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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奇闻:吃大米吃死的日军,比阵亡的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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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野史也是史

  

  甲午战争,是颠覆了中日两个国家国运的一场战争,也是一场令中国人深感耻辱的战争,在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强大舰队,在总兵力明显高于侵略者的情况下,大清国的海陆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当时的中国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

  

  根据历料整理,在整场战争中,清政府在全国动员的兵力近一百万,实际参战兵力约20万,日方的估算是清军死伤3.6万人左右,这个数据不知道准确度多高,因为清政府当时没有靠谱的统计。日本对于自己参战情况统计的很细致清晰,日军在国内总共动员了兵力24万人,其中有17.5万先后出征朝鲜、大陆和台湾,另有保障后勤的民夫15.4万。

  

  日军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死亡13488人,有超过1.2万人是死于疾病,病死的人占到了死亡总数的83%之多。也就是说,我威武的大清陆海军击毙的日本侵略军大约只有疾病杀死日军的十分之一,只有1132名日军属于阵亡和负伤死亡。如果刨掉乙未抗战时台湾义军消灭的三百多日军,再扣除因作战负伤住院死亡的三百多日军,清政府陆海军在朝鲜和大陆的战场上直接消灭的日军只有四百多人。

  那这些因为疾病而死的日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战争中较大的减员并不是战斗减员,而是因为各种疾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造成非战斗减员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军队技术条件和后勤保障体系的制约,尤其是军事医疗保障体系的制约。

  甲午战争中,日本可谓是举全国之力,按照西方最先进的军制体系建立,在广岛设立了大本营,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战争决策速度,武装力量动员速度,部队机动速度都远远快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后勤体系方面,日军设立了兵站总监部和管理部,负责陆军的后勤,管理各地的兵站,野战部队的物资供应、运输、通讯、卫生医疗等事宜。

  

  但由于当时医疗理论和技术的限制,疫病仍然给日军造成极大损害。在甲午战争中,日军死亡最多的病因是霍乱,开战前日本就已经发生了局部霍乱,很多奉召参战的军人已经患病,在广岛大本营集结期间,进一步加剧了传染。有8481人因霍乱失去战斗力,其中死亡高达5211人。

  日军因病死亡,数量位居第二的疾病,令人感到很好笑。这个病居然是脚气,在战争中,有3万名日军患有脚气病,死了1800人。

  

  这里的脚气,并非我们平常看到的真菌感染引起的那种足癣,而是指脚气病。脚气病是一种缺乏B族维生素导致的疾病,症状为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胸腹腔及下肢水肿、膝跳反射消失等等,严重时会引起“脚气病性心脏病”,心律不齐、心包水肿而导致死亡。在日本明治末年,因脚气病每年导致六千到一万六千人死亡,与肺结核并称当时日本的两大“国民病”。

  脚气病死亡众多跟日本人对大米的狂热爱好有关。当时日本的经济资源并不发达,普通老百姓的饮食很粗糙,只有贵族和武士常吃精制大米。而为了突出军国主义,日军军队的军粮供应却以精米为主,很多参军的平民主要愿望就是能吃上精米。由于精米缺乏B族维生素,长期以精米为主食很容易患上脚气病,这对于食物来源广泛,可以随时补充维生素的现代人没什么,但对于只吃大米的日本人就是致命的。

  

  日军大面积患脚气病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军人只吃精米,很少吃杂粮,加之战时补给条件差,其他副食替代维生素来源不足的缘故。军官得脚气病的少,士兵最多。因为当时日军主食直接发放大米,副食以菜金形式发放到个人手中,再交给连队的经理(后勤)军官。日军当兵的多为贫苦平民出身,为省下菜金补贴家用,就拼命吃精米,菜金只缴纳最基本金额,买一点盐和味噌等调味品,导致大面积的营养缺失。而军官薪金较高,单独开伙,副食比较丰盛,患上脚气病的就比较少。

  

  脚气病困扰了日军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辛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多场战争。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参战的日军有近2万人,其中战死只有300多,受伤900多,因患脚气病失去战斗力的就有2300多人。尽管那时候的日军已经建立了近代的军队医疗防疫体系和后勤体系,但是由于是初出茅庐,没有实际经验,各方面和很菜鸟,所以造成如此大规模的非战斗减员。

  从丰臣秀吉时代到甲午战争,日本军队的饮食都非常简单,主要就是稻米,调味的味增和盐。每天的口粮大约是白米700克(做成米饭大约三斤) ,一勺盐,两勺味增,以及其他调味料,肉类蔬菜副食很少。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很少就地征粮,主要靠后方前送,步兵一般随身携带2天分量的口粮维生,口粮成分是:大米,食盐,咸梅干。做成饭以后是下图这样的,因为很像日本国旗,这后来被称为日之丸便当。

  

