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信史，几曲哀歌-----读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

导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一个挂着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幌子的太平天国，毛泽东固然是不折不扣的秦始皇，那些大大小小的文官武将又有几个不是骄悍不驯的党阀、军阀？杀人(镇反、肃反)越货(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公私合营)的十七年，为文革准备了充分的群众基础；文革为千百万受压抑的群众提供了向官僚主义发泄仇恨的通道，虽然他们后来受到了残酷的报复。高树华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智慧、能力、人格，证明他是安邦治国人才，可惜成了还乡团反攻倒算的牺牲品。

一、开头话

期待已久的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以下简称《口述史》，引文只注页码)终于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了。所谓期待已久，是因为作者之一程铁军教授在二OO六年的几个文革四十周年研讨会上，都曾经对这本书的内容和主要人物作过引人入胜的介绍。作为与二位作者的同代人、同是大学生造反派的我，作品所引起的共鸣是震撼性的。读着《口述史》，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始而恐惧、继而兴奋、最后绝望的峥嵘岁月：这才是我所经历的文革，这才是文革的历史；文革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决不能以“浩劫”二字来草率了结，企图篡改历史、抹煞记忆、移赃嫁祸、反攻倒算，都是不得人心的。

《口述史》对文革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不仅真实的描述了一场威武悲壮的暴风骤雨，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而且为文革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口述史》使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下流无耻、忘恩负义、冷酷无情、草菅人命、嗜杀成性的真面目，无所遁形。

高树华本是一介书生，由于风云际会，十多次见到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林彪握过手，同陈毅、胡耀邦、江青、康生等曾经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的人物有近距离接触，与高锦明、吴涛、滕海清、尤太忠等称霸一方的党阀、军阀共过事，参加过中共九大、全国四届人大，当过中共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也坐过牢，与上至乌兰夫家族、下至牛鬼蛇神的人物都有亲密的交徃，主持过重要工作、也长期反复地写过交待而留下日记、信件、检讨书一类的文字数据，所以他的记忆是准确的、丰满的、同时也是生动的；程铁军不但是运动的亲历者，如在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间当过《内蒙古日报》的记者和编辑，而且受过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正规训练，所以他并不是《口述史》的简单整理者和合作者；他对事件鞭辟入里、画龙点睛的剖析，常常引人深思；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书中每一条注释几乎都可以写成一篇论文，都是历史学家尤其是文革史家不尽的话题。

二、有这样坑害学生的老师吗？---《十六条》解放了小鬼

自一九五七年后，把人群分为左中右、三六九等，已经成了中共各级组织和人事、保卫部门的神秘、神圣又时髦的主要工作。

一九六三年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以培养奴才和摧残人才为目的全国各地高校闻风而动，共抓了五六百名反动学生，据称这些反动派学生“对我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份子。”(国家教育委员会编：《高等学校学籍管理文件汇编：一九五O--一九八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和程铁军先生一样，也是一九六三年入大学的，都算躬逢其盛。当时我们班的政治辅导员叫王昭昌，他对于整人具有天生的爱好；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他因立过大功而火线入党，所以得提前毕业，当起了与学生为敌的思想警察---政治辅导员来。

为了抓反动学生，王昭昌们可是挖空心思，出尽八宝；从新生一入学就开始收集他们的黑材料。一是派中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争取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监视家庭出身地富反坏右、亲属中有关管杀和在港澳台及外国、对政治活动不热心、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二是利用谈心、写思想汇报、政治讨论课、集体生活会等时机引诱学生暴露“活思想”，然后截头去尾地记录在案，以备秋后算账。例如有一次政治课讨论革命人生观时，个个都讲正面观点，引不起争论，课堂显得沉闷；任课教师、马列主义教研室助教金蕴芳便和前来听课的王昭昌辅导员商量，决定让时任共青团班支部书记的我“带个头”，扮演反面观点“有了小汽车、小洋楼可以更好地为革命工作”主要发言人。一九六七年春天，我从北京串联回校时，看到我班留守同学抄出的黑材料，其中竟有以“追求小汽车、小洋楼，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罪名把我打成反动右派学生的内容，让我怒不可遏。有这样坑害学生的老师吗？真是谈笑用兵，把毛泽东的阳谋用的如此烂熟；断送一个青年的青春、学业、前途、幸福甚至生命，居然能做到这样面不改色心不跳。

