重的味道跃然纸上，这几句在行文上全属节外生枝，有这几句多了些笑料，没有这几句反而严肃。这些应该是1954年红学热之后，毛泽东对对红学逆反与腻烦的表现，其中的道理很可能像沈治钧解读的余英时致刘心武函那样，以最高规格的赞辞表达内里的不以为然。
毛泽东是一个素面朝天的大丈夫，也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政治家。毛泽东佛法广大，毛泽东思想于彼忽伏，于此忽现，参差断续，纵横出奇，令人心惊目眩。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飞抵中国，被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接待工作虽然十分周到，但也发生了一些麻烦。一天下午，基辛格的助手拿着一叠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接待组联系人员，指着封面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毛主席语录，质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别有用心”。此事有人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哈哈一笑说：“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是也整天在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这算是空对空吧。”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访华。毛泽东破例在尼克松一行到达的当天下午，于中南海会见了尼克松。谈话中，美国人又提起“放空炮”的笑话，毛主席说：“大概我这种人放空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套。”
评价毛泽东红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毛泽东丰富的红学言论，是否也如“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问题呢？我们不好判断。毛泽东不喜欢一切守成的事物。他喜欢波澜壮阔的社会大革命。梁漱溟曾经说过：“毛泽东不是一个，而是变化中的许多个”。
五
毛泽东红学是规范红学的恶梦，规范的红学也是毛泽东的恶梦。毛泽东红学是典型的六经注我，随心所欲，专犯忌讳。毛泽东红学是红学史上的唯一，更是一种身份红学。《红楼梦》问题自然是要谈的，但论红不可以偏离脚根下的大事。这一点是毛泽东区别李后主、宋徽宗等因沉溺艺术而误国的根本点。毛泽东论红极具大丈夫精神，没有负担，没有被所谓的红学问题压的喘不过气来。学问与游戏共生共存，思想因有我而茁壮成长，绝不为所谓的学问与思想而牺牲自身的健全。
毛泽东红学目中无人、独步天下，是红学史上最精彩的一叶，是力量的杰作，是梦幻的杰作，是现实的杰作，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毛泽东红学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以经济用世而为虚幻浮夸者鉴，以真诚不欺为自欺欺人者鉴，以大度豁达而为埋头枯守者鉴，以自信自负为犹豫徘徊者鉴，以自我的健全为因红学而伤损者鉴--------因为《红楼梦》有“几十条人命”，毛泽东泪雨滂沱，因为“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4回”，毛泽东忧心如焚，，毛泽东红学激情洋溢，所以感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毛泽东红学沮丧不已，所以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
认识毛泽东红学，毛泽东个人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关于《红楼梦》表现阶级斗争的论述危害最大，但毛泽东是一个在血泊中成长的政治家。在危机中重生、在变革中超越，斗争与革命是他的职业，他一生的业绩也由斗争与革命几个字写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关注《红楼梦》阶级斗争的属性并没有错。毛泽东支持李希凡、蓝翎反俞平伯，有以政治手段处理学术问题的遗憾。但毛泽东是领袖，他同情弱势的初始动机则非常必要。
毛泽东红学存在错误，但这样的错误不影响毛泽东的魅力。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作为以千年历史为行为参照物的大革命家，毛泽东的魅力在井岗举义，在四渡赤水，在持久战，在三大战役，在十次路线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一声呐喊-------
毛泽东红学存在错误，但这属于亲切的错误。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如果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切都完美无缺，不食人间烟火，不见世俗的粗俗。毛泽东很可能就远离民众，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认识毛泽东红学，毛泽东的形象魅力非常重要。毛泽东红学是有遗憾，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感到他的真实可亲，会为他的激情而迷乱，热血沸腾且心旌摇荡，在这样的状态下，所谓的不通事实与不合逻辑全部被忽略。
毛泽东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附录：
