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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中的“真相”by 孙江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思潮弥漫全球。英国公投“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的胜出，不仅让媒体事前的预测大跌眼镜，也使反智主义一跃而为普遍关注的话题。2016年11月16日，《牛津英语词典》将post-truth（“后真相”）选为年度词汇，认为“后真相”反映了2016年是“非常紧迫”的政治性的一年。同年12月9日，德语协会也将“后真相”（postfaktisch）选定为年度词汇，指出与事实相比，“俨如感同身受”。
所谓“后真相”，《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如下：“在公共舆论形成中，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为有效”（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这段话有三个关键词：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客观事实（objective facts）和情感与个人信仰（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套用黑格尔的句式，情感在先，事实在后。其实，当下公共舆论中的“后真相”不过是彰显了其内涵中的非理智倾向而已。
在西语中，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 öffentlichMeinung/opinion publique）作为整词出现于17世纪，及至18世纪后半叶逐渐成为一个主导性的政治-社会概念。在西欧世俗化过程中，由于人从神的永恒的普遍秩序被抛入具有偶然性的时间世界，“公共”是在流动的、碎片化的不安定的社会空间中逐渐生成的，启蒙思想家将自古希腊以来的公（kοινόν/publicus）先于私（ἴδιον/privates）“转向”，认为国家乃是为了保护和促进个人利益而创造出社会的。对于舆论，除了与古典真理与意见含义在唯名论上加以区别外，启蒙思想家认识到舆论附带行动，蕴含政治力量，是打破政治隐秘性的利器。鉴于此，主权者基于维持秩序的要求，常常否认公共舆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基于文化教育、技术手段和权力分配等因素，人们对公共舆论的参与和感受也不尽一致，公共舆论无法吸纳所有人的诉求，其诉诸理性或情感的性格为反智主义预留了滋生的空间。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认为“理智没有人气”（unpopularity of Intellect）[1]，从美国建国到1950年代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文化中流淌着绵绵不断的反智主义的潮流。霍夫斯塔特用以分析美国这一特定政治-社会环境下的反智主义概念工具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可以解释其他地区和国家存在的类似现象。
不同的是，当下的反智主义滋长于新的知识/权力氛围，是在全球化/匀质性和地域化/特殊性的张力关系中不断发酵的。传媒技术的革命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弱化了原有公共舆论的媒介功能，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新媒体获取所需信息，只要有网络，一台电脑或智能手机，即可将海量的信息尽纳囊中，足不出户而知晓天下。英国社会学家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认为这是“连接性的转向”（connective turn ）所带来的“活着的档案”（the living archive）的吊诡现象，一方面，它穿越看似健忘、抹去了过去感的日常数字通讯，通向即时性；与此同时，比起以往的媒介，它又使过去显得近在眼前和触手可及。[2]如此一来，“客观事实”不再由公共舆论来主导，而取决于分散化的小群和个体的好恶与取舍，恰似英语和德语中的诙谐调侃：letter（文字）即litter（垃圾），Druck（印刷物）如Dreck（排泄物），公共舆论成为一种不确定的存在。
不止于公共舆论，公共历史也遭遇同样不确定性的难题。本来，情感先于事实是历史叙述的伴生物，没有哪个叙事不曾渗入个人的情感和信仰。19世纪实证主义历史学矫枉过正，追求“赛先生”，这一刻板的叙述样式为20世纪史家所扬弃，年鉴学派拓展历史学的领域，关注政治以外的社会、经济、心性等，而“公共史学”则大开门户，强调历史学与当下的互动。“历史”原本属于职业群体——历史学者耕耘的田野，历史叙述进入公共领域之后遭遇到其曾极力规避的问题：情感先于事实。年鉴派学者费罗（Marc Ferro）将公共历史叙述中的这一现象称为“沉默”，体现在正统性原则和集体记忆方面。[3]他认为，在涉及正统性起源问题上，不管是教会和王朝，还是政党，历史叙述的机构都缺乏“透明性”。确实，如果说公共历史是一种知识性的存在的话，无论从王权的谱系到近代国家的谱系都多少纠缠着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随着世代的推移，当言说变成自明的知识并内化为共同体的集体情感和信仰后，一种如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说的“记忆的社会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便形成了，它影响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在时间之流中依“分散法则”（a law of fragmentation）和“集中法则”（a law of concentration）而变迁。[4]