当是时，抓反动右派学生的比例大约为百分之五。到文革初期，这个比例便大大被突破了。如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学生总数为三百一十四名，被内定为右派的竟达二百O四名(P185)；北京市，二十四所高等学校里，有一万O二百一十一个学生被定为右派分子，二千五百九十一名教师被定为反革命 (P189)；辽宁省沈阳市，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的一次会议上布置要抓千分之五至百分之一的学生右派，不久又在沈阳三所大学工作队长会上说：“批判比例多大？百分之一、二、三，学生百分之五左右。”实际上，据后来由陈锡联扶植起来的保守派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的统计，沈阳市六所大学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学生达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占了总人数百分之九。(谭放、赵无眠：《文革大字报精选》)白色恐怖笼罩着校园！

三、共产党人的伪善与残忍

一九五七年后又一次在高等院校学生中抓右派的事，过去四十多年了；中共内蒙古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纪之、政治部主任张学尧、外语系党总支书记王履安连手把高树华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细节也值得重温：

外语系党总支书记王履安，集党政权力于一身。他仅比我们大几岁，却显得政治成熟、处事老到。六月二日下午讨论时，他和年轻教师语气一致，抒发为党分忧之情。讨论中间休息时，他迅速上报院党委，用了“极为偏激”一词，并把我点为具有危险性的代表。

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王履安如此，纪之、张学尧也如此。

师院两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一位是院政治部主任张学尧，另一位是院党委书记纪之……两位和善的老人对我笑脸相迎，我面前如同升起一片灿烂的朝霞。张主任先开口：“你十七岁进入师院，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年轻人，你在学生时又红又专，大二入了党，留校后一直努力学习、工作，是院里的学毛着模范，又是院优秀学生辅导员，这些我们心里全有数。”我的优点成绩流畅地从这位长辈口里飘飞出来，轻柔的河北口音舒舒服服地慰贴着我的心扉。

纪之老人温和地问我：“你看我像不像陆平、彭佩云，我们是不是假共产党？”我的内心一阵慌乱，实在无法把修正主义与两位长辈的和蔼可亲形象连在一起。

张主任……以稍为严肃的口吻又说：“我们不想看你犯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本来很好的青年，因一时冲动写大字报，把矛头对准党，一生命运由此转折。你要站稳立场，三思而后行，别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你现在做系团总支工作，应及时向我们报告师生的思想动向。运动过后，我们会提拔你到院团委当书记，作为接班人培养你，希望你别放过这次机会。” 

和蔼可亲，推心置腹；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据事后揭发，院党委紧急会议上，纪之、张学尧已收起笑面，张在介绍我时变了腔调：“这个高树华从入大学就不安分，实属漏网小右派，而且伪装进步，实际是极左分子。”纪之插话说：“极左分子表面左，实质是右派的另一种面孔。”这个表面平静的夜晚，我们同样没想到，院党委会授意院团委负责人张晓然、李汉良等，连夜准备反击高树华等人的大字报，要公开打出“反击右派对党进攻”的口号。六月三日下午起……“坚决保卫院党委”，“保卫纪之同志”，“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进攻”等标语，斗大的字块挂满全院……“打倒右派分子高树华”的大标语越来越多，师院一片杀气。

两位和善的长者，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内蒙古师范学院的王履安、纪之、张学尧，东北工学院的王昭昌、金蕴芳、郝屏奋(在中共省市委一些领导人指挥下，打倒了他的前任柳运光而刚当上党委书记兼院长)，都是这一类两面派。但是最大的两面派当然是毛泽东，你看他和彭德怀、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见面，表现得何等亲爱真诚呀，你简直没有办法不为他的伟大领袖“胸怀”、“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之深情所感动。然而，彭德怀、刘少奇的下场却是受百般折磨而死无葬身之地。