毛泽东，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
————赵燮雨谨启
《红学那些人》是审美视野下的红学景观，《红学那些人》的核心是对丰富复杂的红学现象进行情感化与情绪性的感性描述。我丝毫不怀疑《红学那些人》具有趣味可读等特色，但理性的缺损恐怕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其实《红学那些人》的作者张义春先生也曾经坦言，出于对审美视野的偏执，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以理性的目光进行审视。
但这一篇写毛泽东红学思想的文章却表现了理性审视的深邃与积极。张义春先生对毛泽东红学是从两点进行把握的。一、毛泽东红学是毛泽东通过红学论述构建个人政治意识与思想意识的结晶，二、毛泽东红学是毛泽东借《红楼梦》大畅胸怀的产物。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广大而深远的人物，毛泽东红学自然得到红学世界的广泛关注。可惜非常遗憾，在繁杂的论述毛泽东红学思想的文章中，客观叙述的内容汗牛充栋，而深入认识似嫌不多。
张义春先生是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表现毛泽东红学的。他行文的意向是表现毛泽东红学的至大与至伟。因为张义春先生顾虑在世俗的范畴中讨论毛泽东红学会遮蔽毛泽东红学的特殊标格，所以他对毛泽东红学的定位是龙性的红学。因为张义春先生担心以具体的学术规范论述毛泽东红学会导致把伟大的毛泽东混同于几个腐儒，所以他论述毛泽东红学放弃了所谓学术规范的视野。
张义春先生关于毛泽东红学思想的论述有许多新颖的提法，如毛泽东红学是毛泽东借红学证明自我，如毛泽东红学相当是以情感判断代替理性分析，如说毛泽东对红学有兴趣值得认识，与其说毛泽东对红学有兴趣不如说毛泽东对自己固有的思想观念更有兴趣,如毛泽东认为读《红楼梦》5遍才有发言权，是精准掩盖下的含糊-------这些提法闻所未闻。
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张义春先生认为，毛泽东极有可能存在“借红学而反红学”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红楼梦》的肯定其实是反讽。这个问题张义春先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但我们觉得还需要继续研究以期切近本质。但不管事实如何，张义春先生的这个观点是一个趣味的红学话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红学话题。倘若毛泽东真的是“借红学而反红学”，这红学研究也就太过幽默了，一部红学史也就让人哭笑不得。
————赵燮雨评论
龙性谁能驯——毛泽东
张义春
毛泽东有丰富的红学论述，毛泽东红学是龙性的红学。所谓龙性的红学，是因龙性的人格建构而有的独特红学成果。“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龙性”者，倔强不折、役使神鬼之性也。
一
理解毛泽东红学，需要从分析毛泽东红学的错误入手，这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也是笔者作为的头绪。毛泽东的红学错误，具体表现为显性、隐性两点。显性是指历史已有结论的部分，隐性是指事实上错误但目前还被作为科学的意见而肯定的部分。
（一）毛泽东红学显性的错误主要有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权威俞平伯与鼓吹《红楼梦》的主题是表现阶级斗争。
1、毛泽东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权威俞平伯在1954年。当时，李希凡、蓝翎写了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寄给《文艺报》，没有被刊用，后寄山东大学《文史哲》发表。此事引起中央领导人注意，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有文艺界负责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人民日报》作为党报刊发此类学术性较强的文章不合适，就决定由《文艺报》转载。此事引起毛泽东主席的不满，认为是不重视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并公开发表《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一文：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权威俞平伯，主要的问题在于以政治的手段处理学术问题，批评与反批评双方在权力上不对等。正因为这一点，1986年1月20日，中科院文学所在北京隆重召开“庆祝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大会”，北京各界百余名学者专家与会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俞平伯先生几十年来为发展我国文学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同时纠正了1954年对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批判。