费罗的沉默类型学分析还涉及两个相反的样态：加害者的沉默和受害者的沉默。所谓加害者的沉默是一种内化的、心照不宣的沉默。20世纪末公共历史领域最重要的争论是围绕历史修正主义言说展开的。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奥斯威辛犹太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等，受害者/历史的“不在场”，给历史修正主义者以否定历史“实在性”的借口，充当了“记忆的暗杀者”（assassin of memory）的角色。[5]朴素的实证主义者希冀以铁证如山般的史事进行回击，其实，经历“精神创伤”（trauma）的受害者除了“受害”本身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的案例在心理学和历史学上不乏其例，比起虚实杂陈的回忆来，回忆不起来本身就是受害事实的最有力的证据。这涉及费罗所说的受害者的沉默问题。记忆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的兴起，直面的是当事者即将成为“过去”的现实，抢救当事人的“历史”使记忆研究在公共史学中成为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回忆（ἀνάμνησις/anamnēsis）是一种对于外在刺激而进行感觉和推理的过程，古希腊语中意为自下而上的精神活动。对于难言之隐，当事人常常选择沉默，这最终导致集体记忆的丧失。
以书写为特征的历史叙述始于口传时代，口述史的兴起犹如历史叙述“返祖”。主编《记忆之场》的诺拉（Pierre Nora）质疑口述史到底是当事人的历史还是设问者的历史。[6]我以为，问题核心在于个人口述多大程度上是属于个人真正经验的事实，按照哲学家利科（Paul Ricœur）的说法，记忆要成为公共史学的研究对象必须经受检验[7]。个人的证言是从诉之语言记忆开始的，被讲诉的记忆从一个体制（集体）向另一个体制流动，进而进入公共领域。证者言之凿凿，闻者未必尽信，甚至怀疑。这样，证言就需要接受验证，不能经受诘问的证言就不能称为事实。各种证言进入档案馆，和其他有些完全不是证言的证据一起被收藏起来，进入了史料范畴。史料超越记忆痕迹，是记忆所无法匹敌的真正的制度化的东西。根据史料痕迹和记录文书，认识论建构起其相应的阐释范式。史料交由专家来判断、解释，其真实性是由史料的盖然性所决定的，有多少比例、是否首尾一贯、有多大的有效性等。历史的真实仰仗史料和记录，胜过记忆的真实度。利科认为，历史判断嵌入现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构成历史母体的集体记忆只有再次作为历史的累积和媒介才能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正如当年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批评哈布瓦赫时所说，即便记忆是集体的，也无法将记忆主体归于集体这一实体之中，而且一旦将“集体”这一形容词视为有如个体一样可以“回忆”，则会陷入将集体视为一个自明的实体的危险。[8]因此，口述史、记忆研究等当下公共史学还需要有一段内省和批判的路要走。
于是，围绕“后真相”的博弈转移到认识论的领域。在“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之后，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揭示了“超历史”（metahistory）——meta/μετἀ不是“之后”，是“超越”之意——的文学性格，[9]这如一记炸弹，震撼了历史学的脆弱神经。论者可以不赞成怀特的观点，但不能不正视他所提出的问题：历史学的文学源泉、批判性意识形态以及历史如何成为一门学科等问题。[10]
事实是由文字所承载和传递的过去的信息，通过回忆而建构的过去的经验在记忆中是解释学的经验，如何寻觅不在场的实在呢？1970年代以降，“语言学的转向”动摇了科学地说明过去的信念，但历史学者并没有放弃对历史合理性的探求和对历史现实的重构。[11]新文化史大家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质疑怀特对“历史的想象力”与历史证明之间的相互作用、被视为文学的历史作品与历史研究的历史著述之间的相互作用缺乏必要的说明。历史学有自身的自律性，从“证据”到“事实”尚有弥合的可能性。金兹伯格认为，史料存在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假的（fake）；一种本身是真的（authentic），但不可信（unreliable），因为提供者可能说谎或有误；一种是真实的和可靠的（authentic and reliable）。在此，史家可以排除前二者，针对第三者进行历史性的研究。[12]文字通过视觉将语言符号化，而痕迹不是，体现在文本中的史料和表现为痕迹的史料两相对立。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回忆空间》一书中专门讨论“文字”(schrift)与“痕迹”(spur)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痕迹里既含有逝去的文化的非语言表现——废墟和遗物、片断与碎片，也有口传传统的残滓。”[13]把“痕迹”作为非文字之物，强调痕迹的意义大于文字。这类对历史事实的探索不无效果。2009年10月24日，年届80高龄的怀特在日本东洋大学做《实用的过去》的长篇演讲中承认，在围绕“事实”与“虚构”关系问题上，“我曾犯过错误，现在清楚了。也许这样论述与话语（历史学）的关系较为妥当，即在试图忠于指示对象的同时，产生了文字记述以外的意义，就其结果，虽不能说是虚构，但无论怎么看承继了文学表象习惯的话语”。[14]至此，纠缠多年的悬案似乎告一段落了，否，毋宁说怀特又将球踢给历史学者，何以历史学看起来像文学呢？对此，历史学者应该予以认真回答。
同样，在批判“后真相”的反智主义倾向时，霍夫斯塔特笔下的知识人是否也该反求诸己，省思自身的欺瞒和傲慢。反对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致力于揭示近代知识的断裂和非连续性的福柯（Michel Foucault）晚年回到古希腊，大谈真理，陈述“直言”（παρρησία/parrhēsia）在古希腊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所谓直言，简言之，就是不畏危险勇敢地讲述真理。[15]面对反智主义时代的来临，重温“直言”，如何把握和讲述真理呢？这个严肃的问题等待每个思考“后真相”者的回答。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1]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pp.24-25.
