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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身体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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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7-4-20 21: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高阳先生以资质、本性、体格、教育、责任感、统驭、应变、私生活、机遇等为标尺,为清朝皇帝打分。光绪排名第六,位列中等。其失分项,主要是体格、应变与机遇。应变一节,我觉得光绪不算差,该评为“中”而非“下”。譬如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太后准备逃亡,光绪则道:“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家非有恶意。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也。”(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随后换上朝服,准备自赴使馆,慈禧不允,强令同行。结合此前光绪对义和团及民气的判断,可知在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大政治事故之后,他从躁进转向沉稳,已经政治成熟,不仅能明辨时势,还能开出药方,并不缺乏应变之才。

  再说机遇,按高阳定义,指“国运及个人得位之机会”。这两点,于光绪而言,都有些不由自主。他被立为皇帝,年仅四岁,不但自己不能作主,就连其父醇亲王奕譞,听说儿子将入承大统,震惊之下,痛哭失声,以至昏厥。至于国运,虽说与当国者相关,不过光绪执政,备受掣肘,大清王朝步入末世,他需承担的责任不该超过三成;况且他处身的时代,正值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势所趋,无人可逆,纵使借他康熙之才、雍正之术,怕也难挽狂澜于既倒。

  有待论析的是体格。在清朝,做皇帝是苦差事,强势如雍正,都会感慨“为君难”。康熙晚年曾公开诉苦,他自八岁继位,现在年近七旬,数十年来“殚竭思虑,耗敝精力,殆非劳苦二字所能尽也”,“古帝王享年不永,书生每致讥评。不知天下事烦,不胜其劳虑也。”故而对皇帝而言,首要具备一副好身体,其体格往往关乎国运。倘若身虚体弱,五劳七伤,哪有足够的精力和心血料理国事呢,还谈什么励精图治、日理万机?更麻烦的是,身体亏空到一定地步,则将殃及生育能力。清朝的皇帝,从咸丰开始,子嗣锐减,至同治、光绪,连一儿半女都没有留下,谁来继承皇位,遂成难题与祸端。要言之,清朝国运之衰微,与皇帝身体之衰微,几乎同时发生,两者之间不能说毫无关系。

  话说清朝皇帝之选拔,一向兼顾身体因素。其主旨是立贤,从未奉行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所以从顺治到宣统,金銮殿上,并无几人是长子;恰因贯彻了立贤的准则,清朝皇帝的能力与政绩,堪称两千年皇权社会之最。说起立贤,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其中一条,便是体格。当年顺治病危,考虑接班人,他本属意皇二子福全,其母孝庄皇太后偏爱皇三子玄烨,双方相持不下,咨询经常出入宫廷的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建议立玄烨,理由是此子体格好,而且已经出痘(天花),今生便可豁免于这一在当时几乎无药可治的恐怖疾病。于是玄烨继位,年号康熙。

  同治十九岁而崩,膝下尚无儿女。去世当天,朝廷议立嗣君,按规矩,同治是载字辈,他的继承人该是溥字辈,有人提议道光皇帝的曾孙,有人提议恭亲王奕訢的儿子,可惜这些人选,都不中慈禧心意。因为倘由溥字辈继位,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与皇帝相隔两代,再无垂帘听政之可能,必须退隐寂寞的深宫,以其年富力强,权力欲之盛,如何能够甘心呢?是以她抛开祖制,力排众议:“文宗(咸丰皇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翁同龢日记》)进而宣布奕譞长子载湉继统,是为光绪。由这一节故事可知,光绪被立为皇帝,并未考虑身体因素,然而,沉重的帝位之于其孱弱的肉身,实属不可承受之重,最终不仅压垮了这个人,还摧毁了这个王朝。

  

  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

  后来慈禧向大臣回忆光绪入宫之时的情形:“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瞿鸿禨《圣德纪略》)这番记载,不无为慈禧辩白、宣扬其慈爱之嫌,不过光绪幼年体弱,气血不足,则是不争的事实。

  光绪自小便怕打雷,一遇雷鸣,往往要钻入他人怀中,以求保护。这固然不能直接推论其胆小如豆,却不妨视之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隐喻。光绪的保护人,一是他的伯母兼姨妈慈禧,二是他的老师翁同龢,慈禧虽是女性,于他却如严父,翁同龢虽是男性,于他却如慈母,甚至一度是他最亲近的人,超过其亲生父母(光绪五岁,翁同龢便开始教他读书,师生之情长达二十载)。然而这二人,一个压抑了他的性格,一个限制了他的格局,一个养他而废他,一个教他而误他,最终都成为了他的敌人。