2、毛泽东主张《红楼梦》主题是反映阶级斗争，最早出现在1962年1月30日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4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4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府，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表现阶级斗争属于错误，是文革结束以后随着中央关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矛盾的重新认识而做出的。毛泽东的这些话，危言高论、大海回风，是极左思潮的滥觞。文革期间，北京市委大批判组化名洪广思对毛泽东的谈话进行了极端的发挥引申。他们以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混淆政治与思想界限，把极左的学术思潮推向顶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全面拨乱反正，而红学拨乱反正的主旋律就是肃清洪广思的流毒。
（二）毛泽东红学隐性的错误有三点。一是评价《红楼梦》地位大而无当；一是读《红楼梦》5遍才有发言权不可理喻；一是借《红楼梦》幽默戏谑。
1、毛泽东非常看重《红楼梦》，曾经以极端的态度肯定《红楼梦》。他曾经对贺龙、徐海东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谈中国的状况时，他指出，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毛泽东以上言论的要害是极端情绪化，极端的以情感判断代替理性判断。这里毛泽东不是追求表达不违事实，而是进行激烈的抒情与宣泄，高音独唱，夸大其词，语不惊人誓不休，于无声处听惊雷。如果不读《红楼梦》，就不算中国人。中国不读《红楼梦》者也多，可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
2、毛泽东红学很富神秘色彩，典型莫过读5遍《红楼梦》才有发言权的观点。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与侯波说：“你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1955年，毛泽东问谭启龙读过几遍《红楼梦》，谭说读过一遍，毛泽东说：“读过一遍没资格参加议论，你至少要读五遍。”1959年水静对毛泽东说读过三遍《红楼梦》，毛泽东说，“读三遍不够，至少要读五遍以上。”1973年，毛泽东接见许世友，问他看没看过《红楼梦》，许世友说看过，毛泽东说：“《红楼梦》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5遍。”
对毛泽东这些观点，自然可以认为是强调多读多看。可问题是毛泽东似乎很执着于“5遍”的精准与认真，斩钉截铁，不容质疑，好像“5遍”包含着玄机，“5遍”就是觉悟与蒙昧的分水岭。这样如果笼统理解，估计违背毛泽东的原意。所以，毛泽东强调的读5遍《红楼梦》才有发言权的观点，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这个问题，你似乎不可以模糊，因为他有绝对化的认真，相反如果你拿出绝对化的认真，他则又表现绝对化的模糊。
这“5遍”所由何来，在如此精准与认真的背后有切实的分析与论证吗？如果说5遍是毛泽东自己的阅读经验，但不同人的情况不同，资质悟性基础等各有差别，所以还是不可以作为普遍适用的道理。许世友就曾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准备认真读《红楼梦》，可惜因为性格与文化基础的问题，他连读一遍都难，别说煌煌之“5便”，无奈就借吴新雷节本对付。其次即使他们的情况相同，读5遍也有个以什么样的精神去读与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读的大问题，是精读还是泛读，是观其大略还是务求精熟，如果是泛读是观其大略，即使读过5遍也容易昏昏然不知所以，如果是精读是务求精熟，可能不足5遍就有所收获。
（三）毛泽东曾经多次以《红楼梦》幽默戏谑，这些自然不必认真，因为毛泽东自己在这里就拒绝认真。
1、他曾经与他的生活秘书孟锦云漫谈《红楼梦》与《红与黑》。他说：“真是无巧不成，两个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
2、林黛玉不过一个虚构的艺术形象，在真实的生活中根本没有存在过。但在针对高岗事件的发言中，毛主席竟然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
二
毛泽东反教条，反理性，反规范，毛泽东红学缺乏审慎的分析与论证，感性的成分多，率性的成分多，毛泽东红学零散而富游击习气，简单而简洁，意气而粗线条，毛泽东红学是具体学术规范之外的泛红学形态。毛泽东红学实际与毛泽东龙性的人格建构大有关系。
毛泽东自信非常，自我饱满，自我期许极高。在毛泽东的世界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至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不在话下。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痛斥“独立王国”，追求“天下大乱”，自诩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这种主观精神的强大与膨胀，决定了他在思考问题时，过于迁就自我而缺乏审慎的基本态度。毛泽东认为《红楼梦》主题是表现阶级斗争，其实，《红楼梦》也具备反映阶级斗争的属性，只是阶级斗争远构不成《红楼梦》的主体与核心。对这一点，如果毛泽东不是过于放开怀抱任性任情，如果不是过于惟我独尊以我为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错误或在出现错误后进行自我完善，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事实不曾如此，于是一个命题就在不完善的层面上戛然而止了。
