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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完整展示之四：壮心未与年俱老——冯其庸

作者：量子在于 2017-9-11 21:22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俚曲乱弹|通用分类:文史杂谈

关键词：张义春

《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红学那些人》写冯其庸很成功，因为他确实写出了我印象中的冯其庸——霸气非常，力道非常。我曾经说过，张义春先生为冯其庸画像，传神之极，入木三分。
这一篇文章其实分为两部分，一是写冯其庸的红学成就，一是写冯其庸的性格种种。张义春先生写冯其庸的红学成就基本依照冯其庸自己的介绍，不同仅只进行了情感与情绪上的渲染。如：
   “冯其庸因出版《论庚辰本》而风光无限，《论庚辰本》未正式出版，冯其庸已无限风光。冯其庸的工作一结束，他的好朋友——香港《大公报》记者陈凡就找上门来，要把他的文章拿去在《大公报》上连载。此文从开始到发完，持续一月之久。当时改革开放不久，香港学界对大陆学术很鄙视，觉得大陆学者全部的本领也就是政治上跟风附会，现在见这个叫冯其庸的耍着真功夫，走着正路数，一招一式非常雄壮，他们先是心惊，后是胆颤，并望着身后广阔的大陆感叹说：‘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歌颂冯其庸者伙，但诸多笔墨无出以上之右。
   张义春先生写冯其庸依旧发挥了善于对比的特长，在周汝昌与吴世昌部分，张义春先生是扬周而贬吴，而在这一篇，则一变而位扬冯而贬周。《红学那些人》发表后，冯其庸没有表示意见。但我估计冯其庸对张义春先生的部分描写是感到受用的，特别是他与周汝昌对比的部分。周汝昌与冯其庸放在一起，周汝昌英雄气就顿时不复存在。因为周汝昌的英雄气不复存在，反衬冯其庸红学强人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但《红学那些人》给冯其庸的也不全是受用，因为这一篇渲染了冯其庸霸道的性格以及他曾经在政治上不愿让人提及的内容。
   所以对冯其庸来说，《红学那些人》是一部让其哭笑不得的著作。
这一篇仍然存在虚写笔墨，但多数可以核之以理。这一篇主要写周汝昌与冯其庸关系的紧张，或有读者以为张义春渲染太过。其实红学人物间矛盾的激烈实非局外人可以想象。此篇文章说：“周汝昌极仇恨冯其庸，以至与严中等通信不愿呼其名而以“二马”代之。“二马”者，“冯”字之代称也。”-------此类内容不是凭空杜撰，严中编《红学两地书》多有披露。
                                          ————赵燮雨评论

壮心未与年俱老——冯其庸

冯其庸之轮廓酷似启功——面微圆、少棱角；然眼角偶露杀气，令人不寒而栗。
冯其庸少年老成，识高低、善应对，喜旁敲侧击，发言吐气有藏有露，富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冯其庸关键时刻有主意，每临大事有静气，“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不说狠话，不做软事，山崩于前地裂于后而面不改色。冯其庸已臻神人之化境——不行而知，不见而明，无欣欣、无畏惧，遇顺境，处之淡然，遇逆境，处之泰然；厚重的镜片后，低垂的眼帘掩盖了眸子，说话不慌不忙，慢声细语，言语不多道理深，态度不卑又不亢。冯其庸属大器晚成型，性格有超人的稳定性，一旦下赌注，就有把握赢。
一、家世与气象。
冯其庸江苏无锡前洲镇人，祖上殷实富有，后父亲冯祖懋嗜鸦片荡尽家产，故冯其庸少年时家贫。冯其庸少年时不惟鱼肉无望，粥饭尚且艰难，荒时暴月，无米为炊，每到秋冬，多以南瓜养命。祖母、母亲、大嫂常面对空锅哭泣。冯其庸现张家湾住所名曰“瓜饭楼”，案头喜放南瓜，或朱红，或灰绿，以示不忘根本也。