  日本海军则较少爆发脚气病。甲午战争中,时任日本海军医务局副局长的高森兼宽发现脚气病与单调饮食有关。高木兼寛参考了海军强国英国的做法,试图改善军中的伙食。一开始提倡在海军推行西餐饮食,但日本人并不习惯进食西式的蔬菜炖肉与面包。

  

  因此高森兼宽发明了咖喱饭。在咖喱味的蔬菜炖肉内加上小麦粉制成糊状,再配上米饭后,日本海军的咖喱饭从此诞生。这种海军咖喱与印度风味的咖哩完全是两回事,除了加上小麦粉糊以外还加入其他配料,糊状咖喱就算在摇动船上的也不用担心溅出盘子,再加上大米以后可以说是绝妙的配搭。

  

  这种咖喱饭在制作上比较简单,肉类及蔬菜的营养很平衡,日本海军将这个做法收录于《海军割烹术参考书》,成为日本海军的一道传统饮食。至今日本海上自卫队还保留有星期五吃咖喱饭的习惯。

  

  海军咖喱饭、麦饭混合以及肉菜搭配的措施,使得日本海军水兵脚气病患病率大幅度降低。不少陆军军医目睹海军实施伙食改良后成功抑制脚气病,也开始酝酿饮食改革。但遭到陆军顽固派和医学权威的压制,日本近代文学三大文豪之一的森鸥外,在日本并吞台湾之初,调任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长,他坚信脚气病源细菌说,大肆抨击食物说,拒陆军采纳米麦混食,斥责海军的洋食运动为毫无科学根据的鲁莽举动,甚至严厉指控主导海军伙食改革的高木兼宽,严禁陆军部队擅自提供米麦混食。结果入侵台湾的近两万五千名日军,一万七千人患上脚气病,一千余人病死。

  

  眼见事态急迫,日本陆军才开始准许米麦混合的伙食,要求在陆军主粮精米中掺入30%的糙米,同时增加副食供应量。日本陆军不使用海军的咖喱,将肉类做成一种传统风味的罐头——“大和煮”,加入砂糖、酱油和姜炖制而成。日军早期军用罐头一般是牛肉大和煮(250克/罐),甲午战争期间还用小鰛鲸的瘦肉作出鲸肉大和煮。一战时期大和煮规格改为150克/罐,一直持续到二战。

  

  从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到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历时8个月,大清国的军队从海上打到陆上,从朝鲜一路转进到东北,丢了东亚第一大军事要塞旅顺,丢了东亚第一大军港威海卫,光陆军就参战20万以上,这么“英勇奋战”,最后才击毙700名日军。

  清军杀死的日军,还没有吃大米吃死的日军多!

  附文: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败给日本的真正原因,邓世昌究竟是怎么死的?

  根据史料记载,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北洋舰队之所以会战败,是因为炮弹准备不足,但是当时朝廷已经拔给北洋海军最少3000枚炮弹,按理说战斗再怎么激烈,这批炮弹也是绝对够用的,那么这批炮弹后来又去了哪里呢?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李鸿章。李鸿章认为我们的舰队可能打不过日本海军,但是这支舰队的船只要在,日本人就不敢在海上无所忌惮的行动,更不敢运兵到天津大沽口登陆去打北京。他的想法是能不打尽量不要打,而为了避免开战,他曾对当时的水师提督丁汝昌特别交待,舰船出海时,尽量少带弹药,以免日本人误会,这应该就是丁汝昌备战不足的主要原因。

  

  当时丁汝昌其实已经嗅到战争的味道,那他为什么还要一味地对李鸿章言听计从不知变通呢?这里面也是有原因的,首先他的水师提督是李鸿章提拔的,李鸿章对他有知遇之恩,其次,李鸿章身兼北洋大臣,是他的顶头上司,第三,丁汝昌不久前曾被人参劾而被光绪帝革了职,是在李鸿章的帮助下才官复原职的。所以当时的丁汝昌不得不谨小慎微,对李中堂唯命是从。

  

  而邓世昌最后有没有开致远舰去撞日军的吉野号?一直以来各学者争论不休,有的人认为有,有的认为没有,直到2007年才最终有了定论。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一封日军海军人员写给法国军舰设计师白劳易的信。当年的日本海军包括旗舰松岛号在内一共三艘主力舰是由白劳易主持设计的,这封信是黄海大战结束后日本海军向他说明这三艘舰在战斗中的情况,为他以后改良设计提供参考,这封信里面就提到了致远号沉没的情况。

  

  信里是这样说的,下午2点30分左右,致远后部起火,3时许向右舷倾斜,其左侧螺旋桨之一半在水面上旋转,犹继续前行。下午3时30分许,向右倾覆沉没。由此可以看出,邓世昌的英雄事迹也得到日方史料的佐证,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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