《口述史》说，“不论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至今感谢毛领袖，是他解救了和我一样的上百万青年，使小鬼们从阎王的黑帽子里挣脱出来。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毛身后受到更为严重的惩罚，此为后话。”(P189) 我在二OO六年的《我的写作与文化大革命》中也说过类似的话：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这几句话，绝对让我松了一口气。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毛泽东的“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绝没有好下场”，在当时确实是解放了一大批受压迫的学生；更重要的，文革也使其以后的莘莘学子摆脱了至少每年有百分之五被打成反动学生的厄运。这也许是文化大革命的意外收获吧。

当然，这并不是毛泽东突然变得仁慈，因为刘邓黑线的根源还是出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动路线上。这不过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与刘邓对着干而利用青年学生罢了。正如宋永毅所说，如果当时刘邓不是按反右派运动经验派工作组镇压学生，那么毛泽东回京后又会指责刘邓放弃党的领导、让右派翻天！同时，也不能因为刘少奇、邓小平曾被毛泽东打倒过而忘记他们本身就是打倒老干部、整知识分子、屠杀青年的刽子手。文革后邓小平一伙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所谓造反派头上，则是插赃嫁祸、颠倒黑白，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四、有争议性的人民文革论

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发动的，那它为什么能让亿万人民如痴如醉、如癫如狂地投入呢？这就不能不涉及王希哲、郑义创立，经刘国凯发扬光大的“人民文革论”。众所周知，无论内蒙古师范学院东纵、呼和浩特三司、首都三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辽宁八三一，还是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辽联）、河南二七公社、武汉钢工总等等都是趁文革之机起来造反的受压学生、知识分子，不满现状的工人、干部群众组织。

中共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出卖国家、出卖民族、毁灭文化、掠夺财富、杀人放火的勾当，所以它是天然地、始终如一地处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地位上；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后，土改、镇反、统购统销、三反五反、肃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炼钢铁、公社化、三年饥荒、反右倾、四清，都是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走向更紧张、更恶劣的倒行逆施。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的《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及控制》指出：在一九五七年及其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一系列社会不稳定的现象。一九五六年九月以后的半年内，先后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几十个县的农民闹事。一九五七年全国发生暴乱案三十四起，其中已经暴乱十四起。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开始以后，社会动荡明显加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三年间，西藏、青海、新疆、四川、甘肃、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安徽、湖北都发生大小不同的武装叛乱和反革命暴动；边沿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八万人。(《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

对人民的反抗，中共当局不是检讨自身的政策、方针，而是采取严厉打击、残酷镇压的手段，因而制造更多的冤案，积累更多的民怨。据安徽省四十三个县的统计，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二年二月共逮捕、拘留、扣审、劳教、集训十五万二千人，有的县受处理的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多。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间，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击现行反革命五千八百一十三人，在一九五八年共打击各种坏份子一万O五百四十九名，其中死刑三十七人，逮捕三千二百三十八人，被打击的坏份子约占总人口百分之零点七。

一九五八年甘肃省镇压广河、东乡等地发生的大规模叛乱出现严重扩大化。在一九六二年覆查、改判、释放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九人之后，一九七二年又对二万O八百三十人进行清理，结果平反一万九千一百一十二人。安徽灵壁县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间，大约百分三十刑事案件和百分四十的反革命案件是冤案、错案。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及控制》)

五，文革一景：安徽省无为县游斗中共县委书记

为了支持“人民文革”说，我再举安徽省无为县游斗中共县委原书记姚奎甲的场景为证。三年饥荒中，百万人口的安徽省无为县一下子饿死了二十多万，没有几家能幸免于难！所以，文革中无为县群众把在芜湖船厂当厂长的姚奎甲拉回无为县批斗。当装着姚奎甲的铁笼囚车一出现在街道中，全街道顿时沸腾，一片“打倒”之声，“向姚奎甲讨还血债”口号响彻云霄。突然人群中有人用准备好的石块，向姚的铁笼车砸去，一人开了头，街两旁的人便一拥而上，纷纷用大小石块，奋力砸向笼车，边砸边喊；有捶胸顿足的，有掩面而泣的，那才真正叫百姓之怒，载舟之水终于掀起狂风巨浪了。多亏笼车是铁的，而且很坚固，但也被砸得不成形了。车内的姚是吓得尿裤子了还是昏死过去了，不得而知。那天要是不装在很牢固的铁笼子里，姚肯定要被砸成肉酱！(设计铁笼子保了姚奎甲一条命的造反派头头，清队时还是挨了秋后算账。)(茆家升：《方后高尊师的故事》)