冯其庸曾动情地回忆说，“我小学每个学期的学费是两块银元，母亲每次都要为了两块银元发愁，有时候偷偷哭，因为无处筹措。我那时不懂事，每次跟母亲讲，老师又催学费了，她总是说过几天就给你缴，实际上是毫无办法。最后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块钱、两块钱，我高高兴兴拿去交了，其实母亲花了不少心血”。对少年种种，直至晚年冯其庸仍为之辛酸而感慨，并曾作七言一首以抒情：
老去种瓜只是痴，枝枝叶叶尽相思。
瓜红叶老人何在？六十年前乞食时。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冯其庸十龄即下地耕作，前后历十数年，田间农事，无一不能，无一不精。以至双手结茧不能舒展屈伸，左手指及手背，刀痕累累，稼穑所留印记也。冯其庸人模人样自建国初始。1949年5月冯其庸任职苏南行署，开始受享皇粮；此后则借光荣的人民教师出人头地。1950年任教无锡市第一女中，1954年调中国人民大学，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
改革开放后，冯其庸一时登峰造极，红遍五洲四海大洋两岸。1980年、1981－1982年，两度赴美讲学。获富布赖特基金会荣誉学术证状。1984年12月，受国务院、外交部、文化部委派，赴前苏联鉴定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达成两国联合出书协议。并访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作学术讲演，均获好评。1986年调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副院长。1996年应邀访德国、法国，并考察两国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8年5月25日至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冯其庸书画展”。
冯其庸擅书法擅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冯其庸绘画为国内外推重，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心到笔随，以意取胜，笔简而意不简，多给人宁静感。冯其庸自幼嗜书画金石，家贫无册书，皆假之他人以读。读高一时，邂逅画家诸健秋，极称之。冯其庸书法先学《九成宫》、《虞恭公》、《化度寺》，复及《泉南生墓志》，后复临汉隶及《石鼓》，更后习行草。
冯其庸是格律诗创作大家。冯其庸曾就读无锡工专，工专张潮象先生曾组织“湖山诗社”，听闻冯其庸热衷诗词，便招呼参加。冯其庸自觉不够格，说：“我还不懂得如何作诗，恐怕不适宜参加。”张潮象讲：“不管你参加得了参加不了，你先写一首诗给我看看。”冯其庸应命，遂以东林书院曾经兴旺显赫而今冷落衰败为题，句秀骨秀，吟成四句：
               东林剩有草纵横，海内何人续旧盟。
               今日湖山重结社，振兴绝学仗先生。
张潮象看罢，一拍桌子，大呼：“好！好！”且在诗稿上批曰：“清快，有诗才。”
冯其庸交游虽多、知心却少——他过于庄重，容易令人敬畏，不易让人亲近。过于智慧，以至面对他太伤脑筋；过于平淡，让人因难以感受趣味而敬而远之。冯其庸更好专制好独裁好刑名之学，曾经对正统红学而外的门派进行过冷酷的打击，顺顺逆逆，杀人无算，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是伟大的权力红学的缔造者。在主持中国红学会的日子里，冯其庸用法峻急，有犯必戮，凭借特殊的话语权，借助组织的名义对杨向奎、欧阳健等进行过严酷的虐杀，开创了以组织和学术运作红学的双重体制。冯其庸大独裁更大妩媚，有霹雳手段，也有菩萨心肠。曾经对杨光汉、邓遂夫等谦和体谅给予支持，曾经身体力行为红学的繁荣做出过贡献。
