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反思六四：赵紫阳政治幼稚

　　

　　1989年“六四”事件中”，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15年，于2005年逝世。当时，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发表长文《悲情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予以悼念。在《赵紫阳的局限性》一节中，刘晓波指出，在大陆的体制下，赵紫阳所实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要有邓小平的背后支持才可能进行，这既是他成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剧的最后根源。赵紫阳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说对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的不重视，以及他喜欢张扬的个性，则是他的悲剧的次要原因。

　　

　　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在温家宝陪同下在天安门广场对绝食学生发表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图源：Getty）

　　赵紫阳的局限性

　　在大陆的体制下，赵紫阳所实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要有邓小平的背后支持才可能进行，这既是他成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剧的最后根源。赵紫阳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说对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的不重视，以及他喜欢张扬的个性，则是他的悲剧的次要原因。

　　1、急于求成的心理和过于张扬的个性赵紫阳的最大悲剧在于：既要借助邓的权威来排除党内高层的阻力，又要屈从于邓的太上皇嗜好和独裁体制的惯性而随时自我收敛。然而，赵紫阳毕竟不太像中共体制下的政客，而更像大变革时代急于求成的政治家，他喜欢公开化和透明的个性，在其他政治制度下无疑是优秀的为政之德，但在中共体制下就会变成张扬或傲慢，遂使他最终难为邓小平所容。

　　赵紫阳的急于求成，表现在经济改革上，是他在时机还不成熟之时，就全力执行邓小平的硬闯物价关的决策，过早提出“加入国际大循环”，导致了党内和社会的普遍不满；表现在高层权力斗争中，他在不该韬晦时韬晦（胡耀邦下台问题上），在应该韬晦时又不韬晦（十三大他刚刚出任总书记之后），他没有把胡耀邦的命运作为前车之鉴，从中汲取教训。他对其幕僚提出“新权威主义”，对明显带有把他塑造成新权威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及其“走向蓝色文明”的价值取向的公开肯定，在中共体制下皆是犯忌的行为，很容易被心怀叵测的阴谋家所利用。而此时，正值他个人处在十三大刚结束后的权力峰巅，境外媒体又把“新权威主义”和《河殇》解读为“拥赵倒邓”，自然会引起邓小平等元老的猜忌。

　　虽然，据当时的“新权威主义”的主要提出者吴稼祥先生记述，在“新权威主义”正式出台之前，赵紫阳就征求过邓小平的意见并得到了邓的首肯（参见：吴稼祥的《走卒随笔》），然而，中共的传统是独裁者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臧否，但其他人却不能轻易表态，特别是处于接班人地位的人说出同样的话，就会被太上皇怀疑为“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在这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没有实质性区别。只不过，毛泽东对终生权力贪恋基本上是言行一致的，而邓小平对终生权力的贪恋是言行不一的。像晚年的毛泽东一样，正是邓对自己权力的贪恋导致他对周围人的病态敏感，无论真的权力挑战是否存在，只要他主观认定了来自接班人的某种威胁、哪怕是因过渡恐惧而自我虚构的威胁，翻云覆雨就是他的政治权谋的必然。

　　所以，无论赵紫阳在内心深处是否肯定自己已经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向邓的权威进行挑战，这样明显的政治信息都会被邓视为权力挑战，肯定要招致邓小平的不满，为早已对他不满的保守派提供得心应手的口实，也为他自己后来的下台做了铺垫。在此意义上，从政治智慧的角度讲，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在太上皇还牢牢控制着最高权力之时就锋芒毕露，是有政治幼稚病之嫌。在极权制度转型期的现实中，没有足够的政治韬晦修养（耐心）是无法成就划时代的伟业的。在这点上，与结束了前苏联的极权体制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比，胡、赵二人既缺乏戈氏的韬光养晦之耐心，在最高权力没有到手之前就已经锋芒毕露；也缺乏叶利钦身处政治逆境时的政治气魄，在下台后又过于洁身自好和沉默寡言。