毛泽东非常钟情极端。他最具弄潮精神与巅峰情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春天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些一竿子到底的不留后路也反映在学术文化的问题上，所谓知识分子改造，所谓反右，所谓文化革命，都是如此。就毛泽东的性格而言，他关于《红楼梦》地位崇高的偏激与偏执，与“爱吃辣椒者最革命”相比，其实还温和着呢。
毛泽东是一位诗人，极具想象力与罗曼蒂克精神，心思浩茫神游万物，常处于时空倒错之宏伟壮丽之中。他可以把宋江这个虚构的古典小说形象当成近现代才有的“修正主义”者，可以把孔子作为搞复辟与倒退的假想敌批倒批臭，可以在剧场沉浸在法海阻挠白娘子、许仙成婚的愤怒中，当场站起来指责，演出结束而拒绝与法海的扮演者握手-------在相当的程度上，毛泽东精神世界有不稳定的特征。这些决定了毛泽东少理性与随意而零散的红学风格。已经有材料披露，毛泽东对红学思想的阐述往往是突如其来异想天开甚至是神出鬼没莫名其妙的，朝游北海暮苍梧，极具出人意表的魅力。这也是决定其出现错误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是党魂、军魂、民族魂，毛泽东很严肃，毛泽东很活泼，但毛泽东也最倔强。毛泽东越摧越坚，越压越硬，不听劝阻游长江、游湘江、游珠江。在重大问题上，他违心地同意别人，仅只签发林彪关于天才问题的讲话一次。他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他龙性的人格建构不仅表现在红学一隅，红学而外更摧枯拉朽。
1954年6月4日，针对王海蓉讲他们班有个学生不听话的问题，他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谁要你们星期天晚上开会嘛！”。
1968年7月28日，在招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时，他说：“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1964年8月18日，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时，他说：“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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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毛泽东红学最大的特色是不讲理，但毛泽东却最知道自己姓什么。这一点的主要表现就是“有我”。毛泽东有大量的红学论述，但是这并不表示毛泽东对《红楼梦》有兴趣；即使毛泽东真的对红学有兴趣，也不代表毛泽东对红学有感情。毛泽东确实是不懈地对《红楼梦》滔滔不绝，但这只是源于对自我思想与观念的兴趣与感情。因为对自我思想与观念有兴趣有感情才论红，毛泽东自己估计并没有意识到。
毛泽东红学论述丰富，但丰富的毛泽东红学却不是探索《红楼梦》这一客体，而是热情地借《红楼梦》证明自我，毛泽东似乎很把《红楼梦》当回事，毛泽东其实根本没有把《红楼梦》当回事。毛泽东不是周汝昌，没有做“曹雪芹旷世知音”之类的价值追求，毛泽东红学超然而潇洒，毛泽东论红多数是摆个架子虚晃一枪，多数是取些修辞之类的效果，将自己要传达的思想简单化平民化形象化。《红楼梦》客观上是什么不是什么，他也在乎也不在乎。而自己固有思想意识中的什么是与什么不是，才更为根本。对毛泽东来说，红学不过由头和引子，而核心却是说自己的话。就像中国文学传统的铺陈，就像先秦诸子著作中大量的寓言故事，从不经意处入手，在主题之外荡开一点，给主题的出现多留些地界、也让听话人预作些准备。其实，有它没它，是它非它，并不非常要紧。一言以蔽之，红学不过是毛泽东构建个人亢奋政治意识与亢奋思想意识的味精。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曾经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红楼梦》，曾经以社会批评的眼光论《红楼梦》。但不管如何，这些都是注释自己的材料。
1961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他曾明确地说：“对《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
1964年，在与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他再次强调，自己是把《红楼梦》“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1938年。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做“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时说：“《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
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他曾以《红楼梦》为例，论证“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一言以蔽之，毛泽东将《红楼梦》当成一部了解中国社会的通俗历史教科书，“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
1962年1月30日，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1934年，他与贺子珍谈论《红楼梦》时，指出该书“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里写了两派的斗争”。
