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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独具的秦国宣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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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7-3-21 00: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孙家洲 文史天地
  以秦宣太后为原型的电视连续剧《芈月传》热播,引发了观众关注战国历史的兴趣。多年前读《战国策》和《史记》时,秦宣太后和她的儿子秦昭王的记载,就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具有多方面审视和研究的价值。

  吞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并非秦始皇的一人一时之功。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夏曾佑在他的《中国上古史纲》中,甚至有这样的判定:“秦之帝业,启之者孝公,成之者昭王,享之者始皇。”夏曾佑先生把真正成就秦国帝业的功劳推给秦昭王,自有其内在的历史依据。秦昭王,是战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56年)、功业最为显赫的国王。追本溯源,其前在秦国君位争夺的乱局之中,决策拥立秦昭王的关键人物宣太后,自然应该是我们分析秦昭王一代史事的重点所在。

  秦国宣太后的历史内涵,审视的角度可以有多种选择。我对于以下的三个问题,很感兴趣。

一、宣太后拥立秦昭王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

  公元前307年,血气方刚的秦武王因为举鼎折断胫骨而突然死亡。秦武王尚无子嗣,他的两个弟弟为了争夺国王之位而兵戎相见。秦惠文王的王后,利用她在“名分”上的优势地位,与武王的王后联手,并且得到了部分高官的支持,拥立公子壮继位。这位新任秦王在秦史上被称为“季君”。王位的另外一位争夺者是公子稷。扶立公子稷的核心人物首先是他的生母、秦惠文王的宠妃芈八子,另外一位就是手中拥有兵权的魏冉。而魏冉是芈八子的同母异父弟弟。两位公子的君位之争持续了三年,最后以公子壮的失败、公子稷的胜利而告结束。公子稷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秦昭王。其生母芈八子被尊为宣太后。由于历史是由胜利者主导书写的,在秦国史官的笔下,以及接受其影响的《史记》中,多见对秦昭王——宣太后一方正面肯定的记载。失败了的公子壮一方则被说成是“谋乱”、“为逆”者。另外一部成书于战国晚期魏国史官之手的《竹书纪年》,记事的立场相对客观,“秦内乱,杀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壮”(参见《史记·穰侯列传》,《史记索隐》注引《纪年》)。这场发生在惠文王的儿子们之间的君位内争,如果我们相信《竹书纪年》的记载,应该是宣太后和魏冉姐弟联手,击败了惠文王后选定的公子壮,而拥立了她的儿子秦昭王。

  宣太后原本的名位只是“八子”,在当时的嫔妃等级制度中地位偏低(在“夫人”之下,还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位号),其宫闱名分远比对手秦惠文王后要低。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宣太后要拥立自己的儿子为王,本来不具备“法理”、“传统”与“舆论”的优势。但是,结局却是宣太后获胜了。探索其中的原因,饶有趣味。

  其一,宣太后得到了同母异父弟弟魏冉的大力支持,是最为关键的因素。魏冉在惠文王、武王时就已经任职用事,已有声望。“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史记·穰侯列传》)以上史料记载,可谓言简意赅。魏冉在秦昭王时期,有四个与权力来源有关的“名分”集于一身:前朝名臣、拥立新君的功臣、新君舅父、秉政重臣。他先后四次出任丞相之职,累计时间长达二十多年,长期操持国家军政大权。他为秦国的对外军事扩张,也是多有贡献的。魏冉对于秦昭王、对于秦国,都是有大功的人物。司马迁对此有明确论定:“太史公曰: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史记·穰侯列传》)。

  其二,宣太后以其高明的政治智慧和运作手段,争取到了秦国高级贵族“智囊”人物樗里子的合作与支持。司马迁的《史记》有《樗里子甘茂列传》,其中对樗里子,有如下关键性的记载:“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司马迁在列传最后的《赞》中,还特意强调:“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称其智,故颇采焉。”樗里子是秦惠文王的弟弟、秦武王的叔叔,他的身份无疑是宗室大佬,又有“智囊”的美誉,更有领兵作战和为相理政的军政大才,在秦武王死后的君位之争中,樗里子的“立场”肯定在高层中举足轻重。昭王初立,就对樗里子益发尊重,做出如此高明人事安排的应该就是昭王身后的宣太后。笼络了樗里子一人,就稳定了秦国的宗室势力。樗里子病死于昭王七年,恰好是帮助秦昭王、宣太后度过了夺取王位、稳定统治秩序的关键时期。