　　2、官僚习性葬送了八九运动提供的大好时机八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比，二者之间最大不同有三：首先是在运动的动员规模和政治诉求上，“八九”都远远走在“五四”前面，五四的主要诉求是“民族主义”性的，而八九的主要诉求是“民主主义”性的。其次是执政集团对社会控制程度的巨大差异，五四时期的军阀政权无力对全社会实施全面的严格控制，而八九时期的中共政权则牢牢控制着全社会的主要资源。再次是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完全不同：五四时期的世界动荡不安，中国的四周充满了紧迫的威胁；而八九时期的世界基本是和平的，中国的外在环境正在向越来越友善的方向变化。

　　可以说，八九时期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利于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大规模动员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政府控制力仍然很强和友善的国际环境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基本保证。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进行可控制的社会变革，在政权内有身居要职的开明派，在精英界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人士，在民众方面又有已经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支持，三者同时具备的有利条件，可谓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前所未见，使大规模的民间自发运动不会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的混乱。如果这三者之间保持着必要的观念上、信息上的沟通和策略上、行动上的合作，其结果肯定会比缺乏控制的社会更积极。或者说，如果党内开明派能够把握时机、比较好地处理了运动的每一环节，自下而上的民意支持和自上而下的善意应对，完全能够在基本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开创出中国走向自由社会的新局面。

　　大多数人皆承认，中国大陆完成社会转型的代价最小的方式，显然是在强大民意支持下的执政党主动推进政治改革，形成民众、社会精英阶层与执政党内开明派之间的良性互动，以避免人为隔骇造成某一方做出单方面的错误判断。而在政治改革风头正盛的八十年代，体制内外确实有一股巨大的合力推动着政治改革。当时，以胡、赵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与自由知识界和民众之间，在总体立场上有着基本共识。而八九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运动的全过程中，种种复杂的人为阻力，使学生组织、知识界自由派和党内开明派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互动与合作。

　　事实上，在此之前，党内开明派并不是对出现大规模民间运动全无准备。据在六四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的赵紫阳智囊们中的一些人说，在1988年下半年，赵紫阳的智囊们已经预见到中国可能出现自发的大规模民间运动，并制定了在大规模民间运动还未出现之前就开始实施积极的对话和沟通的应对策略，以防止不可控制的街头政治的出现。但是，这种主动沟通、对话的策略却被莫名其妙地搁置了。在八九运动开始时，甚至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呈请愿书，不但在当场没有得到官方的善意回应，而且在之后也没有启动对话、沟通机制，反而弄出个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的“4·26社论”，致使运动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4·27大游行”。

　　这之后，官方才开始被迫实施对话策略。但是，第一次对话，官方派出的袁木、何东昌等保守派官僚，摆出教训晚辈的权力傲慢姿态，除了就事论事的敷衍诡辩和教训学生之外，那场对话再无任何实质性内容。后来，党内保守派顽固坚持“4·26社论”的定性，再次导致运动升级为“5·13”群体大绝食，党内开明派才为了控制冲突升级和事态扩大，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苏峰会，派出开明的阎明复与民间进行极有限的实质性对话。另一次有点实质内容的对话，是在新闻界因对“4·26社论”的强烈不满而组织了5月4日的大游行、并向新闻出版署递交要求新闻自由的请愿信之后，胡启立才于5月11日到《中国青年报》召开了一个关于新闻改革的座谈会。

　　1989年5月13日晚，阎明复在统战部主持了官民对话会。遗憾的是，阎明复并不是决策者，他出面召集对话是奉命行事，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极为现实、明确：要求学生在戈尔巴乔夫到京前撤离广场。显然，由于长期以来官方对民意的忽视、不尊重，对民间异见进行迫害与镇压，更由于此前袁木等人出面的对话，给学生们留下了过于恶劣的印象。这种主要由官方制造的人为隔膜，使民间缺乏对官方的起码信任。何况，大绝食开始之后，官方主动与民间的沟通以及对话，既是极端实用主义的又是不平等的。这种对话，即便由阎明复这样的开明人物出面主持，即便在现场说服了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用当晚王军涛发言时的话说就是：“阎部长的真诚感动了上帝”）。