1951年，在与周世钊谈话时，他又把《红楼梦》看做是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衰亡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充分肯定贾宝玉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性格。
1963年，在杭州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说：“《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此外，他多次引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说明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
四
毛泽东读红论红有一个根本点，那就是追求精神的愉悦，情感的解放。毛泽东从来不委屈自己，生杀予夺，快意人生，不白活一世。所以，毛泽东借《红楼梦》证明自我，也借《红楼梦》大畅胸怀。毛泽东是红学的狂者，也是红学的强者。毛泽东红学的“强”与“狂”主要的表现是自我的饱满与充沛。
毛泽东有王者气，举止直似雄风吹败叶。毛泽东表达红学认识自由而率性，情绪的得意与情感的惬意，是决定毛泽东说与不说以及怎么说得根本点。他确实在表达，这表达就是舒展自我，他确实在判断，这判断就是成就自我，他确实是在陈述，这陈述就是抒发自我。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毛泽东论《红楼梦》很富游击习气，毛泽东红学边缘化色彩鲜明，这充分说明，毛泽东论红不过是自我充分的派生。
毛泽东红学有时似哭，有时似叹，毛泽东红学极度沮丧，毛泽东红学极其得意。毛泽东红学似乎有一条总纲，那就是极端的情绪化情感化，有时内容极尽夸张，有时语气极致愤怒，有时感觉极为舒服。毛泽东最大的红学文章，是因李希凡、蓝翎而有的《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这是一篇什么色彩的红学文章呢。这是一篇宣泄愤怒的红学，宣泄对“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阻拦“小人物”的不满；这是一篇抒发希望的红学，希望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这是一篇表达遗憾的红学，表达对意识形态存在很大问题的作品，但至今没有受到批判-------毛泽东这封信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写信者毛泽东鲜明而生动的形象。如果不为牵强，我以为毛泽东红学可以概括为形象的红学，这形象的红学不是毛泽东揭示了所谓的红学客观形象，而是毛泽东论红成就了一个富有情绪与情感的毛泽东主观形象。所以，200多年的红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红学是毛泽东红学。
毛泽东红学是对红学价值规范的侮辱。毛泽东曾借红学而放肆，所谓不读《红楼梦》就不是中国人，盖如也；他曾借红学而幽默，所谓“我们的古人林黛玉”，就是典型；他曾经借红学而恶作剧，所谓东西方都有红学，则为证明。毛泽东很喜欢借红学而调侃，通过调侃抒发一己的得意与惬意，1949年1月4日，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的评论中写道：“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1973年7月4日，在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当听到有人说“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长工资”时，毛泽东说：“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此外毛泽东也借红学而苦口婆心，这是毛泽东论红少有的正经处。1963年5月7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他以贾府的兴衰教育广大干部，要人人为国家为集体操劳，而不要只顾自己。
毛泽东智慧非常、非常智慧，激越而审慎，审慎而激越。毛泽东红学的智慧与审慎主要在于借红学而反红学，毛泽东借红学而反红学主要表现在关于《红楼梦》地位的说明上。毛泽东最不迷信、笑傲古今，对孔夫子等一系列历史人物都是肯定、否定，以至否定大于肯定。但在《红楼梦》的评价上，毛泽东似乎一边倒。毛泽东评价《红楼梦》的地位有真诚，也有反讽。这反讽尽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论十大关系》产生于1956年。这是1954年红学大热闹与大繁荣之后的两年。毛泽东是在《论十大关系》第十部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说《红楼梦》问题的，他的本意是表达我们需要向外国学习。既然要学习外国，必须对我们的情况有一个评价，所以他说：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这里，仔细体味不难发现，“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反庄重的味道跃然纸上，这几句在行文上全属节外生枝，有这几句多了些笑料，没有这几句反而严肃。这些应该是1954年红学热之后，毛泽东对对红学逆反与腻烦的表现，其中的道理很可能像沈治钧解读的余英时致刘心武函那样，以最高规格的赞辞表达内里的不以为然。