冯其庸渴望对手、蔑视对手，因对手的存在建立人生自信，通过与对手的博弈走向人生颠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他完全清楚曲沐的观点是针对自己的，但在1997年北京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仍鼓励曲沐“大胆发言”；他主北京通县张家湾曹雪芹墓石不伪，也因此而在当地享有宏大别墅，但也敢于把曹雪芹墓石论争之不同观点编作一集，是朋友是敌人一概都发稿费；他曾经看不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红学三巨头——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嘲笑他们合著的《红楼梦论丛》，还不够自己著作的零头！
二、周汝昌视角下的冯其庸。
周汝昌即之也温，冯其庸望之俨然；周汝昌笑容可掬，冯其庸坚决不笑；周汝昌喜欢望着天上的云遐思；冯其庸则只关心地上的事-------请原谅我落笔的不伦不类吧！周汝昌、冯其庸极具对比色彩，通过对比他们的精神方呼之欲出。
周汝昌、冯其庸势不两立，周汝昌、冯其庸的人事关系极富戏剧性。周汝昌极仇恨冯其庸，以至与严中等通信不愿呼其名而以“二马”代之。“二马”者，“冯”字之代称也。
周汝昌、冯其庸不是冤家不聚头。冯其庸治红学可谓晚矣，冯其庸之红学事业白纸一张不足挂齿时，周汝昌、冯其庸也天隔一方，井水河水两不相犯，可冯其庸红学事业大成气候足以抗衡周汝昌时，周汝昌、冯其庸的人事关系竟鬼使神差一般，都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这个狭小地方。
周汝昌独据红学最高峰，红学最高峰是周汝昌的领地。多年来，周汝昌如老虎一样在领地的四周撒上腥臊而浑浊的尿液，并以此为警戒划出一个独立的世界。现在冯其庸蓦然出现在这个领地中，周汝昌顿时就不自在。特别是面对冯其庸有时昂昂烈烈有时阴晴不定，周汝昌就情不自禁地发抖，身上经常一阵冷似一阵。在面对冯其庸的日子里，周汝昌多次发现冯其庸被人围拢着，这些围拢他的人带着无限的敬意听他说些其实并不重要其实并不经典的话，多次发现有年轻人远远地看着冯其庸而窃窃私语，他们很想过去与冯其庸套个近乎可忸怩着最后也没有走过去。这个大号叫冯其庸的简直牛气哄哄不可一世。在面对冯其庸的日子里，周汝昌对这个冯其庸忍无可忍，也几次准备使出平身的手段，与冯其庸这个家伙较量一回，让他夹起尾巴，让他远离自己的视线。可惜这样的念头总在是否有胜算的计较中粉碎。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周汝昌最后也下不了出击冯其庸的决心，相反却被一种欲罢不能的尴尬弄的身心疲敝。
终于有一天，借院领导李希凡看他的机会，周汝昌坚决要求离开冯其庸。于是周汝昌的人事关系就转到——艺术研究院办公室。周汝昌是最应该在《红楼梦》研究所的老大，艺术研究院办公室与周汝昌身份大不相宜，可惜因有惧怕冯其庸这一节，周汝昌之万金之躯，却在杂役之人中苟且。多年的日积月累，周汝昌藏有丰富的红学书籍，其中也包括冯其庸的几本。在人事关系转到艺术研究院办公室的那一天下午，周汝昌费力地把版权页上印有冯其庸三个字的书找出来，看看四下寂静无人，在上面吐了几口唾沫，随后就扔向废纸篓中。
   冯其庸英雄了得，极有道术，本领深不可测。他聪明不亚周汝昌，实力不让周汝昌，且比周汝昌算得到，把得牢，做得彻。
上世纪六十年代冯其庸已牛气非常。他曾主编《历代文选》，此书一出即风行海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向他索书，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号召高级干部都来读他的书，《历代文选》也就成为毛泽东向全党推荐的第一本新中国领导干部文化读本。文革中，毛泽东点名芦荻做侍读，也源于芦荻作为该书编者之一而有的印象。冯其庸曾写一剧评《三看二度梅》，文章寄《戏剧报》未发之际，编辑就把其神妙传出，说用冯其庸的文章一比较，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戏曲评论家简直就是浪得虚名。戏剧界领导田汉开始还不相信冯其庸有如此手段，读过冯其庸的文章后就被感动得不知所以，以至掏腰包请冯其庸大吃一顿。冯其庸曾应中央宣传部之约，在《新建设》发表三万字的锦绣文章——《彻底批判封建道德》，这个文章表达方法别出心裁善于选择说话的角度，毛泽东读后大为称美，曾指示康生在组织中苏论战时认真仿照。康生读过这个文章后，曾加以批注。