[2] Andrew Hoskins, “Media, Memory, Metaphor: Remembering and the Connective Turn,” Parallax, vol.17. no.4, Routledge, 2011, pp.19-31.
[3] Marc Ferro, L′Histoire Sous Surveillance, Calmann-Lévy, 1985, pp.52-59.
[4] Astrid Erll· Ansgar Nünning,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Walter de Gruyter · Berlin · New York, 2008, p.148.
[5] Pierre Vidal-Naquet, ed., Assassins of Memory: Essays on the Denial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6]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in Les Lieux de Mémorire,Ⅰ, La République, Paris: Gallimard, 1984.
[7] Paul Ricœur, “ZwischenGedächtnis und Geschichte,” Transit 22(Winter2001/2002).
[8] Marc Bloch, “Mémorie Collective, Tradition Et Coutume,” Revue de synthésehistorique, 1925, 118-20.
[9]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
[10] H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99.
[11]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135, 1979.
[12] Carlo Ginzburg, “Checking the Evidence: The Judge and Historian,” Critical Inquiry, Vol.18, No.1,
Autumn,1991.
[13]Aleida Assmann, Erinnerungsrä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Gedächtnisses, C.H.Beck, 1999, S.209.
[14] ヘイドン·ホワイト：《実用的な過去》，《思想》，2010年第8号。
[15] 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福柯文选3），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7-372页。
所谓“后真相”，《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如下：“在公共舆论形成中，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为有效”（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这段话有三个关键词：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客观事实（objective facts）和情感与个人信仰（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套用黑格尔的句式，情感在先，事实在后。其实，当下公共舆论中的“后真相”不过是彰显了其内涵中的非理智倾向而已。
在西语中，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 öffentlichMeinung/opinion publique）作为整词出现于17世纪，及至18世纪后半叶逐渐成为一个主导性的政治-社会概念。在西欧世俗化过程中，由于人从神的永恒的普遍秩序被抛入具有偶然性的时间世界，“公共”是在流动的、碎片化的不安定的社会空间中逐渐生成的，启蒙思想家将自古希腊以来的公（kοινόν/publicus）先于私（ἴδιον/privates）“转向”，认为国家乃是为了保护和促进个人利益而创造出社会的。对于舆论，除了与古典真理与意见含义在唯名论上加以区别外，启蒙思想家认识到舆论附带行动，蕴含政治力量，是打破政治隐秘性的利器。鉴于此，主权者基于维持秩序的要求，常常否认公共舆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基于文化教育、技术手段和权力分配等因素，人们对公共舆论的参与和感受也不尽一致，公共舆论无法吸纳所有人的诉求，其诉诸理性或情感的性格为反智主义预留了滋生的空间。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认为“理智没有人气”（unpopularity of Intellect）[1]，从美国建国到1950年代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文化中流淌着绵绵不断的反智主义的潮流。霍夫斯塔特用以分析美国这一特定政治-社会环境下的反智主义概念工具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可以解释其他地区和国家存在的类似现象。