中国人民，尤其农民的贫困，是中国革命的必要条件。例如高树华们徒步串联时，在山西的太行山区看到的小李村就是贫穷到了泠人心寒的光棍村；全村二十三户人家，只有三户娶亲(P196)。然而，执政快六十年、又自吹是“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至今仍没有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在中国农村，特别是老(所谓革命老区即当年中共军事割据的根据地)、少(少数民族聚居地)、边(近于国界、省界的地区)、山(交通不便的穷山恶水地带)区，仍然有终身未娶、一妻多夫的现象。(P441，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种令人窒息的穷困，已经使越来越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从制度上考察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今天，由于贫富悬殊、掠夺加剧，使得民众维权抗暴更是此起彼落，烽烟四起；中国公安部被大大缩小了的统计说，二零零五年公安部门共处理了八万七千起动乱事件，这个数字正以起码百分之六速度增长。到二零零八年，更有西藏拉萨发生暴乱，新疆喀什暴力袭击武警制造了十六名“烈士”，贵州省瓮安县公安局大楼被愤怒的民众烧毁，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大楼怒杀六名警察，上海市民在审判杨佳的法院外面高呼“打到共产党”等等事件，恶贯满盈的中国共产党早已把自己放在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它自己所制造的仇恨的汪洋大海之中。

许多善良的人都担心：中国还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我的答案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以在某一天早上或晚上轰然而至，因为岩浆在沸腾，地火在涌动。也正如程铁军在《后记》中所说：

若从制度腐败、权力异化、社会失序、人性扭曲、矛盾积累等角度观察，中国的文化革命非但没有结束，而且今天仍在持续进行中……熊熊大火成片燃烧，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P589)

六、拿枪的刘邓路线

出于保卫自身的利益，毛泽东这种为捉一只苍蝇而把整个房子掀掉的做法，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和反抗。其中最强烈也是最后起来反抗的，是毛“亲自缔造和统帅的无产阶级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军队对造反派的镇压，手段通常都非常卑鄙、非常残忍的。

几乎是普遍规律：首先是扶植由“视党组织高于一切，与党组织有各种共同利益的老党员、老模范、老先进”(P204)组成的保守组织；如内蒙古军区扶植红卫军，沈阳军区扶植辽革站，武汉军区扶植百万雄师等。

其次是造谣、栽赃、诬陷。内蒙古军区王良太带三个保镖到内蒙古师院看大字报，高树华派了两个女生去接待；王良太却称被“围攻”；王良太在徐向前“军队不得动武”指令后，仍在军区党委会议上说：“把呼三司砸了，犯错误，杀头，我愿意”。无独有偶，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凌少农，明明在东北工学院和学生们下象棋，省军区偏偏说凌副司令员被学生劫持，从而制造了镇压学生的借口。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堂堂的内蒙古军区首长居然以接见的名义，把一百个学生代表骗进军区大院加以毒打；二月五日，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杀害师院学生韩桐，企图引诱学生冲进架了四挺机关枪的军区大院，大开杀戒，幸亏学生克制、及时撤退，才未酿成大流血惨案。内蒙军区事件，是解放军介入文革以来，全国第一声枪响。(P229)随后有二月二十八日的《青海日报》事件，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下令开枪屠杀包围报社的群众，当场打死一百六十九人，打伤一百七十八人。从此，军队开枪杀害学生、工人，便成了家常便饭。

当二月十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内蒙四方代表，当场派内政部长曾山带调查组到呼市之后，二月十二日，内蒙军区还派出两个连的兵力，到《内蒙日报》社再次夺权，把造反派人员全部赶走或关押起来。(P219)

