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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谟:父亲李济的寂寞与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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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7-3-21 00: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李光谟 考古汇

  

  外研社于2011年4月出版了李济的一本英汉双语著作:《中国文明的开始》,这本书的英文原本于1957年在华盛顿大学出版,十余年共印了五版,开篇收录李济的三篇演讲手稿,介绍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1929至1937年,李济主持了十余次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

  李济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殷墟发掘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参与发掘工作的石璋如、夏鼐、尹达、高去寻等,都曾接受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的指导与训练,成为20世纪50-80年代大陆与台湾考古学的领军人物。

  李光谟是李济的独子,1948年底随父母赴台,不久返回上海继续学业,不料暂别成永别。1995年,李光谟终于来到台湾,参加李济百年诞辰纪念会,此时父母早已故去。他走进父亲曾经生活的庭院,将父亲的遗稿、信件等运回北京,编纂整理这些资料成了他离休后的最主要工作。李济生前沉默寡言,当年父子之间很少长谈,而在这些年中,李光谟开始了与父亲的心灵对话,在精神世界中与父亲重逢。

  1948年底我随父母赴台,不久返回上海继续学业,不料暂别成永别。近年来,整理父亲遗著过程中,我感觉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我和他的心更贴近了。

  比学生还年轻的国学院导师

  1918年8月,22岁的父亲在清华学堂毕业,自上海乘“南京号”赴美留学,先在克拉克大学,1920年,到哈佛攻读博士,他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第一位外国留学生,1923年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

  1923年8月,河南新郑县老百姓掘井时挖出古物,一座未经盗扰的双墓道大墓被发现了。这时父亲刚刚回国不久,地质学家丁文江鼓励他前往新郑,并为他凑了200元经费。这是父亲第一次参与田野考古,他发表的英文论文《新郑的骨》引起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中国考古发掘队的注意,他们向父亲发出邀请。父亲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二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对方回信说:“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1925年,清华学校筹备成立国学研究院,父亲被聘为特别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研究院设五个研究室,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等五位导师,各据一室。父亲当时只有29岁,比好些研究生还年轻。我后来看到有学生这样写过:“首届研究班即招收到三十八名新生。刚报到时,看到几位导师很庄重地坐在前排,学生们也分不清谁是谁。后来我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留着辫子、身穿长袍、神情有些委顿的老人,就悄悄向旁边人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了吧?’其实那位老先生应该是王国维,不过在青年学生心目中,考古的就必定是位老先生。”

  清华本意聘请父亲为教授,但父亲难以放弃考古队的工作,按当时规定,兼职教学则不能聘为教授,所以聘为特别讲师。但他的待遇与其他四位导师完全相同,都是每月400块大洋,其中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发300块,清华发100块。近来一张1926年的清华国学院毕业证书被人翻拍,在网上颇为流行,证书落款写着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导师王、梁、陈、赵、李等五人。现在人们常说清华国学院有“四大导师”,不提李济,父亲的一些学生为此不平,但我想,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他若在世,一定不会在意这些说法。

  1926年初春,父亲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共同发掘山西夏县的一个仰韶文化遗址,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用近代考古学方法所做的遗址发掘。最有趣的发现是半枚蚕茧,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的痕迹,后来经专家鉴定,这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证明了中国人在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我小时候父亲很少带我去他的办公地点,也很少和我讲他的工作,但有一次,我在他的办公室发现这枚蚕茧,它被父亲存放在试管里,上面先用棉花堵上,又用软木塞塞住管口,就插在书桌上的笔筒里,父亲拿起试管告诉我这枚蚕茧的来历,因此我对它印象很深。看得出来父亲非常爱护它,但当时中国现代考古学刚起步,父亲保存标本的方法如今看来并不科学。1995年,台湾纪念父亲诞辰百年,邀请我去参加,我看见父亲发现的那枚蚕茧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这是这枚蚕茧惟一一次公开展出,以前展览过的都是替代品。它被放在恒温、恒湿、恒光的环境里,白天展出,晚上收起来,只展了8天,共64小时,可见有多么珍贵。

  1929年初,父亲在32岁时加入由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被聘为考古组主任。同年10月,父亲从董作宾先生手中接管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工作,父亲先后主持了十余次殷墟发掘,直到抗战爆发。这是父亲一生科研事业的黄金年代。

  抗战流亡中父亲接连失去两个女儿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从1934年起父亲承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工作,战事一起,父亲临危受命,紧急安排考古组的重要物资装箱转运。

