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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道尽曾国藩:二十岁的撕逼左派与四十岁的实干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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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7-3-21 02: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柴静道尽曾国藩: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本文为《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张宏杰/著)的序言)

  一

  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

  “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而顾准说,

  “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专制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但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所以,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是”为宗旨。

  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是“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没有飞跃,没有灵光乍现,立地顿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坚韧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没刀柄。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为。

  

  二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礼部侍郎。四十岁了,还是一个愤怒青年,其时官场已经是熟透的昏黄,他声色俱厉地评论“诸老”:

  “恶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连皇帝也骂,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饰”,表面说言者无罪却“疏之万里之外”,或者“斥为乱道之流”。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吏制发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与袖手,一筹莫展”。

  句句见血。

  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掷其折于地”,虽然被人劝住了,怕也是动过杀机。

  三年后,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皇帝就催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当时,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老曾只能扛着不去。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这时一发而泄——“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话说得挺狠,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吗?行,“办与朕看”。

  都能听到辞章后的冷笑。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瞠目结舌,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几年在军中待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愤青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哪个血气方刚、黑白分明的人,能够放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复出之后,他说:

  “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

  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维持住表面和平,句句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

  

  四

  这种心态,常被误解。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谄笑处处作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

  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

  他晚年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走上晚清官场常见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辨”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

  “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从此弥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也,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是说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

  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

  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

  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

  “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

  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

  “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

  胡适批评他们:

  “宋儒虽然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绝对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

  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楼主| 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7-3-21 02:06 | 显示全部楼层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

  “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以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以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

  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

  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

  他这话说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像老曾说的:

  “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则为小人”。

  有这样的立场,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不轻取人,不轻毁人,独立无惧,确乎不拔。

  他说:

  “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评“儒缓”,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优柔寡断”,他也自承“愚”。

  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好下断语”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

  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但自认“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页边,日久甚至成书。

  加上他带兵治事,他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渐长,挺身入局之后,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风气,强分善恶。

  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明是非”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人轻薄之习、优伶风切之态也。而吾辈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别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晓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简要,三是综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就是他“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线索,事物的认识越细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确就是除邪,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在同质的体系中,一旦遇到障碍,就会迅速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

  他在义理、考据、辞章的孔学三门之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

  可以看到,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这样的心志,往往难以耐住琐屑,做事不能精细如发。

  他转学朱子,“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

  对朱子,胡适有过一个评价,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

  他说的改邪归正,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转向“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的世俗学问。

  这就是胡说的“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对“笨”字有种言若有憾、实则喜之的看法:“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说天下事,无论什么,要做成样子,必须有两样,一是规模,一是精熟,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学后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觉得头巾气重。

  因为在我当时的理解里,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之于身的教训,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

  后来才理解没有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是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实在是觉得没劲。

  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

  他说,一辈子从这两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

  学英文时,老师说过一句话,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当时大家笑。

  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

  往年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在军,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写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腕下。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恒”相勉,一起学这个学那个,想着能像老曾说的,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一上来都很兴奋,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这个字是真难。

  难怪老曾说:“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

  没有这个,靠强烈的目的性,靠一时兴起,很快就放弃了。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平处,不在隆处,在污处。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耐得住烦。

  除此无它途。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我问他:“你想过吗?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 他想想说:“没有。”

  我说:“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路就永远没有尽头。

  在这条路上,种下的每一棵树,也许深深植下,却被连根拔起,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像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至于结果如何,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说:

  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运气”这一囊之中,久而弥信。

  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书,信运气”。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爱惜至极,后来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

  体制内的改良者,大都经历过这样的处境,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

  政府觉得你不忠诚,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总是两边都骂你,什么好也落不着。

  临终前两年,处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

  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

  百年来,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他被认为是完人,也被认为是卖国贼,被认为是圣徒,也被认为是刽子手。真与伪是大敌,真却永远两拳空空,无所依恃。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一辈子俭苦无已,随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没有任何精英面目,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

  但就靠一根穷骨头,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代代都有中国人,如梁启超那样,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风之为物”,试图把握它时,像是空无一物,试图钳制它时,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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