毛泽东是一个素面朝天的大丈夫，也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政治家。毛泽东佛法广大，毛泽东思想于彼忽伏，于此忽现，参差断续，纵横出奇，令人心惊目眩。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飞抵中国，被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接待工作虽然十分周到，但也发生了一些麻烦。一天下午，基辛格的助手拿着一叠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接待组联系人员，指着封面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毛主席语录，质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别有用心”。此事有人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哈哈一笑说：“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是也整天在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这算是空对空吧。”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访华。毛泽东破例在尼克松一行到达的当天下午，于中南海会见了尼克松。谈话中，美国人又提起“放空炮”的笑话，毛主席说：“大概我这种人放空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套。”
评价毛泽东红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毛泽东丰富的红学言论，是否也如“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问题呢？我们不好判断。毛泽东不喜欢一切守成的事物。他喜欢波澜壮阔的社会大革命。梁漱溟曾经说过：“毛泽东不是一个，而是变化中的许多个”。
五
毛泽东红学是规范红学的恶梦，规范的红学也是毛泽东的恶梦。毛泽东红学是典型的六经注我，随心所欲，专犯忌讳。毛泽东红学是红学史上的唯一，更是一种身份红学。《红楼梦》问题自然是要谈的，但论红不可以偏离脚根下的大事。这一点是毛泽东区别李后主、宋徽宗等因沉溺艺术而误国的根本点。毛泽东论红极具大丈夫精神，没有负担，没有被所谓的红学问题压的喘不过气来。学问与游戏共生共存，思想因有我而茁壮成长，绝不为所谓的学问与思想而牺牲自身的健全。
毛泽东红学目中无人、独步天下，是红学史上最精彩的一叶，是力量的杰作，是梦幻的杰作，是现实的杰作，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毛泽东红学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以经济用世而为虚幻浮夸者鉴，以真诚不欺为自欺欺人者鉴，以大度豁达而为埋头枯守者鉴，以自信自负为犹豫徘徊者鉴，以自我的健全为因红学而伤损者鉴--------因为《红楼梦》有“几十条人命”，毛泽东泪雨滂沱，因为“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4回”，毛泽东忧心如焚，，毛泽东红学激情洋溢，所以感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毛泽东红学沮丧不已，所以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
认识毛泽东红学，毛泽东个人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关于《红楼梦》表现阶级斗争的论述危害最大，但毛泽东是一个在血泊中成长的政治家。在危机中重生、在变革中超越，斗争与革命是他的职业，他一生的业绩也由斗争与革命几个字写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关注《红楼梦》阶级斗争的属性并没有错。毛泽东支持李希凡、蓝翎反俞平伯，有以政治手段处理学术问题的遗憾。但毛泽东是领袖，他同情弱势的初始动机则非常必要。
毛泽东红学存在错误，但这样的错误不影响毛泽东的魅力。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作为以千年历史为行为参照物的大革命家，毛泽东的魅力在井岗举义，在四渡赤水，在持久战，在三大战役，在十次路线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一声呐喊-------
毛泽东红学存在错误，但这属于亲切的错误。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如果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切都完美无缺，不食人间烟火，不见世俗的粗俗。毛泽东很可能就远离民众，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认识毛泽东红学，毛泽东的形象魅力非常重要。毛泽东红学是有遗憾，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感到他的真实可亲，会为他的激情而迷乱，热血沸腾且心旌摇荡，在这样的状态下，所谓的不通事实与不合逻辑全部被忽略。
毛泽东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附录：
毛泽东，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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