  搬迁的第一站是经武汉到长沙,在那里只停留了3个月,因为日机不断轰炸,继续西迁至昆明。那时去昆明要先从桂林到越南,再辗转入境到昆明,在中越边境进出时每个人都要拍摄一张照片贴在护照上,战争期间胶片和经费都很有限,于是我们一家七口人——祖父、父亲、母亲、两个姐姐、我,以及跟随我家多年的保姆,拍了一张合影,再把每个人的头像单独剪下来作为证件照。

  这张为证件而拍的合影成为一张珍贵的全家福,不久之后,我的两个姐姐都生病去世了,去世时只有十几岁。现在看来生的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但当时缺医少药,交通不便,耽误了治疗。1940年夏天,二姐死在昆明,父亲一言不发坐在那里流泪,他平时就是个话非常少的人,遇到难过的事就更不说话了,那天是6月2日,正是父亲的44岁阳历生日,从此以后,他便不再过阳历生日。不久我们全家随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大姐患伤寒,父亲在床前日夜照料,但终究也没有能留住女儿的性命,他悲痛不已,自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儿”。

  1946年我从李庄到重庆考大学,本来我喜欢文科,想学人文地理,但准备不足没有考上。回到李庄后,父亲建议我学医,因为我在同济附中读书,如果考同济医学部也许会有些分数上的优待。我觉得,两个姐姐的死对父母是很沉重的打击,我祖父也特别伤心,父亲让我学医,对老人也是个心理安慰。我在同济医学院的学业没有完成,1949年后,我留在大陆,到革命队伍中去了,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专业。父亲是很多年之后才知道我早就不学医了,他一定是不以为然的,但这对他来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李庄6年,父亲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相对安定,他的待遇比较高,虽然远不如战前,但供给一家吃穿基本不成问题。我们家住在李庄镇,在山脚下,“中博”就在家附近,而史语所在山上,父亲在两个单位都有办公室,一周三天在山上史语所工作,三天在山下“中博”工作,还有一天休息在家。

  父亲对祖父很孝顺,每天早上出门前一定会到祖父房间里看一下,问问祖父有什么事没有,晚上回来第一件事也是去看祖父,我觉得父亲是真的关心祖父,而不是封建的、形式化的“请安”。他这样按照老规矩对待祖父,但并不要求我们晚辈必得这样做。祖父1947年病故,当时我们刚回到南京不久。

  记忆中,父亲的话不多,但他与母亲的感情很不错。他们是从小订的娃娃亲,父亲在清华读书快毕业时,祖父派人回老家,把我母亲接到北京与父亲完婚。母亲在湖北老家上过学,也算知书达理,我看过她给我父亲写的信,写得挺好的,文理通顺,字迹隽秀。她当时希望婚后能继续念书,祖父答应女方家,到北京后会让她再念书。可是我母亲刚到北京,祖母就病了,母亲在病榻前侍奉,直到给祖母送终,又忙于养儿育女,读书的事也就搁浅了。后来我母亲家人说,我们陈小姐是被你们李家“骗”到北京当媳妇的。

  我母亲是小脚,说来有趣,当时考古界的几位大腕儿娶的都是小脚太太,像苏秉琦,夏鼐等。我父亲并不在乎母亲是小脚,直到晚年,国外邀请他去讲学,让带上夫人,父亲都欣然携妻前往,丝毫没有顾虑。

  到台湾去,是不得已的选择

  1947年,我们全家搬回南京,刚落脚不久,又面临一次重大抉择——留大陆还是去台湾,这对父亲那一辈知识分子是很难过的一关。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语所奉命由南京迁至台湾,所里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故宫、“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指派李济协助徐森玉老先生押运。抗战流亡近十年,父亲随着大批珍贵文物四处迁徙,当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看得出他确实想过安定的日子,安静地做一些研究工作,到台湾去,对于他来说是个不得已的选择。那段时期,我曾听见父亲和朋友在聊天时说,“只要文物是安全的,无所谓去哪个地方。”“我这一辈子搬家搬了不知道有多少次。但是我们搞这一行,不搬也不行,否则这些东西在战火中损失了算谁的?”