　　当然，阎明复在对话中无法满足学生的合情合理的要求，与开明派在党内的实力不够强大有关，但也不能否认，即便是党内开明派也无法摆脱“官权”高于“民权”、长官意志主宰民意的官本位传统。首先，此次对话的目的不是出于解决官民对立的问题，而主要是为了戈尔巴乔夫访华问题的实用目的；其次，对话的基础不是出于对民意的真正尊重，而更多是官方居高临下的要求；再次，对话的方式不是双方平等协商的妥协式合作（学生的要求没有一个得到了实质性满足和兑现），即便在阎明复的回应中有一定的妥协，也带有自上而下的恩赐性质；所以，在当时的气氛下，官民双方不可能产生有效的良性互动，就带有必然性。

　　在此意义上，即便八十年代是党内开明派和社会上的自由派的蜜月期，也无法抓住八九运动提供的大好时机，善意地引导支持改革的民意，将官民两种改革力量发展成良性互动的共识。

　　不可否认，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在党内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也已经是中共历任党魁中的极限。但是，同样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长期政治传统和中共几十年的垄断性特权地位，已经养成了执政者居高临下的“父母官”人格，即便开明和肯倾听异见如赵紫阳者，也不习惯于放下执政者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态面对民意。如果党内开明派从运动的一开始，就不是只在党内力争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某种方式保持与学运、知识界之间的信息沟通和策略共享，其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同。比如，在赵紫阳发表“亚银会议讲话”之前，通过某种渠道向学生充分解释党内开明派的意图，而不是在党内斗争失败、赵自己的政治悲剧命运已经决定之后才亲赴广场，大概就不会有运动走向大绝食的升级，支持党内开明派的民间运动，也不会起到所谓的“帮倒忙”作用。在此意义上，“帮倒忙”的决不是学生们，而恰恰是开明派及其幕僚自身。

　　以六四的血腥悲剧结局而落幕的八九运动，真正证明的：不是学生的不成熟和特权意识，而是党内开明派的不成熟和特权习惯；不是学生们的居功自傲、盲目轻率，而是自由知识界的名流意识和盲目轻率；不是学生们幼稚的英雄主义和非理性激进，而是自由知识界懦弱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严格的讲，八九运动的失败，不是学生及广大民众的失败，因为他们已经为这个社会提供了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民意基础，他们做的最多、付出的鲜血也最多，而是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的整体失败，因为他们没能有效地珍惜和利用这宝贵的民意资源。

　　尽管如此，中共用刺刀戳穿了年轻的身体，同时刺刀尖也翻转地刺向政权合法性的心脏。年轻学子们用鲜血积累起来的道义资源，仍然是我们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最大资本；中共政权的野蛮镇压，仍然是执政党不能不加以正视的难以愈合的伤口，它的阵发性疼痛将继续令这个表面稳定的政权不时地抽搐。

　　八九运动给中华民族的最大启示：无论是处理偶发性的棘手事件，还是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一味对抗，致使本来温和的矛盾不断升级，直至达到双方在心理上（因为现实往往并非如此，而是人为的内心恐惧使然）的毫无退路的激化状态，然后动用强制力甚至暴力暂时解决问题，不仅在道义上是野蛮的，更是在实际效益上代价最大的方式，而且其效果往往是本末倒置的，对具有道义性合法性的被镇压者如此，对失去道义合法性的镇压者更是如此。而在大陆中国，民间与执政者的冲突，无论是对抗的产生、激化，还是解决冲突的方式的粗暴和野蛮，其责任主要应由制度本身的暴虐性来负。

　　八十年代的年轻大学生们，曾经为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提供了绝佳的民间舞台和百年不遇的历史时机，但是，由于长着胡子的人们的整体不成熟和懦弱，使年轻生命所付出的代价和提供的时机至今没有结成正果。中国人还会有这样百年不遇的时机吗？还会有八九运动那样有序而理性的民众运动吗？如果有，但愿长胡子的人们能做的好些！