  其三,在宣太后的刻意运作之下,秦昭王得到了燕国和楚国的支持。公子稷原本是在燕国做质子的,在秦武王突然逝世的背景之下,燕国君臣决定护送秦的质子公子稷返秦为君。“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史记·秦本纪》)这段记载,反映的就是这一史事。燕国虽然弱小,但是,此时在位的燕昭王正在奋发图强,并且致力于发展与秦国的关系。更有戏剧性的是——燕昭王本人也有在外国做质子的经历,当年的燕国也曾经发生过内乱与强齐入侵,在危急时刻,是赵武灵王出兵护送在韩国的燕公子职返国为君。这位公子职就是后来声望远播的燕昭王。此时的燕国和秦国还是联姻的盟友之国。燕昭王不论是出于曾经同为质子的身世之感,还是出于对外结盟的国家利益考虑,都会选择支持在燕国的公子稷返国谋取君位。而这种真诚的支持,对在内争漩涡中的宣太后秦昭王母子是可以借用的外部资源。

  随后,宣太后的另外一个寻求外部势力支持的努力也见效了——楚国也与秦国新君联姻结盟了,史称“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欢”。这次秦楚联姻的具体时间是“昭王二年时迎妇于楚”(《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及徐广注语)。秦昭王三年(公元前304年),在进行了表示成人的“冠礼”之后,秦昭王“与楚王会黄棘,与楚上庸。”(《史记·秦本纪》)。此次秦楚两位国王的黄棘盟会,带有秦昭王酬谢楚王相助的色彩,将军事重地上庸城奉送给楚国,就是“回谢”的重礼。如此“交易”,对秦国的国势与尊严都是有损伤的,秦国的决策者,只能是“干政”的宣太后。宣太后的“大局感”和决断力,在这里再次显示出来。

  有了以上三方面的运筹和运作,宣太后为自己和她的儿子在国内外找到了最强有力的支柱。

二、宣太后的“任性”:议事不避讳床笫之事

  宣太后不仅是战国时代干政时间最长、控制国政最有效的女性政治家,而且还以个性太突出而著称。她在议政之时,居然可以公开谈论她自己的床笫之事,丝毫没有回避之意,甚至于不屑于使用“代用词”、“含糊语”来描述男女情事。一位身居国家统治最高层的女性,敢于发出如此“任性”言论,确实是历史上很罕见的。

  宣太后在外国使臣面前,曾经津津有味地谈论她和先王的床笫之事,从而提出伸张国家利益的诉求。《战国策》中记载:楚军围攻韩国的雍氏城,相持五个月了。韩国派出了多位使者向秦国求救,尽管来使络绎不绝,秦军却未曾东出殽山以援救韩国。韩王又派出能言善辩的大臣尚靳出使秦国,尚靳对秦昭王历数韩国听从秦国的要求而行动的往事,强调韩国是秦国的忠实盟友,进而说到楚军的此次围攻,已经使得韩国蒙受了重大损害,而秦军却不肯救援。尚靳又以“唇亡齿寒”的道理打动秦昭王,希望昭王三思救韩的重要性。秦昭王心中很认可尚靳所说的道理,但是,出兵救韩就是与楚国为敌,秦昭王不敢自行做主,就向母亲转述了尚靳的游说之词。宣太后表态:“韩国来求援的使者人数众多,唯独尚先生的话说得合情合理。”于是宣召尚靳入宫议事。宣太后直截了当地对尚靳说:“妾身早年间事奉先王的时候,先王以其大腿加在妾身之上,妾身感到沉重难支也;但是当先王把他的全身完全覆压在妾身之上时,妾身反而不感受到他的重压了,其间的道理何在?就是因为他以全身完全覆压时我可以有些许的愉悦之利啊。现在你来请求我救援韩国,如果我动用的军队人数不多,调拨的军粮供应不多,就不足以救韩。我为了解救你们韩国的危难,需要日费千金,难道你们韩国就没有想到也要使妾身享受到些许的愉悦与利益吗?”(上文为意译,原文参见《战国策·韩策二》“楚围雍氏五月”条)在与外国使臣谈论两国关系时,宣太后的特异之处在于:她索要利益回报的“导语”,实在是太过“直白”与“出格”。直接把她和先王(秦惠文王)的床笫之事原原本本地坦诚出来。按照“周礼”文化的基本要求,男女之事是不可以在庙堂之上谈论的。所以,在《战国策》的注文里面,就有后世的学者痛斥宣太后的言论:“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以爱魏丑夫欲使为殉观之,则此言不以为耻,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这些鄙夷和怒斥之语,在“周礼”文化圈内,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如:西汉前期的大学问家贾谊,讲到古代的“礼制”传统,对贵族和大臣的失礼犯罪行为,在描述的用语上,都要有所避讳:古者大臣有触犯了“污秽淫乱男女亡(无)别者”,不能指斥他们的罪名是“污秽”,而要说成是“帷薄不修”(《汉书·贾谊列传》)。按照这套讲究“礼”文化的要求来衡量,秦宣太后的言论实在是“无礼之甚”了!似乎对她的批判是完全应该的了。但是,宣太后的这种“出格”的表达,客观上就堵塞了韩国使臣尚靳关于要不要给秦国以利益回馈上讨价还价的余地:强秦的母后都如此“现身说法”了,还有讨论的余地吗?宣太后的“出格”说辞,其用意很简捷而有效——索求国家利益。不耻于谈性,也不耻于索利。赤裸裸地表达就好,何必掩饰,何必暗喻?如此,她的表达,就不是“无耻”,而是“强势”与“智慧”。