康生因此一见冯其庸便有不舍之意。他说冯其庸真是好样的，想不到还这样年轻，比自己的儿子张子石还小8岁；他强烈要求冯其庸调自己手下，说自己那里太需要像冯其庸这样的，冯其庸到自己那里能够发挥更大的才干；他说他知道冯其庸丹青了得，要求冯其庸给他作画，自己还答应给冯其庸写字。康生与冯其庸见面的那一次，康生一反常态地讲了许多。分别时还给冯其庸电话号码两个，一个通康生办公室，一个通康生府上，且吩咐说：“有事随时找我。”
1、不同起点上的终极大体等量齐观。
冯其庸小周汝昌六岁，在同龄与不同龄之间，但周汝昌是青春得意，而冯其庸则老来发达。
周汝昌之红学事业始于1947年燕京读书期间，当时周汝昌29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甫一出手就是根据新发现之《懋斋诗钞》重新考证曹雪芹卒年的大举措。1953年，35岁的周汝昌因出版《红楼梦新证》而赫然成为一大家时，29岁的冯其庸连红学爱好者也不够。直到1954年批评俞平伯，受风气的影响，冯其庸才开始正式读《红楼梦》，但读罢仍马马虎虎，没有特别体会。
1973年8月，随着极左评红热的兴起，北京市委宣传部调冯其庸至评论《红楼梦》写作组，在香山宏光寺以阶级斗争说论红，冯其庸才正式以红学为事业。1974年，已经50岁的冯其庸在《文物》第九期，发表第一篇有考据意味的作品——《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他在纯学术的意义上的本领才开始为人重视。
从1975年开始，冯其庸抖擞一把老骨头，主持新校《红楼梦》，红学生命日渐活跃，而此时周汝昌则陶醉于功成名就的自大中。《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周汝昌已经把所有的红学做完了，周汝昌即使可以继续做些红学事业，也不过诸如曹雪芹佚诗等恶作剧了。这充其量也就红学佳话，绝不是积极意义上的建树。特别是在新时期以来，冯其庸一路冲杀，穷形尽相，要么不做，做就做绝，以至被誉为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此时走在前面的周汝昌已从容不得。既生瑜、何生亮？周汝昌一边嗟叹，一边泪落如雨。
2、纯粹的书生本色与披着一领青衿的政治爱好者。
周汝昌政治行状犹如白纸一张。他一生被人领导，一生未混个领导，即使在社会团体中，也不过顾问之流虚衔，姿态意义强于实践操作。周汝昌故去后，中国艺术研究院送来周汝昌去世讣告、生平及治丧委员会名单，请家属过目。女儿周伦玲提笔将名字前一长串社会兼职划掉，仅保留“著名学者、著名红学家”两项。而冯其庸则着实掌过几个印把子。不仅有与工资福利挂钩的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其余的职位更是花色百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汉画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
周汝昌有无政治热情难考实，而冯其庸却善于政治长于政治。他一生以学者定位，实在是可惜了作为政治家的才气和灵性。
冯其庸从不愿意让别人能猜测出他心里正想些什么，冯其庸事实上做的什么与内心世界坚守的什么大不相同。冯其庸本来反感文革，抵触文革。听说刘少奇冤死，他半夜披衣独坐，画葡萄一幅，上题陆游诗两句：“刘琨死后无奇事，独对荒鸡泪满衣”。上句隐“刘少奇”三字，下句改陆游诗之“听”为对，用“荒鸡”隐四人帮倒行逆施。之后邓小平被批评，他又画泼墨葡萄一幅，上题两句：“莫嫌老藤多枯枝，独有明珠叶底藏”。 “老藤”隐老邓，“明珠叶底藏”隐传说中的叶剑英保邓小平。
但面对文革严酷的环境，冯其庸则与时俱进，阴阳并修，包裹起个人真实的立场，以一只违心的笔指导天下苍生。他曾经是北京市革委会的理论写作班子“洪广思”的成员。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讴歌，为永葆无产阶级红色江山不变颜色而战斗，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而挥洒。专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黑帮”。