教科书老是告诉我们，“党指挥枪”；但文革以来，我看到的都是枪指挥党。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发表了一条等式：“出身寒苦＋大字不识＝忠诚”，据说这个等式在唐朝就通行了。安禄山就是因为出身苦，不识字，不懂礼仪，得到唐明皇的信任；以为少假恩义，人家可以忠诚得像狗一样，一副死心塌地的模样。安史乱后，藩镇割据，节度使们也犯唐明皇一样的毛病，所用的牙兵都是粗豪而不识字的精壮汉子。其实毛泽东又何赏不走这条老路？毛泽东历来都是把地痞、流氓、文盲当作革命先锋、依靠对像，而把知识分子视作不如可以肥田的狗屎；所以江西时代杀AB团、延安时代抢救特务、进城后每次运动，无不都以消灭知识和知识分子为目标。（北京师范大学李岫教授在《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中揭发：云大党委书记李书成把党委文件改头换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说，云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条消息曾被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父亲说：“知识分子是改造的问题，不是消灭的问题，这简直是借寇兵资盗粮！”云大，即云南大学。父亲，即李岫的父亲李广田，时为云南大学校长。这位仅仅对“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表示一下异议的诗人、作家、教育家，不久就被他的党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后也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被消灭---沉尸昆明莲花池了。在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这条消息的五十年后，我也如获至宝地引用这条消息，它为我解决了右派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中共内部是否自始至终地贯穿着一条对知识分子群体灭绝的“革命路线”或“反革命路线”？中共为什么对知识分子这样丧心病狂？“应当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穷一生而未毕的功业。）

可惜人是会变的，朴实的老粗，一旦尝到权力的甜头之后，就有那么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骄横了。毛泽东鼓吹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这些骄兵悍将干政的最大本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凌少农硬是在实现了大联合的辽渖地区扶植起亲军的保守派辽革站，把当年中共中央决定解放的宋任穷、马明方、顾卓新、徐少甫再次打倒，指使保守派公然冲击重兵守卫的京西宾馆，强行绑架了宋任穷，进而挑动武斗，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毛周就范。果然，陈锡联取宋任穷而代之，兼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做了党政军财文一肩挑的东北王。内蒙古文武相斗，最后也仍是滕海清、尤太忠得势；尽管他们双手沾满鲜血，依然太平无事，寿终正寝。

草莽治国，草菅人命，他们欠下的血债绝不容许被轻易抹去：滕海清与江西省程世清比赛抓阶级敌人，在内蒙古大挖“内人党”，制造了五十万人受迫害，八至十万人致伤残，三至五万人被杀害的骇人记录。(P378)辽宁省在灭绝人性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所有造反派都被打成反军派，他们之中许多人和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高级干部一起被拉到批判大会上遭拳打脚踢，有人被打死，有人被迫自杀；辽宁大学八三一头头张祥久、全国闻名的张志新都是死在陈锡联的屠刀之下。一九六六年任内蒙古教育厅处长的杨庆魁后来说，文革初期学生起来造反没错误；要说有错误，是毛主席、党中央决策不对，年轻师生算受害人；现在清算文革错误，不说上面决策如何，一古脑拿运动初期年青人是问，隔离、关押、逮捕，全国一下子抓了一千多万人啊，政治报复也不能这样离谱啊。(P63) 真是公道自在人心！

七、忘恩负义的力沙克三兄弟，你们还活着吗？

高树华虽然只比我大一岁，可是由于早慧，在我念大三时他已经毕业当上教师了；而且十八岁便加入共产党，毕业后不但担任教学业务，还是系里的中共党团干部，正是前途看好的“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可他却选择了当造反派的头……他一方面确实迷信了毛的所谓“反修防修”那套说教；但另一方面，他又耳闻目睹并切身体会到严酷的社会不公，自觉站在了弱势群体一边。而且，敢于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并在随后翻云覆雨的浪潮中，始终不低头……高树华的高风亮节和英雄气概，不仅表现在文革浪潮中力挽狂澜和身世沉浮，更表现在他文革之后所处的清查岁月、铁窗生涯，以及在“不予起诉”掩盖下的长期生活逆境中，面对政治版图和生存环境的天翻地覆，他没有软化、没有沉沦、没有丧失自我。在充斥犬儒哲学的污泥浊水中，他严于律己、探求真理、勤奋好学、忧国忧民的文人风骨，始终如一，历久弥新。(P584)

