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图索骥，对照着武汉中院“听证会”的参与者一个一个的找（图）

  上午10点前，我和晓红姐姐一起开车就到了武汉市江汉大学的法学院。到了学院办公室，办公室的老师告诉我们：张教授不坐班，但今天上课，也就是课间操以后连上两节课。我和晓红姐姐商量了一下，就直接到了张教授上课的班上，坐在最后一排。上课铃声响起来，看见张教授走进课堂的时候，我和晓红姐姐稍微矮了一下身子，好让张教授不要发现我们。我们两个也随着值日生的口令起立和坐下（注：在中国大陆上课前，老师进课堂时值日的学生喊：“起立”，同学们都站起来说“老师好”以示对老师的尊重。然后老师回应“同学们好”后，值日生喊“坐下”同学们再坐下，老师就开始上课）。等同学坐下来后，我把腰杆子挺得直直的，张教授一下子就看见我们了。我想他当时也很惊讶我们去旁听，可能也怕我们闹他的课堂。所以，我觉得他讲话有点僵硬。等发现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的时候，语气就慢慢变得正常了。我非常有幸也非常认真的听了张教授的这一节法学课，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节法学课。张教授讲述的是《仲裁决定书》制作时法律条款的引用问题。他说（大意）：《决定书》适用的法律条款最起码要具体到“条”，最好到“项”。也就是法律条款中的“条、款、项”，如果能够具体到“前项”或者“后项”那就更好了！

   张教授的法学课让我受益匪浅。以后只要看到《判决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信息公开答复书》及其他权力机构出具的“文书”所称“根据相关规定”就知道这些不同种类的《书》存在错误。如果是“相应规定”自然应该具体到“条、款、项”，而不是“相关规定”这种宽泛不具体的东西。

  下课后，我走到讲台，非常礼貌的和张教授打招呼。我对张教授说：我想问您两个问题，不知道您能不能回答？

 张教授说：只要是我能够回答的我都可以回答。

我说：谢谢！第一个问题：您参加听证会是组织对组织的关系请您去的还是私人关系请您去的？（如果是“私人关系”我就可以完全否定“联合接访听证会”了）

张教授说：有一个专家库，他们是通过专家库找到我的。

我说：谢谢您。下面一个问题是：您是否同意他们（指法院）所称的“统一意见”？如果您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我就把他们告了。

   实际上我说了半句话，后半句是：如果你同意他们的意见我就把你告了。他的学生就是我的“筹码”，他难道会牺牲他一生的名誉去帮法院吗？

张教授笑了一下，说到：这不是最终结果。我信守我的职业道德，我不能告诉你具体结果。

我和晓红不用交流就知道“联合接访听证会”完全是按剧本编排演的戏。终于在最后我们没有按照他们的剧本走到剧终，也就是没有让他们在《笔录》写上“由于当事人情绪激动导致听证会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而让“听证会”真的结束了。

回家的路上，我和晓红姐姐一扫几天来的沮丧，心情大好！下面我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去会会第二位“联合接访听证会”的参与者。

我准备找的第二位是“吴传华”。按照一般的规律，吴传华科长一般应该会从公、检、法等单位调过来，从他一口纯正的武汉话我可以推测出他不会是从部队复员的。我想从中院入手最方便。到了庭长接待日，我到法院去。随便问问几个问题就草草结束了那一天的“上访”请求。庭长看见我这种难缠的人被他轻易的打发了也很放松。在离开前，我就装作随口问问：我在市政法委遇见了吴传华，他原来是你们中院的吧？庭长肯定了我的说法。我又装作随口问道：他原来是刑事庭的对不对？庭长这一下子来劲了，他非常激动的说：你听谁鬼扯的？他怎么会是刑事庭的？他原来是民一庭的，十年前就调到市政法委了。然后又讲了吴科长的很多事。

  我装作很没有面子的样子，实际上心里乐开了花：原来田双娥委员以前是吴传华科长的上级，难怪他那么全心全意的帮她的。

不仅，我在市政法委的接待室远远的看见吴科长走过来，我赶紧躲到光线较暗的地方。等吴科长一进门，我快步走上前去问他：吴科长，你快点把你的名字签了。

吴科长有点诧异：什么名字？

我说：你参加了我的“联合接访听证会”，你不是同意法院的意见吗？麻烦你赶紧把字签了，我好签字，然后好告你。

吴科长面带愠色的说：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你管我的事干什么？

我说：你参加了会，你当然得签字，你签完字我才好签！

吴科长不再理我，赶紧上楼去了。

我要找的第三位是市人大的魏处长，我要去会会她。我到了市人大信访接待室，遇见了蔡主任。蔡主任对我说：冷明，好久没有看到你来了，你又来干什么？听说你开了听证会呀？

 我说：是开了听证会，还是什么“联合接访听证会”。但中院瞎搞，胡编乱造，你们单位的魏处长也参与了，我来找她。

蔡主任说：魏处长在楼上，要不要我找她下来？

我说：不需要了，你遇见她就对她说：如果她签字了我就会举报她的，她不签字我就告法院。

蔡主任笑着指着我说：你这个鬼东西，真太狡猾了！

第四位我要找的人是市信访局集处办的宋主任。我正在考虑如何能够找到她的时候，章滢法官给我电话，要我到法院去一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