  慈禧对光绪的抚养,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如慈禧所云:“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另一方面,鉴于对同治的教育失之于宽,对光绪的教育遂趋向于严,慈禧曾下旨,要求服饰光绪的太监必须是老成质朴之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加之慈禧的性情,强梁而严酷,在其威势之下,光绪的成长,鲜有自由与快乐可言,如慈禧喜欢听戏,光绪怕吵,却不得不常常陪侍在侧,锣鼓喧天,于他则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不妨断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宫廷生活,养成了光绪虚弱的身体与更加虚弱的性情。

  翁同龢对光绪的耽误则更深。作为讲究“圣贤义理之学”的士大夫,一来隔膜于实务,二来隔膜于时势,他所教出的学生,大抵是他的克隆品:光绪的空疏与偏执,正与其师一脉相承。以他的才具,置于政坛,只适合担任翰苑之臣,然而凭借光绪的信任,先后掌户部,入军机,“隐持政权”,俨然一国宰相,这不仅使他左支右绌,疲于奔命,于朝政更是得不偿失。甲午战争,他一味主战,误导光绪——光绪也是激烈的主战派,这正基于翁同龢的教育——终使国家跌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更要命的是,以他为首领,集结了一帮激进派文士,后世称之为帝党,即光绪一党,其动机无可非议,却滋生一大恶果:有帝党,则有后党,针锋相对,暗斗明争,导致光绪与慈禧之间的裂痕日渐深化,不可弥补,等到戊戌变法,刀兵相向,两败俱伤。

  这里且说戊戌变法。今人的反思与批判,大都指向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认为他们“卤莽灭裂,轻易猖狂”,毫无行政经验,不知统一战线,以革命的方法搞改革,空洞的政策与强硬的态度,硬生生把改革推向了死地。不过,我们显然忘记了一点政治常识:皇权专制之下,有什么样的皇帝,便有什么的臣子,而非相反。哪怕说康有为们投机,那也取决于光绪的口味。所以说,康有为们的躁进,正折射了光绪的躁进,康有为们的偏执,正折射了光绪的偏执,康有为们的不切实际,正折射了光绪的不切实际。变法失败,光绪的责任并不亚于康有为们,批判后者而遗漏前者,甚至指责后者蛊惑、误导了前者,则落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窠臼,对双方都不公平。

  

  光绪画像

  光绪的躁进,首先是一种时代病。他亲政之后的中国,已经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内忧外患,险象环生,朝野上下有志之士,大都怀有祸迫眉睫、危在旦夕的危机感,激进主义乃是最流行的对策,只是有些人投身改革,有些人献身革命。其次与他的身体不无关系:哪怕时值青春华年,他便已多愁多病,备受神经衰弱、肝病、肾病等困扰,加上国事刺激,郁积了满身虚火,导致性躁、易怒。这些病象,在其生命最后一年,尤为显著,如医生称其“有时肝气大发,愤无所泄恨,以手扭断某太监顶戴,以足跌翻电气灯”,近乎是一种躁狂症,足见十年囚禁岁月对其肉身和心境的戕害。

  戊戌政变之后,光绪的政治生命宣告终结。此后十年,他一直生存于严密监控之下,不仅帝位摇摇欲坠,甚至性命危若累卵。倘若他就此心灰意冷,沦为行尸走肉,倒也未必是什么坏事,然而,偏偏他的见识与敏感更甚早年,偏偏他不能忘情于日渐沉沦的国事,如此一来,只能在痛苦与怨恨之中辗转反侧,在无力与无助之间虚度时光。这正印证了一句话:比“哀莫大于心死”更悲哀的是“哀莫大于心未死”。

  此时光绪手中只余一件武器:时间。毕竟他比慈禧年轻26岁,熬到慈禧死亡,他依然处于壮年,有望东山再起。说起来造化实在弄人,想当年,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他一直在与时间抗衡,争分夺秒;到头来,所能依赖的唯有时间。当然,老辣如慈禧,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她控制不了时间,却可控制光绪的身体。当身体毁坏,时间还有什么意义呢?由此,身体与政治的关系呈现了最残忍的一面:对政治人物而言,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还是改革的本钱,甚至是所有政治斗争的本钱,有时,政治斗争的决胜因素,不是比谁实力更强,而是看谁活得更长。光绪一生最大失败,无疑便是本钱不足。

  2017年2月22日

  供《中国经营报》

羽戈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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