在《红楼梦》研究上，按钦定的范围与暗示，联系当时的“斗争实际”，冯其庸个人先于《北京日报》发表《〈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次年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册子《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此两部作品曾左右当时《红楼梦》研究导向，为“左”的路线推波助澜，现在读来，让人仍冒冷汗。
3、随意、苟且与执着、扬厉。
   周汝昌是通达权变之人，随物赋形颇得道学的机趣。他该认真也认真，不该认真则坚决不认真。因为也认真也不认真，周汝昌红学还被梅节讥笑为“龙门红学”。周汝昌对曹雪芹认真，曾经认真考证出曹雪芹诞辰在阴历芒种——4月26日，且每年不忘认真纪念，却不知自家儿女生在何时，因为对自己儿女坚决不认真，自己的儿女就对他抱怨。周汝昌书法造诣之高让鄂力惊叹不已，鄂力就认真对待周汝昌书法，几次提出给他办书展，谁知周汝昌坚决拒绝了鄂力的认真，理由是“写过不少字都送朋友了，办什么展览啊，朋友喜欢就拿去。”
周汝昌自己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散漫的人，生活没什么规律，年老了更是随弯就弯。”“我对《红楼梦》并不像有人一读就是十几遍。我并不迷恋《红楼梦》，而是随手翻开一读就放不下，多是零碎阅读，真正通读只有二三遍。这个过程中，除了有自己的心得，有一些俗说法也会影响我，说一句绝不是谦虚客气的话，许多地方到现在我并没真读懂。”-------
冯其庸是坚定执着之人，浑身散发着坚硬的凉意。他该认真自然认真，不该认真仍然认真。他是彻头彻尾事业狂人，一生目标，就是夺得“天下武功第一”的名衔；他从来不说废话，一旦说了什么，结果就必须是什么；他志在必得一往无前，不达目的不罢休，达到目的仍不罢休。他挑战着，快乐着，享受生活不想死，热爱生活不怕死。
冯其庸不习惯让自己闲下来。他少读玄奘传，遂仰之为师，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为赶写《历代文选》序言，他搏命闯关，曾深夜晕倒在椅子上，半天不省人事，醒过后则依然如故。他四十岁始研红学，因红学而得阅沧桑无数，但历尽风雨痴心不改。从六十四岁开始，他霜毫一掷走天涯，沿玄奘取经的路线，六去甘肃、七去新彊，七十五岁高龄登上五千米的红其拉甫口岸和明铁盖达板，读书，读人，读自然。非常之景，对非常之人，越是人迹罕至之境，越能激发他的豪情！他酒量颇豪，在大漠，一次喝下白酒一斤，酒醉后狂毫挥笔，诗势弘宏，中国文化脉管里自来流淌着两种液体—诗和泪，在他那里，一变而为豪情与意气霸气。有其诗为证：
七上昆仑亦壮哉，万山重叠雪莲开。
夕阳西下胭脂色，爽气东来白玉堆。
肃立千峰韩帅阵，奔腾万马奚官台。
问君曾到西天否？紫岫青峦逐眼来。
—81岁七上昆仑题画诗
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
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
—看古龟兹国风光作
浊浪排天君莫怕，老夫见惯海潮生。
与生俱来人中首，唯吾与天齐同寿。
—为三月河《自画像诗》寄句
风雨相催八十年，艰难苦厄到华巅。
平生事业诗书画，一部红楼识大千。
七上昆仑情未了，三进大漠意弥坚。
何时重踏西征路，朔雪严冰也枉然。
—因纪峰作“冯其庸先生青铜像”抒情
老夫八十尚孩童，西抹东涂太匆匆。
梨枣已灾三万牍，桑皮又破九千重。
山高水阔欺毫素，姹紫嫣红愧化工。
老去犹无知过意，意开画展绐痴矇。”
——《八四画展自嘲》
人到黄龙已是仙，劝君饱喝黄龙泉。
我生到此应知福，李杜苏黄让我先。
——游四川黄龙寺
1963年困难时期，冯其庸衣锦还乡看望老母。此时他已经习惯了北京的舒服生活，渐渐不记得家乡曾经的寒苦，蓦然接触乡间情况，觉得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回北京后，感慨系之作《回乡见闻》一个，其中描述家乡的苦难让人触目惊心。因当时党鼓励讲真话，冯其庸就将这个文章上交，以示对组织坦诚。文革开始后，此文成三反罪证，冯其庸因此多次被批斗。当时一代文人有厄，作家老舍自杀，《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陈笑语自杀，冯其庸早年同学自杀--------但冯其庸下定决心就不自杀。他曾经被批斗，台下口号声震耳欲聋，他在台上却默吟自己的诗作构思自己的诗作，在默吟与构思中神游物外。
