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日军于五月三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此案中中国官民被日军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每年的五月三日十点，济南市都会鸣放防空警报，提醒世人勿忘国耻。

1927年3 月24日北伐军（何应钦的第一军）进入南京。部分北伐军进城后，对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人住宅、教会进行了烧杀和抢劫。杀死英、美、法、意等国6 人。此后英、美派出军舰（在长江上）对南京进行了炮击，炸死约2000南京居民。不久，蒋介石开始了反共的「清党」运动，招来了国民党内部的强烈反对，8 月12日，蒋介石宣布下野。蒋介石下野后曾效仿孙中山前往日本拜会“黑龙会老板”头山满, 两次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争取日本朝野各方势力对他的支持；1927年底，与宋美龄结婚。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北伐军总司令。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北伐军很快就攻入了山东省。

田中义一内阁上台之后召开了“东方会议”，对中国推行“积极干预政策”，试图把中国东北、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由日本帝国占领。1928年4月19日，日本田中内阁单方面扩大在线翻译中国驻屯军，派遣第六师团5000人在青岛登陆，屯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要地。当时，奉系军阀“狗肉将军”张宗昌盘踞济南，见北伐军攻入山东，便派参谋长金寿良到青岛请日本发救兵。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满口答应；但要求将济南、龙口、烟台等地都交日军负责"防守"。卖国贼张宗昌答应了日军的要求。福田彦助得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要他抢占济南的训令后，便于4月25日派先头部队开进济南。

张宗昌觉得日本人"够朋友"，请来福田彦助及手下将领赴宴。正酣，参谋长金寿良忽报北伐军已占领万德，胶济铁路也被截断。张宗昌忙向福田彦助求援，福田冷笑道：“皇军只管驻地防守，不干涉中国内政！”张宗昌只得哼一首“大风歌”泄闷：“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安得巨鲸兮吞扶桑！"金寿良上前劝道：“大帅，我看吞不了扶桑，还是归隐扶桑吧！"张宗昌赶忙结束筵席，坐上挂着日本国旗的小轿车，连夜逃离济南，后乘船亡命日本去了。

北伐军于5月1日占领济南。 5月3日上午9时许，北伐军一名徒手士兵经过日军警戒区时，被射杀；北伐军一部移往基督医院时，日军又突然开枪，又向北伐军第四十军的两个营发起攻击。北伐军九十二师、九十三师奋起还击。日军指挥官福田彦助急派佐佐木到一去威胁蒋介石。蒋介石派外交部长黄郛到侵华日军司令部交涉。日军司令部参谋长黑田出面接见。黑田蛮横地提出，北伐军必须立即停火，退出日军警戒区。蒋介石为顾全大局，严令北伐军不许还击。但日军本却一面以武力将商埠区的北伐军全部缴械，一面派部队占领外交部长办公处。黄郛及其卫士亦被缴械。正当中日交涉时，恰有两个日本兵被流弹打死。日军这下找到了挑衅借口，大举向中国军队驻地进攻。日军凶焰万丈，不论官兵，见人就杀。蒋介石仍下令不准抵抗，一时中国军队7000余人被迫缴械。

蒋介石命蔡公时速去交涉，要求日军撤退。蔡公时正要交涉，但见交涉署已被日军包围。到晚上11时左右，日本兵撞开交涉署大门，剪断电灯、电话线。在手电筒照射下，日本人以被打死两个日本兵为名，直入寝室，搜查枪械。不一会儿，又来一个日本军官厉声高叫：“我们已经查明，大日本皇军确系署中人员所枪杀，非交出枪弹不能了结！"日本军官将蔡公时和交涉署人员绑缚起来。蔡公时忍无可忍，便操日语叱责，那日本军官咬牙切齿，狠狠打了蔡公时一巴掌，骂道：“你敢辱骂皇军，把你送到蒋总司令手里，他也得杀了你，再向大日本皇军道歉！”蔡公时义愤填膺，痛斥道：“你们这些强盗！我早就看透了你们。” 日本军官兽性大发，命日本兵肆意毒打交涉署人员。并挥动刺刀对蔡公时割耳、切鼻，顿时鲜血喷流，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蔡公时虎目圆睁，大声怒骂：“日本强盗禽兽不如！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交涉署庶务张麟书、参议张鸿渐、书记王炳潭等在蔡公时激励下，争相痛骂，怒斥强盗。但丧心病狂的日本兵又断其腿臂，然后将蔡公时等人的绑绳砍断，三人一组，拖到交涉署院内枪杀。勤务兵张汉儒乘枪声一响，应声倒地，死里逃生。他作为现场见证人，写下了《蔡公时殉难始末记》，揭露了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