不同的是，当下的反智主义滋长于新的知识/权力氛围，是在全球化/匀质性和地域化/特殊性的张力关系中不断发酵的。传媒技术的革命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弱化了原有公共舆论的媒介功能，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新媒体获取所需信息，只要有网络，一台电脑或智能手机，即可将海量的信息尽纳囊中，足不出户而知晓天下。英国社会学家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认为这是“连接性的转向”（connective turn ）所带来的“活着的档案”（the living archive）的吊诡现象，一方面，它穿越看似健忘、抹去了过去感的日常数字通讯，通向即时性；与此同时，比起以往的媒介，它又使过去显得近在眼前和触手可及。[2]如此一来，“客观事实”不再由公共舆论来主导，而取决于分散化的小群和个体的好恶与取舍，恰似英语和德语中的诙谐调侃：letter（文字）即litter（垃圾），Druck（印刷物）如Dreck（排泄物），公共舆论成为一种不确定的存在。
不止于公共舆论，公共历史也遭遇同样不确定性的难题。本来，情感先于事实是历史叙述的伴生物，没有哪个叙事不曾渗入个人的情感和信仰。19世纪实证主义历史学矫枉过正，追求“赛先生”，这一刻板的叙述样式为20世纪史家所扬弃，年鉴学派拓展历史学的领域，关注政治以外的社会、经济、心性等，而“公共史学”则大开门户，强调历史学与当下的互动。“历史”原本属于职业群体——历史学者耕耘的田野，历史叙述进入公共领域之后遭遇到其曾极力规避的问题：情感先于事实。年鉴派学者费罗（Marc Ferro）将公共历史叙述中的这一现象称为“沉默”，体现在正统性原则和集体记忆方面。[3]他认为，在涉及正统性起源问题上，不管是教会和王朝，还是政党，历史叙述的机构都缺乏“透明性”。确实，如果说公共历史是一种知识性的存在的话，无论从王权的谱系到近代国家的谱系都多少纠缠着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随着世代的推移，当言说变成自明的知识并内化为共同体的集体情感和信仰后，一种如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说的“记忆的社会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便形成了，它影响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在时间之流中依“分散法则”（a law of fragmentation）和“集中法则”（a law of concentration）而变迁。[4]
费罗的沉默类型学分析还涉及两个相反的样态：加害者的沉默和受害者的沉默。所谓加害者的沉默是一种内化的、心照不宣的沉默。20世纪末公共历史领域最重要的争论是围绕历史修正主义言说展开的。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奥斯威辛犹太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等，受害者/历史的“不在场”，给历史修正主义者以否定历史“实在性”的借口，充当了“记忆的暗杀者”（assassin of memory）的角色。[5]朴素的实证主义者希冀以铁证如山般的史事进行回击，其实，经历“精神创伤”（trauma）的受害者除了“受害”本身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的案例在心理学和历史学上不乏其例，比起虚实杂陈的回忆来，回忆不起来本身就是受害事实的最有力的证据。这涉及费罗所说的受害者的沉默问题。记忆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的兴起，直面的是当事者即将成为“过去”的现实，抢救当事人的“历史”使记忆研究在公共史学中成为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回忆（ἀνάμνησις/anamnēsis）是一种对于外在刺激而进行感觉和推理的过程，古希腊语中意为自下而上的精神活动。对于难言之隐，当事人常常选择沉默，这最终导致集体记忆的丧失。
以书写为特征的历史叙述始于口传时代，口述史的兴起犹如历史叙述“返祖”。主编《记忆之场》的诺拉（Pierre Nora）质疑口述史到底是当事人的历史还是设问者的历史。[6]我以为，问题核心在于个人口述多大程度上是属于个人真正经验的事实，按照哲学家利科（Paul Ricœur）的说法，记忆要成为公共史学的研究对象必须经受检验[7]。个人的证言是从诉之语言记忆开始的，被讲诉的记忆从一个体制（集体）向另一个体制流动，进而进入公共领域。证者言之凿凿，闻者未必尽信，甚至怀疑。这样，证言就需要接受验证，不能经受诘问的证言就不能称为事实。各种证言进入档案馆，和其他有些完全不是证言的证据一起被收藏起来，进入了史料范畴。史料超越记忆痕迹，是记忆所无法匹敌的真正的制度化的东西。根据史料痕迹和记录文书，认识论建构起其相应的阐释范式。史料交由专家来判断、解释，其真实性是由史料的盖然性所决定的，有多少比例、是否首尾一贯、有多大的有效性等。历史的真实仰仗史料和记录，胜过记忆的真实度。利科认为，历史判断嵌入现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构成历史母体的集体记忆只有再次作为历史的累积和媒介才能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正如当年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批评哈布瓦赫时所说，即便记忆是集体的，也无法将记忆主体归于集体这一实体之中，而且一旦将“集体”这一形容词视为有如个体一样可以“回忆”，则会陷入将集体视为一个自明的实体的危险。[8]因此，口述史、记忆研究等当下公共史学还需要有一段内省和批判的路要走。
于是，围绕“后真相”的博弈转移到认识论的领域。在“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之后，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揭示了“超历史”（metahistory）——meta/μετἀ不是“之后”，是“超越”之意——的文学性格，[9]这如一记炸弹，震撼了历史学的脆弱神经。论者可以不赞成怀特的观点，但不能不正视他所提出的问题：历史学的文学源泉、批判性意识形态以及历史如何成为一门学科等问题。[10]