与高树华相对照的却是卑鄙无耻、背信弃义、冷血无情、骄奢淫佚、互相杀戮的伟大领袖、总设计师、党国要人。

1，毛泽东：毛泽东一生都在搞阴谋诡计、一生都在搞分裂、从来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分裂国家，出卖民族利益；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极端利己，专门害人；他是一个卑鄙的人，一个肮脏的人，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一个视人民如蝼蚁的人，一个残民自肥的人。他利用青年学生造反，达到目的后，又把红卫兵像脏了抹布一样扔掉。(P342) 造反派政治上受报复，遭遇悲惨；几千万中小学生被赶去上山下乡，其中女青年更是苦不堪言；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便发生上千起女战士被迫害案件。(P444)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之谓也！

2，邓小平：邓小平为了复僻夺权，甘受胯下之辱；多次给毛泽东、华国锋写効忠信、检讨书，保证“永不翻案”，愿意再为党工作，哪怕当一名图书管理员也在所不惜。然而，当他的阴谋得逞，大权再握，就翻脸不认人。不但大翻其案，把毛泽东遗孀江青送上特别法庭，还一脚把华国锋、汪东兴、胡耀邦等有恩之人统统踢下台去。更有甚者，他自己一生也不知直接或间接地杀害了多少人，制造了多少的寃假错案，从不忏悔；却为了儿子邓朴方的受伤，死死地揪住聂元梓等人，对她们实行了极野蛮的报复。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塑造了毛泽东这尊旷古绝今的神，灭绝人性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把特权传给子女、为子女“报仇”上表现了最充分的“舐犊情深”。

3，林彪等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代表中共与傅作义、董其武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然而，背信弃义的中共在傅董部队放下武器那天起，就开始以镇反、肃反等各种名义施行大规模的杀降杀俘计划，在挖乌兰夫黑线时还不放过，仍把傅董余部当作“黑势力”。

4，叶融：是《口述史》中的一宗人伦天理惨案。叶融把从在中统机关做事的父亲处搞到的情报送给中共地下党，中共便请他加入青年团；政权易手后，叶融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到了他藏匿的父亲及父亲的同伙，得到组织欣赏；毕业后恩赏分到北京建筑设计院。一九五三年，被怀疑收藏了父亲的一把手枪，在北京公安局三番五次追问下作了真情表白：“连反革命的父亲我都不吝惜，我干什么要藏一把枪？”从此种下祸根。一九五四年，以“支持边疆、充实基层”名义，全家被下放内蒙古建筑设计院。一九五七年，不但没有鸣放提意见，反而为共产党、领导人说好话，却在运动一开始即被内定为第一名右派分子，“别看不说不写，从叶融的表情、眼光可论断，叶融骨子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据理力争之后，被加重处罚，下放农村改造半年后被判劳改三年。其后靠当临时工，或挖土、或砌墙、或帮人绘图谋生。一九六六年，起来造反，写大字报揭发中共内蒙古某书记在内蒙古歌剧团内选妃、在天津嫖女人被抓内幕；到北京参与临时工造反组织活动。次年，到新成立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要求安排工作，不得要领。一九六九年，因过冬困难，穿牛皮纸衣服，举“要求工作”的纸牌请愿，被军管会以“对抗中央、丑化军管”罪名判处死刑。一九七二年，遗孀秦屏把申诉材料辗转送到内蒙古第一把手尤太忠手中时，尤太忠竟然说：“这种寃案肯定不是几件，只能暂时寃下去。这样的事一旦开了头儿，会冲击我的主要工作。”尤太忠真是泠血动物，中共干部如尤太忠者，不知凡几。