1928年5月4日，蒋介石命外交部长黄郛致电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提出严重抗议，指出“似此暴行，不特蹂躏中国主权殆尽，且为人道所不容。……"日本政府根本不把这个抗议照会放在眼里，不予置理。蒋介石连连派出罗家伦、赵世暄、崔士杰、王正廷与日本谈判，都被日本轰了回来。最后，蒋介石急电在东京的张群直接找日本当局谈判。日寇不但没有把事态平息下来，相反还加紧进攻，企图把蒋介石势力控制在济南，逼他签订城下之盟。

蒋介石见济南的事态不但平息不下来，相反有越来越紧急的势态。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他和黄郛等人在混乱中溜出了济南，并急忙修书一封，送给福田。福田接到这封来信，才知道蒋介石已离开济南，改道北上，继续北伐，恼羞成怒，便于5月7日下午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一、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罚。二、对抗我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三、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南军须撤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五、为监视右列事项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盼于12小时以内答复。

蒋介石明白"小不忍则乱大谋"，因此除第二条外，准备全部接受。当下拟定六项答复，并派熊式辉、罗家伦前去交涉。福田彦助看了蒋介石的六项答复，横眉怒目回答：“规定时间已过，不必再谈！"他蛮横地赶走派去的使者，随即下令对济南发动攻击。北伐军将士在济南卫戍副司令苏宗辙的指挥下，以散兵战术抗击日寇的立体战术。留守济南的李延年、邓殷藩两团将士，与日寇激战三昼夜，直至接到蒋介石令他们撤退的密电后，才撤出济南。

北伐军撤出济南后，日军于5月11日上午举行"显扬国威"的入城式，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见人就开枪射击，见女人就割去双乳，乱刀刺死。济南死伤军民1万有余，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6月15日宣告北伐成功并发表对外宣言。对外宣言要求同各国“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美、英出于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抓住日本5月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的问题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国内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到1928年底，日本田中内阁已经内外交困，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才被迫同中国由军事交涉转入外交谈判。

1929年11月23日，田中义一亲自向日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面授机宜，命他作为日本的全权谈判代表到达南京，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开始外交谈判。11月29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达成三项决定：（一）日本无条件从山东撤军；（二）"济南惨案”责任及赔偿问题，由双方组织调查委员会，赴济南调查后再定处理办法；（三）蔡公时等被害之事，日方另行向中国道歉。

谁知到了1930年2月8日芳泽谦吉又出尔反尔奉命推翻了上述三项决定，耍赖地声称：“日本政府对三项协定提出了异议，日本方面不准备索取赔款，也反对对方要求赔款。"日本方面为何在赔款问题上出尔反尔呢？后任此次谈判的日本代表重光葵在《外交回忆录》中讲得十分清楚：“日本怕中国方面提出诸如要求日本修复济南战争中被破坏的城墙，要求日本支付巨额赔款，赔偿在战争中丧生的中国居民的生命财产。据报道，当时中国方面遭受的损失达数亿元。" 

最终，蒋介石政府向日本政府屈服。有人评论蒋介石的屈服和蒋在1927年前往日本两次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的谅解, 即所谓的“箱根密约” 有关。3月28日，王正廷和芳泽谦吉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签署了解决"济南惨案"的文件：《济南惨案协定》协定规定：一、撤兵之实行与正式会议同时开始，至多两个月内将山东现有日本军队撤去，接受办法由双方各派委员就地协商办理；二、此后国民政府对于日侨之保护，视为当然之事；三、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四、双方损害赔偿问题，俟调查委员会共同负责清查后，互以名义上声明，采取宽大主义办理之。双方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益臻敦厚。

这个协定遭到国人的愤怒谴责。但作为当时的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说过：“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横阻我们北伐，残杀我们同胞，霸占我们土地，这是中国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的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日本种种野蛮行动简直就是禽兽，如果不谋报复，我们就不能算是中国人！我国国民政府是绝不会因为他们的压迫而对他们屈服的！"

 “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往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可洗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