事实是由文字所承载和传递的过去的信息，通过回忆而建构的过去的经验在记忆中是解释学的经验，如何寻觅不在场的实在呢？1970年代以降，“语言学的转向”动摇了科学地说明过去的信念，但历史学者并没有放弃对历史合理性的探求和对历史现实的重构。[11]新文化史大家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质疑怀特对“历史的想象力”与历史证明之间的相互作用、被视为文学的历史作品与历史研究的历史著述之间的相互作用缺乏必要的说明。历史学有自身的自律性，从“证据”到“事实”尚有弥合的可能性。金兹伯格认为，史料存在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假的（fake）；一种本身是真的（authentic），但不可信（unreliable），因为提供者可能说谎或有误；一种是真实的和可靠的（authentic and reliable）。在此，史家可以排除前二者，针对第三者进行历史性的研究。[12]文字通过视觉将语言符号化，而痕迹不是，体现在文本中的史料和表现为痕迹的史料两相对立。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回忆空间》一书中专门讨论“文字”(schrift)与“痕迹”(spur)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痕迹里既含有逝去的文化的非语言表现——废墟和遗物、片断与碎片，也有口传传统的残滓。”[13]把“痕迹”作为非文字之物，强调痕迹的意义大于文字。这类对历史事实的探索不无效果。2009年10月24日，年届80高龄的怀特在日本东洋大学做《实用的过去》的长篇演讲中承认，在围绕“事实”与“虚构”关系问题上，“我曾犯过错误，现在清楚了。也许这样论述与话语（历史学）的关系较为妥当，即在试图忠于指示对象的同时，产生了文字记述以外的意义，就其结果，虽不能说是虚构，但无论怎么看承继了文学表象习惯的话语”。[14]至此，纠缠多年的悬案似乎告一段落了，否，毋宁说怀特又将球踢给历史学者，何以历史学看起来像文学呢？对此，历史学者应该予以认真回答。
同样，在批判“后真相”的反智主义倾向时，霍夫斯塔特笔下的知识人是否也该反求诸己，省思自身的欺瞒和傲慢。反对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致力于揭示近代知识的断裂和非连续性的福柯（Michel Foucault）晚年回到古希腊，大谈真理，陈述“直言”（παρρησία/parrhēsia）在古希腊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所谓直言，简言之，就是不畏危险勇敢地讲述真理。[15]面对反智主义时代的来临，重温“直言”，如何把握和讲述真理呢？这个严肃的问题等待每个思考“后真相”者的回答。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1]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pp.24-25.
[2] Andrew Hoskins, “Media, Memory, Metaphor: Remembering and the Connective Turn,” Parallax, vol.17. no.4, Routledge, 2011, pp.19-31.
[3] Marc Ferro, L′Histoire Sous Surveillance, Calmann-Lévy, 1985, pp.52-59.
[4] Astrid Erll· Ansgar Nünning,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Walter de Gruyter · Berlin · New York, 2008, p.148.
[5] Pierre Vidal-Naquet, ed., Assassins of Memory: Essays on the Denial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6]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in Les Lieux de Mémorire,Ⅰ, La République, Paris: Gallimard, 1984.
[7] Paul Ricœur, “ZwischenGedächtnis und Geschichte,” Transit 22(Winter2001/2002).
[8] Marc Bloch, “Mémorie Collective, Tradition Et Coutume,” Revue de synthésehistorique, 1925, 118-20.
[9]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
[10] H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99.
[11]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135, 1979.
[12] Carlo Ginzburg, “Checking the Evidence: The Judge and Historian,” Critical Inquiry, Vol.18, No.1,
Autumn,1991.
[13]Aleida Assmann, Erinnerungsrä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Gedächtnisses, C.H.Beck, 1999, S.209.
[14] ヘイドン·ホワイト：《実用的な過去》，《思想》，2010年第8号。
[15] 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福柯文选3），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7-372页。
2017-12-28 16:1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