5，乌兰夫家族：乌兰夫三公子力沙克与高树华有同系共事、同室而眠之谊；力沙克参加四清离开师院后，高树华帮力沙克每月徃家送工资，还帮其母做家务，力沙克之长兄布赫(内蒙古文化局长)、大嫂珠岚，二哥乌宾也与之相熟。红色恐怖的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高树华冒险协助他逃徃上海。乌兰夫家族在危难之中，高树华给他们送过米面、药品；在力沙克被公安局关押期间，高树华协助他解决了伙食费问题。力沙克母亲还为此安排高树华与力沙克三兄弟宴聚以示感谢，高树华也因此成了“乌兰夫黑帮分子”、“第五纵队”。但一九七七年，当高树华被隔离审查后，高树华又成了“反乌兰夫分子”。但是，这时的力沙克早把“你不会有事的，我们都知道你的观点”的话抛到九宵云外，连和高树华老婆见一面也不肯了。力沙克(乌杰)留学美国后，先后任赤峰市副市长、包头市长、山西省副省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等；布赫官至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家族全面复僻，其显赫更胜旧时。然而，受人恩惠不思报答，见朋友濒死而不施救，许诺言而不兑现，和畜生何异？忘恩负义的力沙克三兄弟，你们还活着吗？

八、周惠其人：对周小舟落井下石、在内蒙古搞极左

周惠一九七八年主政内蒙古，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让人服他这个第一书记，在逮捕审查了一万余人的基础上仍继续下令揪人，一口气点了二三十个厅局长的名字。周惠随意玩弄政策，是搞阶级斗争、搞极左的高手。高树华《日记》上说：“周惠这个人当年被打成右倾分子”(P526)，是不确的。

周惠在《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中自称：“在内蒙古，在中央，大书几笔，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无愧此生”，是公然撒谎；周惠在《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中还故意隐去在湖南省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欲盖弥彰。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周惠排剂了周小舟，利用篡夺的全省领导权在《新湖南报》大打出手；一百四十五名的编辑、记者，被打了五十四名右派分子，占了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十名编委，除其亲信总编辑官健平与秘书长孟树德外，其余八人无一幸免；“挖”出了湖南独有、举国无双的最庞大的一个“反党右派集团”，可谓心毒手辣、丧尽天良！同年九月八日下午，周惠在蓉园一号楼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向毛泽东汇报时说：“湖南的反右斗争是从《新湖南报》发轫的，逐步深入党政机关、民主党派、高等院校。”（《一九五三--一九七五毛泽东回湖南纪实》）为什么当年向中央主席邀赏的大功，《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中却只字不提呢？

一九五九年周惠从庐山下来后，便派省公安厅长李强进驻报社，召回“反党右派集团”的要犯，勒令写揭发周小舟的材料。还开出一个嫌疑犯十七人名单，叫一并检举揭发。周惠并亲自到场训话：“你们都是右派，是彭、黄、张、周的墙脚，彭、黄、张、周实际上也是右派，我现在就要挖他们的墙脚。我也有墙脚（边说边指着官健平），他们就是我的墙脚。”说到得意之时，他索性用双脚蹬在沙发上：“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法，在常委会上慢慢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他马上缩回去。再慢慢伸出头来。我又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乌龟壳都打碎了。”（邓钧洪：《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一九六二年，时任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的周小舟说：“一九五九年党群战线大张旗鼓地批斗我，省委机关出动很多车辆，会上发生对抗，我当天就得知信息，深为担心。”周小舟夫人王宁则说：周惠从庐山回来就翻脸，落井下石，多方加罪于小舟。(汪澍白：《读〈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有感》) 这样的东西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么？

    九、结语：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丫头

以我个人阅读经验看，《口述史》写得真实、生动，也比较符合我的价值观。不足的是，由于高树年过早的去世，对周恩来的评价仍存误区。

“周恩来到最后就是他（毛）的丫头”，李锐二OO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接受朱健国采访时，给周恩来做了这样的定位。现在看来，这丫头还是个坏丫头、贱丫头，他助桀为虐、逢君之恶、承旨逢迎，是个没有良知的奸相、佞相、歹相。

显然，三年间让四千万农民饿死而继续把粮食运徃阿尔巴尼亚的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吗？看着上百万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而无动于衷的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吗？看着自己的战友、同志、部下甚至亲人，被毛泽东打成三反分子而送进监牢或要送掉生命的时候，却亲自签字批捕、还担任其项目组组长的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吗？

还有一些问题可以继续商讨，但都不妨碍我诚心诚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一本响当当的《口述史》。谢谢您的阅读。          

二OO七年十月七日写于流浮山寨酒香书楼

二OO九年元旦订正（首发《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