他想到现在仍有朋友关心他，于是就有以下几句：
漫天风雨读楚辞，正是众芳摇落时。
晚节莫嫌黄菊瘦，天南尚有故人思。
他想到有人批判他的文章是毒草，于是以苏轼乌台诗案自况，写出几下几句：
千古文章定有知，乌台今日已无诗。
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
三、好学的典范。
冯其庸是最好学的红学家。翰墨结缘雅，诗书养气深，终生与文为伴，长年累月，孜孜不倦，他说：“我的生活就是读书。读书是自我造就、自我成才的唯一道路”；他说，“如果能加我一倍年寿的话，我一定从现在开始再从头学起，以前学的，实在太少太浅了！我感到中国的学问实在太深太广了，如果真的让我再从头学起的话，现在我可能知道该如何学习了！”
少年时，冯其庸家贫，可他无限迷恋读书。举凡《三国演义》、《水浒》、《西厢记》等，许多段落，许多人物对答，许多回目，至今仍可琅琅背诵。后借到《古诗源》一册，虽然破烂不堪，连封皮都没有，他又为《古诗十九首》的情调吸引，虽然半懂不懂，粗枝大叶方才讲得明白，但觉得意味醇厚缠绵，可以味之又味。小学五年级，抗战爆发，冯其庸没办法继续上学，开始长达数年的耕读生涯，与两个哥哥一起，白天挑担、插秧，夜间点灯发奋。
“文革”初，冯其庸家被抄，红卫兵小将不辨毒草香花，误把其所藏之《红楼梦》作黄色小说拿走展览。1969年，冯其庸即将被下放劳动，因担心珍爱的庚辰本《红楼梦》重蹈覆辙，遂偷抄，以一年之力大功告成。情况特殊形势严峻，有感发不得，借装订线背后狭小处，学假语村言记录感受。“今天夜里抄了十页，恰好我们学校武斗。有什么要紧的事了，我就在旁边写：几月几日、大寒、大风。不敢说文革怎么样……”大约坚持一年多，1970年的一个雨夜，手抄本《红楼梦》完成了。他如释重负、感慨万端，并赋诗一首抒怀：
《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
千古文章多血泪，  伤心最此断肠辞。
四、新时期红学第一人。
冯其庸是新时期红学第一人，是新时期红学标志性的人物。冯其庸红学给人坚硬厚实的感觉，冯其庸是最具气力的红学家。冯其庸红学始于1973年全民评红，辉煌在整理新校本《红楼梦》。前一段冯其庸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洪广思”大批判组，后一段冯其庸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
冯其庸整理《红楼梦》新校本的缘起有两说。一是根据袁水拍建议，“江办”（指当时的江青办公室）命令而作（见胡文彬部分）。一是与“江办”没有任何关系，全是袁水拍一力促成。1974年袁水拍任中宣部文化组副组长，常去冯其庸府上聊天，曾经与冯其庸谈过整理《红楼梦》新校本的想法，袁水拍建议很合冯其庸的心思，冯其庸就顺着袁水拍鼓吹说，组织出版《红楼梦》新校本，一定很受欢迎。于是乎袁水拍吩咐冯其庸草拟报告。报告送上去批示很快就下达，并且批一笔大钱。
1、有关曹雪芹家世研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几个寒暑过后，冯其庸主持校注的《红楼梦》新校本要出版印行了，也是个约定俗成的问题，出版社要求冯其庸写前言一篇，交代些工作的基本情况与做法。其中最重要者是介绍《红楼梦》作者曹雪芹。
介绍《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不是难事。当时新红学发展已70多年，关于《红楼梦》作者的研究也大体有了始末根由。如果不是过于认真，对现成资料稍加整理，弄出个爹亲娘后的文章自然容易。但冯其庸却不这样，他要对曹雪芹的家世作重新调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别人用过的材料，都要重新核对原书。