  有一件事,大概对父亲也是一个触动。我们家跟傅斯年家住对门,傅斯年常来与我父亲聊天,那是1948年9月之后,济南刚解放,傅斯年是山东人,他当时听到一个传闻,不知是山东来的人说的还是报纸上登载的,说看到一批读书人在扫大街,其中有王献唐,王先生当时是山东图书馆馆长,是父亲和傅斯年先生共同的老朋友。他去扫大街,大概是共产党进城后组织的义务劳动,也可能是知识分子自发的一种行动,表示自己脱去长衫向劳动人民靠拢。我在隔壁屋隐约听见他们这段谈话,没有听完全,记得傅先生长叹一声:“真是斯文扫地啊!”王献唐先生我也见过,确实是个很斯文的人。傅先生和我父亲谈起这件事,忧心忡忡,感觉如果不去台湾,将来恐怕也是同样的命运。

  1949年,暂别成永别

  1948年底,全家迁至台湾,那一年我22岁,我很不情愿走,但父母已经失去两个女儿,作为独子,我只得跟随着他们。1949年2月,我提出回上海继续学业,因为台湾大学不肯接收我转学,要入台大就得连降两个年级。我在基隆港上了船,父亲并没有到码头,妈妈和后来过继给我家的弟弟来码头送我。我当时心想就是离开一下,等到暑假就会回来,父亲也许也抱着同样的想法。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划江而治”已绝无可能,父母都急了,父亲多次给我来信劝我回台湾,甚至通过傅斯年的关系寄来一张机票,当时一张去台湾的机票得用黄金才能买来,父亲也许是靠傅斯年的面子才搞到机票。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决定留下来,说我“想看到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有相见的一天”。后来听说母亲接到信后大哭了一场。

  上海解放之后,台湾和上海就无法直接通信了,我后来定居北京娶妻生子,父母都不知道。过了几年通上消息后,父亲通过香港的朋友给我辗转寄来了信,还托香港的朋友给我的孩子寄油、糖等日常物品。“文革”开始后,我们父子间的通信日趋困难,即使偶尔收到家书,也必须马上忍痛烧掉。1973年前后,赵元任先生从美国回来,他见到我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帮我照相,他说,要马上寄到日本去给他女儿,然后让女儿寄给我父亲。隔了一周见到他,他说,真糟糕,胶卷坏了,但是信息已经通过他女儿带到我父母那里了,他们高兴坏了,因为之前都以为我在“文革”当中死去了。

  “认死理儿”,不怕得罪人

  年少时我与父亲之间交流并不多,这些年我整理有关父亲的资料,对他加深了了解。父亲的性格有固执的一面,有时候认“死理儿”。例如钱穆和程天放要评教授时,父亲反对,他的理由是钱穆先生学问很好,但在台湾期间一直没有在大学教书;程天放先生一直在外交界工作,做出很多成就,但也是多年未在大学教书。既然不教书,按条例规定不能评为正教授。钱穆和程天放的学生和追随者非常多,父亲宁肯得罪人也绝不破例。但两位先生评选台湾“中研院”院士,父亲则丝毫没有反对。

  

  后来我去台湾,见到曾在我们家服务多年的一位老男工,听他说,蒋介石曾经让父亲在胡适出国时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父亲拒绝了。蒋介石约我父亲面谈,谈过之后,父亲就答应了代理院长一事。谈话回来那天,男工问他:“‘总统’跟你谈什么了?”父亲只简单说了一句:“没说什么,训了我一通。”原来,“中研院”搬到台湾后,归朱家骅主管,朱家骅当了多年的教育部长,搞得“中研院”官场气息愈发浓重,我父亲不习惯,因此不愿去那里做院长。听说他代理院长期间,又得罪了不少人,我想依他的性格,这是必然的。

  从专业讲,去到台湾的父亲应该有些落寞,因为台湾也无多少古可考。他后来通过从日本买来的新近出版的殷墟图片继续作研究,最后出的几本书也都是关于殷墟的。1977年,81岁的父亲完成了毕生最后一本学术专著《Anyang》(安阳),由华盛顿大学出版。

  1979年8月1日,父亲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没有发现一件古董,所藏的22000余册书也没有一本是珍本、善本。父亲立下的规矩是:做考古的人自己不得收藏古董。

  2006年,在学者王元化推动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李济文集》,收集了李济学术论著近400万字。我担任了文集的副主编,几年来受益匪浅,我感觉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我和他的心更贴近了。

  

  李济

  李济(1896.7.12-1979.8.1)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并于改读人口学,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讲师,后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1949年后赴台湾大学及史语所。

  

  李光谟

  李光谟,(1926~2013),湖北钟祥郢中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资深翻译家,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之子。他是新中国第一批成果丰硕的高水平资深专业外文工作者,主要从事俄文、德文翻译工作。2013年12月7日凌晨,李光谟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2013年12月13日上午九点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 文章来源: 《文史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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