三、从秦国与义渠的复杂关系看宣太后“诱杀”义渠君的骇世惊俗之举

  历史上确实有宣太后“诱杀”义渠君之事。由此也导致后人对宣太后有若干批评。因为“诱杀”成功的大前提是宣太后“色诱”义渠君,将他巧妙地软禁,在控制了大局之后,又杀死了义渠君。以强秦母后之尊,居然要亲自出面,牺牲色相做出此事,后人的评说,自然要见仁见智。

  要客观地看待此事,既要全面地看待秦国与义渠之间从春秋到战国的长时段关系,又要仔细分析秦昭王在位、宣太后干政这个具体时间段的双方关系,才可以理解宣太后诱杀义渠君的非常之举,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

  义渠,春秋战国时代属于“西戎”的一个部分。义渠对秦国的“归附”,虽然开始于春秋中期秦穆公时期,但是,双方的关系却很不稳定,时常有攻伐之事。据《史记·秦本纪》,可以排列出从秦惠文君到秦昭王即位之前的双方关系大事如下:惠文君十一年,秦国在义渠之地设置县级的管理机构。这就是北地郡的“义渠道”(道,是设置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县级行政管理机构)。“义渠君为臣。”秦在义渠之地,设官治理,义渠君又正式称臣,这应该是秦国有效控制义渠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但是,双方关系的反复多变,还在延续。惠文君后元十年(惠文君有两个纪年。以称王为分界。前元十四年惠文君称王,更为元年),“伐取义渠二十五城”。武王元年,“伐义渠、丹、犁”。这个阶段,显然是义渠与秦国军事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史记·匈奴列传》对双方关系的演变有简明扼要的记述:“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这段记载,有两个重点:一是秦惠王时期曾经打败义渠,夺得其领地二十五城,这无疑是一场重大胜利。二是秦昭王时期,宣太后长期与义渠王同居,最后使用权诈之术在甘泉宫杀死了义渠王,并且趁机起兵攻灭了义渠。从上下文的关系来看,似乎秦国在陇西、北地、上郡的统治秩序是在攻灭义渠之后得以确立的。如此说来,宣太后对秦国向西北拓地实在是居功甚伟了。

  在秦国与山东六国抗衡的漫长历史时期内,不得不对义渠有所顾忌、有所防范。因为义渠位于秦的大后方,万一义渠有变,秦国就可能陷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这本来就是由地缘政治所决定的战略格局。秦国与义渠的互相仇杀,真可谓是冤冤相报、冤家路窄!

  我们再分析另外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秦昭王时期,义渠是否曾经是秦国的隐患?答案是肯定的。

  对于结束宣太后干政、驱逐以魏冉为首的“四贵”有建策之功的策士范雎,后来被秦昭王封拜为丞相。在范雎刚刚到达秦国的时候,秦昭王迟迟未曾与之见面。后来才有机会“得见于离宫”,昭王感觉要对此前迟迟未见范雎的失礼之举做出解释,他的道歉之词很值得琢磨:“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史记·范雎列传》。《战国策·秦策三》“范雎至秦”条,也有同样的记载)这就足以说明问题:解决义渠问题,非常紧迫,已经到了秦昭王和宣太后要自早到晚共同商讨的难题。这是秦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人,都知道的事态。

  至于事态的最后解决方式,前面引用的材料已经载明:是宣太后自己出面,以色相诱惑义渠王,将其幽禁在甘泉宫,使之与部众疏远,最后又杀了他,随即用兵灭掉义渠,完全控制了义渠之地。宣太后与义渠王曾经生育了两个儿子,两人的同居生活持续了数年之久。其间是否有真正的男女相悦之私情,已经无法推测了。可以确定的是:义渠人的政权实体,在宣太后的苦心运筹之下而烟消云散,她和义渠王之间如果说曾经有过男女之情,也只能是随之而归于无情。

  战国中后期,至少三个国家有“太后干政”之事,她们是:秦宣太后、赵惠文后、齐君王后。三位秉持国政的太后在历史上都留下了独特的光彩。但是,通观其一生的功业和影响,当然是以秦宣太后为其魁首。秦宣太后堪称是创造历史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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