冯其庸核对红学材料从《清实录》看起，在社科院朋友帮忙下，先把《清实录》借回家，利用下班时间，一行一行瞄，一页一页翻。看到天聪八年，发现了重要材料一条——“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这条材料非常重要，因为这里的曹振彦是曹雪芹高祖父，也就是曹雪芹爷爷的爷爷。这则资料虽小，仅十余字，但能记载到《清实录》这皇家志书里，说明它重要无比。同时更为幸运的是，这时冯其庸又找到已经“迷失”的《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这个《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上有曹家的世系，有曹家六代人的名字，对曹雪芹家世研究有帮助。冯其庸早就想研究这个《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1963年，这个《宗谱》曾在“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展出，冯其庸仅隔着玻璃看了几眼。可后来这个《宗谱》就失落不知去向。现在冯其庸把它找了回来，把谱上曹家人物，与《清史稿》对照查阅，查出二十多人，名字及经历都很一致。
　　冯其庸有个朋友叫李华，是研究清代经济史的大腕，每天去图书馆查抄清代经济史料。冯其庸也是随便说说，如果遇到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就告诉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也就过了几天，这个李华就说：他看到一篇《曹玺传》，只是估计冯其庸早已看过，所以没有抄回来。其实李华这个行外人的发现，不仅冯其庸不知道，冯其庸的红学朋友也不曾入目。冯其庸第二天与李华到科学院图书馆查原书，翻原文，是明确记载在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中的《曹玺传》。这是曹家最兴盛的时期的情况，记载很可靠。
后来还是李华这个行外人，又在北京图书馆帮冯其庸找到一篇康熙六十年的《曹玺传》，冯其庸又到北图去查看原书，这两篇传记中记载了很多前人从未见过的曹家的资料。这时又发现辽阳有三块后金时期留下的碑——《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重建玉皇庙碑》、《东京新建弥陀寺碑》，碑上记有曹雪芹老祖宗曹振彦等人的名字，冯其庸多次连续去辽阳。根据这些资料，写了一篇文章——《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该文一发表就在国内外红学界引起了轰动。连日本红学家松之茂夫与伊藤漱平，也专门写信祝贺冯其庸，说：冯其庸的文章好，他们读后高兴。
后来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公布了大量曹家史料，大连图书馆也发现了相当的有关曹家奏折，综合这许多史料，冯其庸对曹雪芹的家世，以及他本人的情况，就有了更多可靠的认识。特别是弄清了曹雪芹的祖籍不是河北丰润，而是辽宁的辽阳。这样，冯其庸研究《红楼梦》的第一步工作《曹雪芹家世新考》完成，该书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又增补了一倍的资料，由30万字增补到60万字，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2、有关《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冯其庸研究《红楼梦》早期抄本以庚辰本研究为代表。新校《红楼梦》的时候，对于究竟以什么本子作为底本，人们争论得很厉害，冯其庸主张用庚辰本，有人主张用戚蓼生本，还说当年俞平伯先生就用戚蓼生本什么的。冯其庸认为这个本子是后人篡改过的，不能作为底本。反对他的人就说：“你拿出文章来！”
冯其庸雄健不可一世，天地入胸襟，文章惊风雷。于是就赌气研究庚辰本。冯其庸研究《红楼梦》早期抄本开局就运气不错。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库房中发现了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抄本。这个时候冯其庸正与吴恩裕打的火热。吴恩裕认为这可能是己卯本散失的部分。于是冯其庸和吴恩裕就到北京图书馆核对。结果吴恩裕的判断完全正确。明确中国历史博物馆库房《红楼梦》残本与己卯本的关系后，冯其庸与吴恩裕又通过己卯本笔迹与怡亲王府藏书书目笔迹对比，以及避讳和书目图章等分析，得出己卯本出自怡亲王的结论。
吴恩裕、冯其庸的此项成果曾经被普遍认可，当年他们写文章在《光明日报》介绍情况，红学学者读过后如痴如醉（详见吴恩裕部分）。
己卯本研究是冯其庸版本研究捞到的第一桶金，但冯其庸彻底暴富却是庚辰本研究。冯其庸庚辰本研究的核心是论证庚辰本己卯本的关系，他的核心论点是庚辰本是己卯本的过录本。这是一项独立的研究成果，冯其庸之前的版本研究多与吴恩裕合作，而且是第二作者。冯其庸提出庚辰本是己卯本的过录本有以下6点根据：（1）两本抄写的款式一致；（2）两本四十个回目一字不差；（3）两本的墨批完全相同；（4）两本抄写上一些特征相同；（5）两本均出现缺笔的“祥”字，避允祥讳；（6）两本部分书页笔迹相同。
冯其庸曾经对认识庚辰本、己卯本具备过录关系的意义进行过说明，他说：己卯本现存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而庚辰本却有七十八回之多，证明了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写的，己卯本已经丢失的部分就可以根据庚辰本得到认识。这样，庚辰本就具有了双重的价值。
冯其庸研究庚辰本标志性的成就是出版《论庚辰本》一书，该书197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冯其庸原准备以一万字进行左右陈述。是材料丰富不好割爱，也是腹中道道过多实在不吐不快，于是冯其庸风生水起，大展拳脚，不觉中就联联翩翩，浩浩然十万有余。这一点连冯其庸自己也没有想到。
冯其庸因出版《论庚辰本》而风光无限，《论庚辰本》未正式出版，冯其庸已无限风光。冯其庸的工作一结束，他的好朋友——香港《大公报》记者陈凡就找上门来，要把他的文章拿去在《大公报》上连载。此文从开始到发完，持续一月之久。当时改革开放不久，香港学界对大陆学术很鄙视，觉得大陆学者全部的本领也就是政治上跟风附会，现在见这个叫冯其庸的耍着真功夫，走着正路数，一招一式非常雄壮，他们先是心惊，后是胆颤，并望着身后广阔的大陆感叹说：“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3、〈红楼梦〉思想艺术研究。冯其庸红学的核心是从实证出发进行考据，思想艺术研究不够突出，这不是冯其庸这方面没有好手段大本领，而是冯其庸主要玩硬家伙。冯其庸是红学巨人，从不给自己留后路。简化字不写，标点本不读，要劫劫“皇杠”，要奸奸皇妃！觉得从事思想艺术研究之类毕竟不成个功果，也想把思想艺术研究之类留给那些没本事的去玩。不过冯其庸在这方面也说了相当的话，这些除序跋、论文外，主要体现在《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中。其特色是取精用弘，深入人物内心，极具阴柔之美。

附录：
冯其庸1924年2月生，江苏无锡前洲镇人，1948年无锡国专毕业。冯其庸原名宗炎，小名三男，后改名迟，字其庸，号宽堂，以字行，曾用笔名起龙、季文、冯丰等。冯其庸早年人称“江南才子”，在中国文化史研究、古代文学史研究、戏曲史研究、艺术史研究等方面，俱有不俗成就，晚年着重西部历史文化艺术研究。《瓜饭楼丛稿》乃冯其庸学术研究之大成，计35卷，1700万字。冯其庸以《红楼梦》研究著名于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秋风集》、《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专著二十余种，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2012年冯其庸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